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十一月，我都会坐在大学宿舍的沙发上读一整迭当年大学生的申请函，而我总是会读到几乎相同的一段话：“我想要研究古代世界，因为希腊和罗马是西方文明的根源。” 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可能成为我学生的人会如此看带此事。从《大英百科全书》到维基百科，这些够分量的参考来源都会描述一种别于他者且有其边界的西方文化发展过程，奠基于希腊罗马思想价值、黑暗时代消失于欧洲，但又被文艺复兴重新发现。这种叙述有时也会谈到《圣经》中的地点和文献，但就算真的提到其他古代“文明”，也只会在西方历史与文化势不可当的进军中，被古典世界所取代。 早于希腊跟罗马的前人或许挺有意思，成就甚至令人佩服，但他们却不是“我们的”先人。他们的贡献全被希腊罗马的贡献压过，从哲学和民主到剧场和混凝土等，所有的好事都成为后者的功绩。希腊人和罗马人的邻居完全遭到忽视，连同被忽视的还有后来西侧欧洲人与他们北边、南边及东边人群的相遇。 你可能以为我身为古典学教授会同意这种说法。 我自己觉得希腊罗马研究既丰富又有意义，而把“西方”这个想法的核心明确标定给希腊人与罗马人，是我这学门依然存在的其中一个理由。但三十年来的教学研究让我相信，仅仅专注于希腊和罗马的这种陈述方式，让我们对过往的看法变得贫瘠，也让我们对自己世界的理解变得贫瘠。今日我们所谓的西方，有着比那种陈述要广阔许多也有趣太多的幕后真实历程。 首先，希腊人和罗马人有各自的历史。以其他地方和更古老的人群为根源，他们大部分的想法和技术都吸纳自他处：法典和文学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石雕来自埃及、灌溉来自亚述、字母来自黎凡特。他们清楚此事，也加以赞扬。 希腊人也很清楚意识到，自己是跟迦太基、伊特鲁西（Etrusci）、伊比利以及以色列等他者共享地中海，也清楚意识到自己是跟东边更强大的众多帝国共存。他们的传奇把希腊英雄牵连到异国各种真实或想象的皇后、国王和诸神，如腓尼基人、佛里几亚人（Phrygians）、亚马逊人。同时，罗马的建城神话将罗马描绘成了一处难民的避难处，而罗马诗人卡图卢斯（Catullus）可以想象自己跟朋友一同前往印度、阿拉伯、帕提亚（Parthia）、埃及，甚至是“位在世界边缘的不列颠”旅行。 此外，希腊人与罗马人抱持的价值，和现在所谓的西方价值不甚相同。事实上，这群古代人眼中理所当然的事，今日大多显得陌生，甚至令人难以接受。雅典人让赞许引诱男童行为的男性施行民主，他们的女性却被消音，遭到掩盖。罗马人大规模采纳奴隶制，并出于“有趣”观看公开处刑。 最后一点，古希腊及古罗马人跟现代“西方”之间，也就是跟欧洲西侧的民族国家以及其海外移居殖民地之间，并没有专属特定的关联。罗马帝国的首都于公元一千纪中期移到君士坦丁堡，并定都于此一千年。其间，新技术沿非洲、阿拉伯半岛和印度洋流传开来，穆斯林也将希腊的学问与波斯、印度及中亚的科学结合起来，北方海域上的水手以及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则将中国的货品和思想传播至思想爱尔兰。 西欧兴起的诸国于公元十五世纪继承的，就是这个从太平洋到大西洋的广大世界，同时他们还正出发前往一个新世界。然而，这几千年的互动却大半为人遗忘，淹没在维多利亚时期发展出来的一套思维中，亦即将世界编组成互相对抗分立的“文明”。 我想讲述另一种历程，这段历程并非始于希腊罗马主宰的地中海，并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重现，而是打从青铜时代开始，一路追查到大航海时代；在众多社会相遇、交织以及不时渐行渐远的过程中，找出造就了当今所谓西方的种种关系。更广义来说，我想要提出理由来证明，驱动历史变迁的是相互联系，而非文明。 “文明”这种观看今日世界的方法是如此令人熟悉，彷佛天经地义的成为编组人类社会的普世模范。但它们其实是颇晚近的欧洲发明，是我称为“文明思考”之现象的一部分。 直到十八世纪，“大洪水后幸存的诺亚子孙住满整个地球”的《圣经》传统，才引发人们在思考过去时有一种海纳百川的态度：所有的人类都有共同源头，他们全都是同个家族的成员。“发现”新世界，以及基督教传教士散布到全球，都带回了引人入胜的新族群奇谈，而这些故事经过一番工夫后也能合乎《圣经》的安排。 文明这概念出现时历经两阶段：单一和多元。 一七五○年代，法国率先使用这个词时，代表的是一个进步社会的抽象概念。一七六○年代开始，这个词获得苏格兰哲学家的拥护。在他们的描绘下，人类有一套从猎人到牧者到农人到商人然后实业家的标准演变过程，最终导致了文明这种人类潜能的彻底实现。就如英国自由派人士约翰·史都华·弥尔（John Stuart Mill）后来所解释的，从此意义来说，迈向文明的进展程度，是由接纳农耕、城镇、工业、科技和贸易的程度来测量的。 不论我们所谓野蛮生活的特性为何，这些特性的相反事物——或者更切确地说，社会丢掉这些特性时所披上的质量——便构成了文明。野蛮部族也就指涉少量的个体，在一大片乡间土地上游荡或者稀疏地散布着。而住在固定的居住地且大量集结在城镇和村落的稠密人口，我们就称其为“文明开化”。野蛮生活中没有商业、没有制造业、没有农业，或者几近没有这些东西；而一个农业、商业和制造业发达的国家，便被称为文明开化。 这种意义下的文明，理论上来说是任何人类社会都可以藉由充分努力和教育追求的一种状态，而且所有的人类社会都可以根据它们在此面向上的成功来分等第。然而这个标准其实是由西欧所设，“这些要素，”弥尔解释：“存在于现代欧洲，又尤其以一种更突出的程度，存在于大不列颠岛，且是以一种比任何其他时地都更快速进展的状态存在着。” 这个抽象的文明概念也替西欧帝国主义提供了有效的支持。替英国东印度公司工作超过三十年的弥尔，认定文明开化的社会已经争取到了自由和自主的权利，是开发程度较低的社会所缺乏的。这些社会有一个职责，是要帮助沿同条途径自行往前的其他社会，但就如弥尔在一八五九年所言：“对付蛮族时，假如结果是他们得以进步，那专制就是合法统治模式。” 直到十九世纪都还没有“诸文明”（civilisations），只有“文明”，而弥尔的看法展现了文明思考第一阶段的集大成。对他来说，就算文明还可以切分成小类，也只是按开化程度高低来切分而已。然而，到了他动笔写作的时候，启蒙运动所含有的普世主义，以及历史会恒定进步的这种想法，都被特殊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所取代。有些学者已经开始使用复数的“诸文明”，来描述一个个处在特定地方、有着自身独特历史及持久不变特征的特定人类群体，这些群体本身的发展过程是一种自生的内部过程。 一八二八年，法国历史学家兼政治人物弗朗索瓦·基佐（François Guizot）在索邦大学（Sorbonne）讲了一系列的课，谈“欧洲文明总史”。首先，他讨论“全人类整体文明”。然而接下来，他却转而谈起“诸文明”（前述整体文明的个别例子），尤其谈他最有兴趣的那些早于“欧洲式”文明的例子。其中包括了印度人、伊特拉斯坎人（Etruscans）、罗马和希腊人的文明。 它们已经独具特性：“当我们观察早于当代欧洲的诸多文明时，”他思索着：“不可能不感觉到它们各自的特征齐一……每一个文明都像是来自于单一事实，来自于单一想法……而那普遍地主宰并决定了它的制度、它的态度、它的见解有什么特征——一言以蔽之，决定了它所有的发展特征。”举例来说，奠定埃及发展特征的就是神权政治，腓尼基的话就是商业。 这些特性使诸文明走上了与基佐自身所处年代“欧洲本质上”的文明相异的路；那种文明由英国、法国、德国和西班牙共享，因为具有复杂性和自由而独特出众：“在所有其他地方，单一运作原则的优势地位都产生了暴政，但欧洲文明要素的多元，以及它们不断参与的战事，在欧洲催生了我们今日如此打从心底重视的自由。”在基佐看来，这些多重要素分别是基督教会、罗马人和继承罗马人的“日耳曼粗野蛮族”。 这就是欧洲文明思考的另一个典型面向：寻找原生文化祖先。 有些人看上了日耳曼、罗马和罗马教会，好比说基佐就是。其他人则是在希腊脱离鄂图曼土耳其帝国的独立战争（一八二一至一八三○年）中，被欧洲的“亲希腊”（philhellenic）支持行动所激励，而看上了希腊人。一八四六年弥尔自己所做出的惊人声明，就简要地阐明了这个想法；他说，雅典在马拉松战役中打败波斯人，是英国史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人们常说）欧洲各民族的真正祖先不是它们血缘上的先祖，而是那些使他们继承最丰厚遗产的先人。即使从英国史的角度来看，马拉松战役也比哈斯丁之战（Battle of Hastings）来得重要。如果那天的胜败相反，不列颠人和萨克逊人如今可能还在林间游荡。 不论十九世纪欧洲知识分子对历史模型有什么样的品味，他们都越来越关注诸文明而不是单一文明，也越来越着重在辨识个别社会固有的文化特质并评比优劣，而不在乎各个社会迈向共同人类理想的进展情况。照这样来看，文化不只彼此泾渭分明，还有各自的天然发展上限。随着时间过去，这种看法促使帝国自认有正当理由，去对当时认定差异太大劣性难改的人群施行更严苛的帝国统治手段。到了这时候，帝国可没有什么天然上限。 当然，区别人群不是什么新鲜行为，满心欢喜地发现自己家的特征客观来说碰巧就最动人，也一样不怎么新鲜。但打造一个人类文化的全面总分类，就是新鲜事了。这种行动受到约莫同一时期出现的另一个流行概念所激励，也就是人类可以区分成多个“人种”，有着不同的天然能耐和智力，而其演变受到这些先天生理特征所命定（或者限定）。接着，这些人种又被各种按颜色编排的制度排出高下，其中澳洲原住民被放到最底层，接着是非洲人及东亚人，而欧洲人则在顶端。 （约瑟芬·奎因，Josephine Quinn，曾任教于牛津大学古代史系，2025年成为剑桥大学古代史讲座的首位女性教授。选自作者专著《世界如何塑造西方》，标题为编者所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