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非单一而是有一种欧洲文明，就算这样想还是有很多问题。许多移居到新生美国的欧洲人，把美国革命视为与旧世界的明确分离。同时，那些留在原地的人对俄罗斯的忧虑则越来越深。另一种漂亮的用语就是“西方”，这个概念更有弹性，可以跟欧洲这个概念并用，也可以取而代之。西方这个词想涵盖多大范围的欧洲都行，还可以延伸到海外的欧洲移居殖民地。

这个西方跟一个同样有弹性的“东方”概念并行运作。十九世纪时，这两者之间的边界，往往标记出欧洲内的政治分界：一八三四年，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子爵（Viscount Palmerston）把英国、法国、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联盟描述成“西方法治国的结盟”以及“一股平衡东方神圣结盟的力量”：指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俄罗斯国内“西化派”与“斯拉夫派”之间的争论也出现了类似的对比，而一八五四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强化了（如今独立运作的）俄罗斯与其他国有所区别的想法。

同样的二元区分也可以对应到种族和宗教，也不只划定于欧洲与亚洲的边界。

一八九一年，牛津大学现代史钦定讲座教授爱德华·弗里曼（Edward Freeman）发表了一本《西西里史》（History of Sicily），在书中援引了古代希腊岛民和腓尼基岛民之间、以及后来基督教岛民与穆斯林岛民之间的同一种基本对立。

问题得要争出结果……中央海域的中央岛屿应该归给西方还是东方，归给雅利安还是闪米特的世系。而且，人种的争执打从一开始就因为信念的争执而更激烈，毕竟闪米特血统的人们每次出场都会发生这种事。作为欧洲边缘据点的西西里，过去必须要加以守护或者夺下，先是从腓尼基人那夺下，然后还要从萨拉森人手中夺下。

文明思考和西方慢慢合为一个以民主和资本主义、自由和宽容、进步和科学为特征的“西方文明”概念。那基本上是基督教文明，而且是以《圣经》传统为基础，但拉丁礼教会以及希腊文《新约圣经》过去曾帮忙把希腊与罗马编进了这种叙述的核心。到了一九一二年时，剑桥大学的讲师约翰·克拉克·史托巴特（J. C. Stobart）已经能在他广受欢迎的书籍《过往罗马荣光》（The Grandeur That Was Rome，是一九一一年《过往希腊荣光》The Glory That Was Greece的姊妹作）的开头说：“雅典和罗马如西方文明双亲般比肩而立。”

西方文明的想象边界到二十世纪仍持续转移。一九四五年在欧洲各处落下的“铁幕”，以俄罗斯的利益划出新的边界，而西方则变成美国与西侧欧洲国家结盟的集结点。二○○一年九月的事件推了一把，让东方这个词重新近乎于伊斯兰世界，但在我将本书收尾时，发生在乌克兰境内的战争又让局面再度复杂起来。

人们写文明的方式也变了。直接了当的等级制度到二十世纪中期已经退流行，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在表面上采用中性方法、比对不同文明差异而非排列文明高低的研究。但这些研究还是把文明当成个别独立的存在。一九六三年，研究地中海史的伟大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劳岱尔（Fernand Braudel）出版了一本教科书《当今的世界、历史与文明》（Le Monde actuel, histoire et civilisation），书中他主张“诸文明”有它们各自的特征以及一种“集体的无意识”。他对于文明表面上并非壁垒分明的想法，抱持开放态度：“确实，乍看之下，每个文明看起来都满像个铁路货物站，不断接收混杂的货件并派送至各处。”但它们之间的差别仍然“体现出各种或多或少近乎永久不变的特征”，而这些特征“不太会受渐渐变化的影响”。

一个世代后，冷战的结束让文明思考有了新的生机。

一九九六年，哈佛大学政治学家萨谬尔·菲利浦斯·杭亭顿（Samuel P. Huntington）举例证明了文明是一个新年代的关键特色，主张人群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如今是文化和宗教，而不是政治或经济。他定出九个有着地理和宗教名称的当代文明，包括一个以先前的铁幕为止境的“西方”文明，以及再过去的“正教会”以及“伊斯兰”文明。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这种局势对他来说是反映了一种人类永久处于其中的境况：“人类史就是文明史。不可能就其他方面来思考人类的发展。”此外，“在人类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文明之间的接触都是断断续续或者不存在的”。

照这样说的话，每个文化都像孤树生长，有着自己的根枝，跟旁边树的根枝都有相当的区隔。每个文明都会兴起、繁盛然后衰退，而且大半是独自进行。成长和改变是内部发展而非对外相连的结果。文明依循着这种模式，有可能会换个名字，但不会改变自己的本质。

这种思考方式到二十一世纪仍是准则，会把“西方”这种有着希腊罗马甚至更早的“印欧”根源的基督教文化，跟以俄罗斯、中国或伊斯兰为中心都没差的“东方”区分开来。就连“多元文化主义”这种自由概念，都假设了作为起点的个别“文化”是存在的，甚至会去设想这种文化有怎样的意义。文明思考就这么变成了文明现实。

排等第的作法也回归流行了。“有一种独一无二、边界明确、奠基于希腊与罗马价值的西方历史遗产”的这种想法，最正面的版本至少还会（很乐天地）把古代雅典专程拿来当作政治参与、创见表达以及言论自由的模范。它在较高学历的群体中也有新一批拥护者，好比说从二○二○年起在澳洲三所主要大学所开设的拉姆齐西方文明中心（Ramsay Centres for Western Civilisation）。换个地方的话，看到的就是头戴斯巴达头盔或身上刺着罗马标语刺青的极端主义者，高举白人西方欧洲历史遗产的固有价值，还说这种价值受到来自外面的大取代行动（Great Replacement）所威胁。

要把“现代西方源自希腊罗马”的这套想法当成过时东西丢掉并不是难事，你想必也不会在认真的现代学术研究中，甚至是在权威教科书中找到这种想法。但它仍存在于周遭，它变得越来越普及，而且只不过是更严重问题的一个环节。有一种会真正带来伤害的假定，牢牢嵌在文明思考之中，那就是假定人类各社会之间有着历久不衰的重大差异。有许多人死在企图追求白人西方的狂热分子手中，而某些欧洲国家对叙利亚和乌克兰战争的难民所表现的不同态度，则展现了文明例外论抹灭人类苦难的力量。

把人类分成一个个永久独立生理“人种”的这套旧模范，最终总算由遗传科学来送它安心上路。

全人类的血缘彼此都十分接近，举例来说，人类血缘彼此接近的程度，还高过数量比人类少太多的全球黑猩猩群体。居住地区相隔甚远的人群，彼此的遗传差异当然会随时间而增加。然而，古代DNA采集与研究方面的近期进展显示，你在今日世界能够标出的那种比较细密的遗传分组分布，就算拿去跟没那么久以前的古代遗传分组分布比对，也是完全不同。那种遗传的分组分布，只不过是人类持续进行的连结交换过程的转瞬留影。

我们的祖先时常移动，他们长距离跋涉，而且他们常常遇见新的人群。迁徙、流动和混合是人类历史中根深蒂固的行为。就如哈佛大学遗传学家戴维·里奇（David Reich）所言，一棵树“对人类群体来说是一种危险的模拟。基因组革命让我们知道，差异极大的群体大幅混合，是反复发生过的事。与其用一颗树来比喻，还不如用棚架更为贴切；植物打从古早以来就攀绕在上头，分了枝又重新混合”。

该来为人类文化提出类似的证明了。文明思考基本上歪曲了我们的历程。创造历史的不是各个不同人群，而是一整群人，以及他们彼此创造的连结。人类社会可不是长满树木的树林，单一树干上再发枝长出次文化。它比较像是花坛，需要定期授粉来补充新种并再度生长。有别于他者的在地文化不时出现又消失，但它们是靠着与他者的互动而诞生并存续下来的，一旦有过接触，就没有哪边还能算是孤岛了。

我在此要主张的是，从来就没有一个单一、纯粹的西方或欧洲文化。自由、理性、正义和宽容这些所谓的西方价值并非西方独有也并非源自西方，而西方本身大半都是在朝东南北三方与一个比欧洲大太多的多社会网络进行长期联系的过程中产生的。本书涵盖的时期，反而是一段个体和社会会牵动彼此行为与反应的相互交织年代。这些互动不可能一直都很正面或和平。的确，最重大的转变可能都发生在迁徙、战争和征服这种大动乱大对抗的时刻，而人们可以从最痛恨的对手那学到最多东西。

我要讲的故事不是一直线的故事，不是要讲（好比说）社会或经济网络无止尽扩张的故事，不是要讲人类持续不断向前进展的故事，也不是某些十九世纪学者会说的那种“来自东方的一道光”到了西方才发扬光大的故事。我的故事里有迂回与曲折、有多条路平行前进，偶尔还会出现急转弯。这本书也不是谈“影响”，那是讨论一种无所不在但无意义的概念，把事物原由整个弄反：这种概念把文化转变的功劳归给了模式，而不是接纳模式的人们。但过去并不会直接对未来起作用。人们会选择去诠释、发展或改编自己在过去找到的事物。

我的书十分倚重近期在历史、考古和科学方面的研究，包括二十一世纪的“基因组革命”，我们对于过往人类如何移动和混种的了解，正因为它而改变。但本书也会回归比较古老的方法，透过移动、相会和关系来思考历史以及历史如何发生。我也一直都刻意地持保守态度，把许多谈起“相隔甚远的社会曾经彼此接触传递文化”而似乎有其道理的有趣理论放在一旁，好专注在记录最为周详的例子上。

本书探讨范围的头尾各有一场革命，中间相隔了近四千年的时光：一次是地中海的人们采用了外海航行，获得了第一个快速连通的西方；另一次是发展出新的航海工具，大幅扩张了他们西侧的视野。这段期间，欧洲大部分时候都处在好几个更巨大的文化、商业、政治网络的边缘，直到西边远程的航海国家开始利用基督教的力量创造一个新的大西洋世界。这个新世界甚至在更长的距离间产生了更紧密的联系，但也促成了各种有距离感和分离性的新意识型态。

（约瑟芬·奎因，Josephine Quinn，曾任教于牛津大学古代史系，2025年成为剑桥大学古代史讲座的首位女性教授。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