在农业时代，粮食是最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所以古人重视调节粮食价格，以实现各阶层利益均平。据《越绝书·越绝计倪内经第五》载，越王勾践曾问计然，为何在丰收之年，仍会有贫困乞讨的人呢？计然回答说，这是因为人的天性就不一样，正如同母异父之人，一举一动都不同一样，所以由于各种原因有些人会陷入贫困，关键在于维系社会各阶层利益的整体平衡。于是计然提出了他有名的平籴理论，就是开官市，使买入粮食的价格最高不能超过石米八十，最低不能低于石米三十。这样，社会上两个主要阶层农夫与商人的利益就均衡了。（原文：越王曰：“善。今岁比熟，尚有贫乞者，何也？”计倪（即计然——笔者注）对曰：“是故不等，犹同母之人，异父之子，动作不同术，贫富故不等。如此者，积负于人，不能救其前后。志意侵下，作务日给，非有道术，又无上赐，贫乞故长久。”越王曰：“善。大夫佚同、苦成，尝与孤议于会稽石室，孤非其言也。今大夫言独与孤比，请遂受教焉。”计倪曰：“籴石二十则伤农，九十则病末。农伤则草木不辟，末病则货不出。故籴高不过八十，下不过三十，农末俱利矣。故古之治邦者本之，货物官市开而至。” 越王曰：“善。”）

轻重之术实现百姓均平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反对商人参政，自然资源国有，对富人收重税，财政转移支付等等。《管子》一书对于人类生产生活必须的木材十分重视，并主张森林国有，认为这是去兼并，实现百姓均平的重要方面。《管子·轻重甲第八十》引管子言曰：“故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山林、菹泽、草莱者，薪蒸之所出，牺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籍之，因此给之。”这是说，为人君主而不能严格控制其山林、沼泽和草地，也是不能成就王业的。因为山林、沼泽和草地是出产柴薪的地方，也是出产牛羊等祭祀用物的地方。所以，应当让百姓到那里去开发，去追捕渔猎，然后由政府作价卖给他们。

除了森林国营，《管子》的作者还主张按纳税人的实际承受能力收取木材使用税，使富者纳税多，贫者纳税少，以求百姓均平。《管子·山国轨第七十四》的作者写道，免除田赋，收税于山林资源。富户厚葬者出高价，小户薄葬者出低价；富户盖好房子出高价，贫户盖小房子出低价。君主设立统计制度于国内，就像使用绳索一样控制人民的贫富。（原文：去其田赋，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亲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亲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宫室者服重租，小家为室庐者服小租。上立轨于国，民之贫富，如加之以绳。）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古典经济学轻重之术讲的平衡包括人类社会与自然间的平衡，这就要求节制消费，取民有度。今天西方泛滥的消费主义看不到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其已经到了威胁人类整体生存的地步，反观轻重之术的思想，我们不得不三思。

《管子·权修第三》的作者在强调人力物力的有限性之后，警告统治者要节制消费，否则即使国家地大物博也是极其危险的。上面说，土地生产财富受时节的限制，人民花费劳力有疲倦的时候，但是人君的欲望则是无止境的。以“生财有时”的土地和“用力有倦”的人民来供养欲望无穷的君主，这中间若没有一个合理的限度，上下之间就会互相怨恨。于是臣杀其君，子杀其父的现象产生了。因此，对人民征收有度，消费又有节制的，国家虽小也一定安宁；对人民征收无度，消费没有节制的，国家虽大也一定危亡。（原文：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是以臣有杀其君，子有杀其父者矣。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

《管子·权修第三》也指出节制消费是政治稳定的基础，这与今天许多人将刺激消费，经济增长作为政权合法性、政治稳定的基础完全不同。上面说，土地开辟了，而国家仍然贫穷，那是君主的舟车过于豪华、楼台亭阁过多的原故。赏罚信实而兵力仍然薄弱，那是轻易兴师动众、使民过劳的原故。因为，舟车豪华，楼台亭阁过多，就会使赋税繁重；轻易兴师动众，使民过劳，就造成民力枯竭。赋税繁重则人民怨恨朝廷，民力枯竭则政令无法推行。人民怨恨，政令不行，而求敌国不来侵略，那是办不到的。（原文：地辟而国贫者，舟舆饰、台榭广也；赏罚信而兵弱者，轻用众、使民劳也。舟车饰、台榭广，则赋敛厚矣；轻用众、使民劳，则民力竭矣。赋敛厚，则下怨上矣；民力竭，则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敌之勿谋己，不可得也。）

 “舟舆饰、台榭广”，必然浪费大量人力物力资源，而像重要建设材料树木，需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成材，所以绝对不可随意采伐，更不能像现代西方政府一样在保护本国森林的同时去砍伐别国的热带雨林。所以要实现自然与人类间的动态平衡，还要学习轻重之术，从消费入手，这才是治本之策。

（本文摘自翟玉忠《国富新论：中国经济学轻重之术》，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