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一批以这种新风格彩绘的花瓶，是公元前八世纪在科林斯制造的，此时该城正接手尤比亚城为爱琴海的商业首府，而在这里花瓶上的“东方”样式有可能是一种宣传。瓶罐装了芳香油，又是一件黎凡特供应网的产品。在一个东西向交通越来越繁忙的年代，科林斯藉由控制地峡两端的各港口而获利，就如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后来所言，“一端直达亚洲，一端则往意大利”。在港口的赫拉阿克莱雅（Hera Akraia）圣所找到的献礼中，有超过四分之三都是黎凡特的金属加工品，而在科林斯月历中甚至有一个月被命名为“腓尼基月”（Phoinikaios）。

公元前七三○年代，爱琴海移民终于开始成立自己的海外小区。

他们首先在西西里东部以及意大利南部落脚，然后是沿黑海海岸以及今日的利比亚东侧海岸落脚。到了公元前七百年时，或许有一万名希腊语使用者离开了爱琴海。然而，新抵达者跟较早抵达的黎凡特移民保持距离，而且接下来好几个世纪，他们的定居范围都未越过意大利再向西推进。

他们就跟前人一样，选择了岬角和岛屿当作新家，另外还有大河流的河口。有些人也选择了适合劫掠往来船只的位置。亚得里亚海尾端的伊庇鲁斯（Epirus）海岸、进入黑海的二重入口，以及美西纳海峡；在此之前，若想避开迦太基人及其盟友在西西里海峡一带的注意，美西纳海峡可能一直是通往意大利金属产地较安全的路线。这些决定不需要用模仿去解释，但使用希腊语的人们在兴建有圣所和方形房屋的海外小城镇、并把其中一些排成爱琴海自己都还要过很久才会出现的格状排列时，他们确实有可能是以黎凡特为模范。

同样的经验可能也有助于激发希腊本土定居地的形式在这年代越来越城市化，那些地方如今出现了公共空间，盖成方形的房屋取代了椭圆形的小屋，而墓葬移到了兴建区之外，好划出一块保留给活人的区域。到了公元前七世纪时，希腊作家们认为围墙是任何稍具规模的政治共同体的标准特质，而“构成城镇（polis）的是人而不是围墙”这句诗人阿尔卡埃乌斯（Alcaeus）的评论，可以说以反论阐明了这一点。这一切都以比较小的规模呼应了更早期的黎凡特港口城市风貌和直角建筑。贝鲁特和其他城市至少从公元前十世纪就有着强化防御的城墙，而贝鲁特、泰尔和西顿都把墓园放在城市中心外。

往往被视为古典希腊专属特征的“城邦”本身，在现代民族国家兴起前的欧洲，也都可以套用同等概念。事实上“城邦”（city state）这个现代用词放在爱琴海其实有一点夸大了，那里大部分的“城邦”（poleis）大小比较接近现代用词中的村落。就连在古代世界，它们的规模其实都不算大。雅典是那年代希腊本土最大的城镇之一，公元前七百年时有着至少五千人口，但这远少于同时期泰尔岛上的约三万居民，或者是亚述尼尼微（Nineveh）的十万多人。

这种讲法也可能产生误解。从有无政治自治这点来看，希腊并非每个“城”都是“邦”：有些只是从属于斯巴达这类较大的邻居。此外，希腊并非每个“邦”都只有一个“城”：在色萨利（Thessaly）到伯罗奔尼撒的这片区域，多个城镇构成联邦政治团体，共同承担战争和对外关系等事务的责任。城邦当然也不是希腊独有。全世界各地有许多年代都找得到自治城市政治社群，并不是只有在同个年代的黎凡特才找得到。

最有趣的是，黎凡特定居地有可能不只替城市和城邦提供模范，可能还替现在人们总会联想到希腊民主、被亚里士多德称作“宪法下的公民伙伴关系”的公民国家提供了模范。

爱琴海诸国在公元前八世纪的大部分时候还是由君主统治。不过，标记出小区领袖的宏伟战士墓葬正在消失。小区有更多人得到了简单的公共墓地，而钱越来越多是花在公共设施而不是私人坟墓和房舍上。

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中部肥沃河谷的斯巴达，由五个相邻村落组成，是一个独特的小型城邦；我们正是在这里，看到了公众参与政治最早的明确证据。斯巴达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至少有让女性在儿童阶段受教育，且女性可以拥有财产；而包括国王在内的全体公民男性或“同侪”（homoioi）都在共享餐桌上吃饭而不是跟家人吃饭，且吃着以简朴著称的饮食，这种做法便强化了公民身分的概念。我们不知道这些习俗是何时开始的，但公元前七世纪的斯巴达在两个国王之外，也已经有了一个元老院以及一个定期举行会议的公众大会。然而，虽然大会成员可以发表意见，但国王仍可推翻大会成员的意见。

这看起来就类似于较早先的黎凡特君主制。

就连在青铜时代晚期，就已经有充分证据证明议会、大会和其他集体公民团体存在于泰尔、比布鲁斯、艾尔瓦德以及别地方。写给阿玛纳的信件显示，它们可以代表身为城市之“子”的公民，代表做为法律实体的城市本身，可以反对他们的国王，也可以独立于他们之外行事。他们也可以对外代表城市：没有在地国王的时候，城市的长老们以及一个更大的城市整体都曾写信给埃及王。

当亚述王阿萨尔哈东（Esarhaddon）跟泰尔的巴尔一世（Baal I）连同“泰尔所有长老与年轻人”于公元前六七五年左右缔结了一份条约时，类似的安排似乎依然存在。希伯来的先知以西结提到了公元前六世纪比布鲁斯的元老们，到了公元前四世纪时，我们又再度听说了议会和公民大会。

而且黎凡特的移民在西边已经走到了更前头。根据后来的希腊评论，迦太基“打从一开始”就不是由国王而是由称做巴西琉斯（basileis）的首席主政官以及一个元老院和全民大会所治理。寻常公民个体或机构能有多少实权则是另一个问题，但这问题同样也可以拿去质疑接下来至少两个世纪的任一个爱琴海政体。

对公元前一千纪初期希腊语使用者来说，与黎凡特的联系并不是唯一重要的联系。他们想必也跟安那托利亚人有过大量文化交换，而那是打从青铜时代以来共同居住几个世纪后的产物；青铜时代那时，希腊本土陶器在安那托利亚各港口日渐受到欢迎，而米拉万达也与阿希亚瓦结盟。到了公元前一千纪初期，安那托利亚西侧还有邻近的岛屿上都有使用希腊语的小区。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真正起源，后来希腊作者所讲的那个青铜时代尾声跨越爱琴海移民的故事，我们也没办法去验证；但至少从公元前六世纪开始，他们就自认为有别于同块土地上的原住民。

我们在比较早的时代里没看出详细的关系意识，因为人们就是紧挨着彼此生活着。但我们确实在该地区后来的希腊著作中，找到了对于文化趋同的不时回响：举例来说，公元前六百年左右在列斯伏斯岛（Lesbos）写作的诗人阿尔卡埃乌斯，就提到该岛的一位古代统治者叫做“缪西罗斯”（Myrsilos），这个词在安那托利亚南部的卢维语中就是用来指“王”。这显示了这个词是很早以前就从在地的卢维语使用者那边借来，甚至早已忘记其来源。

要看见爱琴海、黎凡特以及其海外基地之间的联系，那种制定并培养出字母、殖民地、城邦这些使古希腊今日在许多人心中独一无二的制度的联系，相比之下并不困难。但它们同样也只是更广大面貌的一小部分，在那条全程处于更强大力量之阴影下且长上许多的跨地中海东西轴在线，它们也只不过是其中一小段。

（约瑟芬·奎因，Josephine Quinn，曾任教于牛津大学古代史系，2025年成为剑桥大学古代史讲座的首位女性教授。选自作者专著《世界如何塑造西方》，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