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百年来，科学以自然女神的信使自居，它常常靠权威垄断一切，蔑视一切。

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1922-1996年）在其代表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1962年），阐述了科学范式的存在及其特征，在理论上将科学推下了自然的神坛。

库恩指出，科学理论不像一般人所理解的那样是能被经验证实或证伪的个别命题的集合，而是由许多相互联系、彼此影响的命题和原理组成的系统整体，库恩将之作范式。范式是某一科学共同体在长期探索、教育和训练中形成的共同信念，这种信念规定了他们共同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思路，为他们提供了考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共同方法，从而形成为该学科的一种共同传统，并为其发展确定了共同方向。 

请注意，科学范式不仅被证据和推理所支撑，而且还被各种个人偏好，偏见，政治因素等人为因素左右。也就是说，科学范式代表着某一科学共同体所共同持有的关于自然的价值判断，而这一价值判断并非只来自实验证据。库恩认识到，科学范式会变成阻碍科学进步的力量，有时新的实验证据无论多么令人信服，也很难让科学家改变自己的思想定势。

哈佛大学医学院细胞生物学教授斯蒂芬·罗思曼（Stephen Rothman）似乎比一般人更能理解科学范式的本质，他在《还原论的局限——来自活细胞的训诫》（Lessons　from　the　living　cell：The　limits　of　reductionism，2001年）一书前言中写道：

就其最广泛的意义来看，而且无论为善还是为恶，科学总被认为是一种收集和解释关于自然事实的理性的、无偏见的、客观的工具，由此，它提供一种关于自然属性明晰而严密的认识，并最终试图以此控制它们……对科学的上述理解，只是一种思维理想化的结果。当刚刚步入科学领域的研究生第一次学着开展并解释他们自己的实验时，便马上会直接面对科学的真实世界。他们会发现，科学事实中是可塑而又不确定的，而且并非总是无可争议的；在很多情形下，与其说科学对事实的解释是在运用着严密的理性逻辑，毋宁说是在提供着某种意见。【1】

如该书书名所显示的那样，斯蒂芬·罗思曼博士是从对西方学术的痼疾——还原论的批判开始的——政治学中，西方学术将社会还原为具有充分判断力的理性选民；经济学中，西方学术将社会还原为能够理性决策的经济人。大量研究表明，现实中所谓的理性选民和理性经济人根本不存在。 

自然科学还原论认为整体没有超越其构成部分的特性。诚如笛卡尔所强调的那样，如果一件事物过于复杂，以至一下子难以解决，那么就可以将它分解成一些足够小的问题，分别加以分析，然后再将它们组合在一起，就能获得对复杂事物的完整、准确的认识。笛卡尔忘了，“白马非马”，白马不等于马，“部分之整体（和）非整体”。 

今天我们知道，还原论研究思路常常导致错误的结果。研究显示，某些细胞因子在生物体外能显示与生物体内相反的特性。一个著名的例子是：IL-2是一种免疫细胞活化后产生的细胞因子，纯化的IL-2在体外可以刺激T细胞生长，故也被称为T细胞生长因子。科学家利用基因敲除技术去除小鼠基因组中的IL-2基因后，小鼠因此丧失了产生IL-2的能力。按还原论的逻辑，这种小鼠T细胞的数量与功能将大大下降。但结果完全相反，IL-2基因敲除的小鼠表现为T淋巴细胞大量增殖，淋巴结肿大，并表现出明显的自身免疫病症状。显而易见，IL-2在体内具有促进T细胞死亡的功能，而在体外则会刺激T细胞生长。 

罗思曼博士特别提出了“强微观还原论”这一概念，他指出：

这种强形式的微观还原论所强调的是，我们能根据事物的潜在结构——它们的基本组成部分——的全面知识，来达至对所有现象的理解。的确，以此观点看来，强微观还原论才是我们获得精确认识的惟一途径。它意味着，所有关于较大客体的事情，都能够归因于它们的组成部分。换言之，客观事物的整体及其任何方面，完全是由它的基本组成部分为构成原因的，或由这一基本组成部分所引发的。【2】 

书中，罗思曼博士举了一个由强微观还原论而产生严重问题的案例，关于蛋白质分子传输的囊泡理论。如罗思曼博士指出的，这个今天在细胞生物学中居基础地位的理论，“其实是一种自明原理与猜测、假说与理论、偏见与信仰、方法与证据交织在一起的奇异混合物”。【3】

囊泡理论是将名与实混淆后产生的，罗思曼博士称之为“本末倒置”的归纳法，即认为功能可以从结构中推演出来，囊泡理论也因此被认为解剖学证据证明为真，事实上在电子显微镜下解剖学提供的只是静态的几何图形，与大自然动态的真实事件完全是两回事。因为“白马非马”“死人非人”“切片的细胞非细胞”，西方医学和生物学建立在解剖刀下的死人（细胞）基础之上，中医则建立在活生生的人的基础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医方法在逻辑上更加可靠、精准。 

罗思曼过一步解释道：

科研论文的作者往往把读者引导到电子显微镜的静态几何图形之中，却大谈着正在动态发生的事件。就事实而论，那些研究者根本不知道确否出现过任何事件——而且毫无疑问：在电子显微镜照片拍摄之时，什么都不曾发生。人们甚至不能得出结论说：如果事情发生了，那么它们将看上去就是这么回事。囊泡理论的动态本质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表现为一种人工赝像。亦即，那不过是科学家以动态性的功能性术语解释静态性结构证据的一种假说而已……我一直在论证：“本末倒置”的归纳法，是科学研究中强微观还原论的原则，它不可避免地导致假说与证据的混淆。【4】

尽管已经有太多的实验证据支持罗思曼博士的蛋白质分子膜传输理论，然而在科学界，没有任何量化证据的囊泡理论却仍居支配性的范式地位。

这里，人类的伟大想象力——理论、假设和模型与关于自然现实证据的界线模糊了，剩下的只有权威。在《还原论的局限：来自活细胞的训诫》一书的结尾，罗思曼博士强调了强微观还原论原则的负面作用：

强微观还原论原则不仅对于描述生命是不充分的，并且严重地限制了和约束着在其旗帜下所从事的科学研究活动，从而为我们的知识取向提供着虚假的意义。对此，我在前面已经解释过它们是如何发生的：演绎性验证被某种弱归纳法的推理取代了。由此一来，假说和证据便变得难以区分，甚至往往可以互换。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无论我们多么希望避免去承认它，结果是除了依赖权威获得智慧之外，我们几乎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当理论模型与自然现象之间的区别消失时，某种受到偏爱的解释便能够变成伪装成事实的种种见解。【5】

这种对“实”的轻视是西方思维、逻辑的内在惯性造成的。忽视整体，在整体系统的本质信息缺席的情况下，“本末倒置”的归纳法似乎已经成了生物化学家的逻辑基础。罗思曼博士指出，这些人每天都在作这样的工作，观察具有未知功能的蛋白质结构，并从结构出推断出它的功能来。在这些科学家的眼中“死人非人”是不需要考虑的。

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西方自然科学需要补上中国名学这一课。

注释：

【1】［美］斯蒂芬•罗思曼：《还原论的局限：来自活细胞的训诫》，李创同、王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2页。

【2】同上，第136页。

【3】同上，第120页。

【4】同上，第149页。

【5】同上，第237页。

（选自《中国名学：中国古典逻辑体系及其时代意义》，该书可在京东、当当上买到；支持我们，欲购作者签名版请加微信：zhai20050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