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是人类最早进入农业时代的文明之一。考古资料证实，距今约一万年前，中国就进入了农业时代。

农业生产强烈依赖于天时，这客观上促进了天文历法的发展。天文历法与人文农事相辅相成，铸就是中国人由天文（天道）推演人事，顺天时以行政令的思维定势。用《管子·五行第四十一》上的话说就是：“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 

这种天人合一的思维定势反映到政治经济领域，就是月令体系。月令体系可以上溯到七八千年前的伏羲时代，到春秋战国时代已经成熟，《逸周书》《礼记》《吕氏春秋》中都有相对完备的月令。萧放先生指出：“月令是包括社会各阶层均需遵守的律令，当然它最主要的是服务于社会上层活动的需要，以及从治政者的角度对社会进行规范和指导。月令是时间进程的政令性叙述，这种叙述传统历代相沿，一直到明清时期仍有存留，当然它的地位、性质均发生了重大变化。”【1】

《管子》诸篇中，有大量强调“务时而寄政”（《管子·四时第四十》）的章节。《巨乘马第六十八》开篇就讲按照自然季节生产的重要意义。文中从国家经济计划的角度，论及违背农时的可怕后果时，甚至将之等同于“内战”。上面引管子言曰：“冬至后六十天地面解冻，到七十五天地下解冻。地下解冻才可以种谷，过冬至一百天就不能再种，所以春耕春种必须在二十五天内完成。现在君上修建扶台，国内五方的民众都来服役。一直过了春天您还不下令停止工程，百姓就失去了春耕二十五天的时机，全国五方之地就成为废弃之地了。征发一人的徭役，百亩地不得耕种；征发十人，千亩不得耕种；征发百人，万亩不得耕种；征发千人，十万亩不得耕种。春季已失去了那个‘二十五天’，夏天又再来征发徭役，这就是春天误了种地，夏天误了耘苗，秋天再无休止地征发，这就等于粮食、土地不断地丧失。种谷既已延误了农时，君上的官吏又在不停地征税，农民吃用粮食通常只是收成的一半，现今则被君主拿去了九成。此外，官吏收税还要求交纳现钱。这些便是暴乱之所由起和刑罚增加的原因。如随之以暴力镇压，就要发生‘内战’了。”（原文：日至六十日而阳冻释，七十五日而阴冻释。阴冻释而秇稷，百日不秇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内耳也。今君立扶台，五衢之众皆作。君过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则五衢之内阻弃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亩不举；起十人之繇，千亩不举；起百人之繇，万亩不举；起千人之繇，十万亩不举。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无止，此之谓谷地数亡。谷失于时，君之衡藉而无止，民食什伍之谷，则君已籍九矣，有衡求币焉，此盗暴之所以起，刑罚之所以众也。随之以暴，谓之内战。）

对天文历法的重视，使华夏文明很早就脱离了宗教神话的影响。我们的先贤相信自然秩序、而不是超自然的上帝才是真理之源。所以华夏文化在处理经济问题时，总是将生态秩序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像西方文明一样用工业化持续、大规模生产的办法征服自然。尽管今天的西方文明也把环境问题看得十分重要，学蒙昧的印第安人大讲“地球母亲”，但从整体上讲，他们至今仍然用资本主义资本至上的原则，而不是自然原则组织经济生活。

我们的先人是何时脱离神话的影响过渡到自然主义世界观的呢？据甲骨文记录，这一转变最明显地发生在商朝末年，当时祖先不再是恐怖的、需要用各种宗教仪式安抚的对象，他们变成了值得尊敬的、会赐福子孙的灵魂。日本学者伊腾道治总结第三期后半期、第四期卜辞（大致相当于公元前12世纪中叶以后）内容特点时说：“这一时期，祖先是在另一个与活人相同的世界里生活的；同时，与祖先时代相比，人们更明确地意识到祖先是赐福于子孙的，从而确立了祖先崇拜。”【2】

这一转变是重要的，它表明在神话中人性的因素正在加强，那种通过祭祀占卜将人类的命运委于神权的时代终将结束。《逸周书·文酌解第四》的作者在总结周文王的行事特点时，尽管仍然主张尊敬神灵，但已经将卜筮降到了无足轻重的地位，指出占筮不吉也要善其所为，龟卜虽吉也要想到凶危。

周穆王的史官在记述前朝诸国败亡的原因与教训时，单列出古国玄都氏的重视鬼神、不重人才、相信占卜、重用神巫治国而灭亡。这里迷信鬼神、卜筮已遭公开谴责。（《逸周书·史记解第六十一》原文：昔者玄都贤鬼道，废人事天，谋臣不用，龟策是从，神巫用国，哲士在外，玄都以亡。）

西周末年，当芮伯良夫向厉王进谏的时候，已经屡屡讲“道”。《逸周书·芮良夫解第六十三》上面说：“我小臣良夫叩头谨告天子，作为百姓的父母，只要尽到他的职责道义，远方人没有不服从的。如果不讲道义，身边的臣妾也会背离。百姓归向恩德。有德百姓会拥戴，无德百姓就仇恨。这句话真实地应验在此前不远。商纣王不改夏王桀的残暴，因此才会败亡而有我们周朝。”（原文：予小臣良夫，稽道谋告，天子惟民父母，致厥道，无远不服，无道，左右臣妾乃违。民归于德，德则民戴，否则民雠。兹言允效与前不远。商纣不道，夏桀之虐肆无有家。）

在西周以后中国人的心目中，不仅政治生活要讲道，经济生活也要讲道，并发展出了完备的按时节安排生产的法规体系（即月令）和经济管理体系。政治经济的自然之道包括以下三方面：按照自然生产的周期进行生产，顺时取物；维护生态持续的生产能力，蓄足功用；节制消费和资本，用之有节。

注释：

【1】萧放：《〈月令〉记述与王官之时》，《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12月号。

【2】伊腾道治：《中国古代王朝的形成——以出土资料为主的殷周史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7页。

（本文摘自翟玉忠《国富新论：中国经济学轻重之术》，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