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雯镜回到温哥华以后，与路常有书信来往，大多是讨论一些严肃的话题。最先是由路提出的“剥削制度之是否合理与剥削分子之有否善恶之分这两个问题是否相关”这样一个话题。这个问题是钱瑾嬅的观念动摇引起的。

在简单叙述了钱父创办茶叶公司的家族背景和过程后写道：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他受到审查，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他对被审查一事也没有太大怨言。公私合营的时候，他没有抵触的表示，坦然接受合营。他作为全国土特产公司上海茶叶分公司私方经理，在茶叶专业的业务方面兢兢业业，出谋划策，与公方同心同德，始终如一。多年来，他多次将自己住处可以腾挪出来的房间陆续无偿交给当地政府公房管理部门使用。

“还有，钱瑾嬅为了与家庭划清界线，常常在言语中批判自己的家庭，还听从当时团中央书记胡耀邦的指示，曾经归还父母抚养费六百元。他父母也没有表现出反感。后来，当她表示自己做过了头，她父亲还说，他自己也在批判自己，所以女儿做得对。

“最终钱父在与同事开会讨论业务时，突然中风，抢救无效而过世，享年七十五岁。

“这样的资本家总不能说是心不善吧？这就是说，剥削制度是坏的，但曾经的剥削阶级成员不一定是坏的。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统一理解这两个方面？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那是由于钱瑾嬅在文革中反思了与剥削阶级划清界线过程中的极左做法以后，对于剥削制度究竟是好是坏这个问题开始重新思考，原来的信念开始动摇了。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潘雯镜很快就回信说：

“是不是可以将‘善’分成小善与大善。像钱父，解放前是小善，不能说是恶，因为私营商业在那时是合法的，他也没有恶的行为。剥削制度的存在不应由他负责。解放以来，他步步顺从社会主义改造，老老实实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应该说是大善。所以，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一方面不该因为存在小善的资本家而不愿推翻剥削制度，另一方面要将善良的和恶劣的资本家区别对待，就像区别开明地主与恶霸地主一样，不可一概棒杀，否则不是右，就是极左，都对革命不利。”

路故意继续为钱瑾嬅代言，在信中说道：

“资本家做生意也要付出劳动，是很辛苦的，还要冒风险。像钱父进出口茶叶，当时都是海运。每次货物出海，他就时时刻刻提心吊胆，生怕海上出事导致生意破产，夜里就睡不了安稳觉。”

潘再答道：

“资本家也付出劳动，冒风险，这都不假，所以对于没有劣迹、不抗拒社会主义变革的企业和资本家只应该进行和平的改造，而不应是人身的攻击和消灭。问题是在变革以前，他们与被雇员工的关系始终是不平等的。雇员劳动者也付出劳动，即人力投资，也时刻冒着被解雇的风险，但对于企业管理和利润分配没有发言权，这就构成了剥削与被剥削的不平等关系。这就是必须要加以改造的理由。”

对于潘的解答，路这样评论：

“这样明显的道理，任何有一点善心的企业家都会理解，即使在变革的过程中有一些痛苦和内心的斗争，大多数资本家都能走过来，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造成人们思想反复、混乱的一个原因是，从开始不成主流的左倾，逐渐发展成主流，后又逆反成右派复辟，导致人们信仰失落，无所适从 。”

“毛主席在艰难复杂的民主革命战争时期，一贯警惕和抵制左倾冒险主义，那么为什么到了相对和平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而长期奉行一条左倾激进路线、而且越来越左？”这是稍后路在给潘雯镜的信中提出的新问题，这是路思想探索的起点。接着他自己试着回答：

“新中国建立后，毛主席很快注意到，新政权中的不少官员正在或已经蜕化为新的特权阶级，他们比不直接掌握政治权力的普通资本家还要贪婪得多，危害也更严重得多。而要从人们头脑中驱除广泛存在的剥削阶级思想，则比将既存的剥削阶级分子改造成自食其力、不剥削人的劳动者要困难得多。也许正是因为毛看到了这一点，他才感到心急如焚，由此生出左倾激进的心理。”

“民主革命开始时的形势也是非常艰难，不见得比社会主义革命开始时的形势更让人乐观，但毛是那么沉得住气，对左的冒险主义是那么敏感。”潘在回信中这样辩驳道，“我觉得，这也许与年龄有关。照理说，年资越长，经历越多，应该越能沉得住气。但年龄越长，也可能让他感到人生有限，担心有生之年不能实现宏愿，因此生出冒险走捷径之心。如果人生可长到二、三百年，也许他就不会犯激进过头的毛病了。”

对于潘的猜测，路补充道：

“你说的好像有点道理。但可能有人会说，那是由于他成功得到了天下以后，就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起来了。这种情况确实可能发生在一些存有私心的领导者身上，他们或不思进取，或急躁冒进，或时而倾向守成，时而倾向冒险。但对于像毛主席这样一位几乎前无古人、可能后无来者的伟人，凭我们小百姓的一点点见识，岂能妄论。”

“你最后一句话说得极是。”潘以此暂停了这场讨论。

“关于伟人，我们有了结论。那么中国的前途呢？”过了一阵，路又提出了新问题。“似乎左倾难免，左又导致右的逆反。难道中国就永远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来摆去吗？这不是有点宿命论的味道吗？或许假以时日，经过无数次摇摆反复，能走出一条越来越接近成功的道路？”

对此，潘雯镜回信说：“也许别的国家接受了中国的经验教训，先走出一条更加成功的革命道路呢？如古巴，朝鲜，越南……”

“那是有可能的。”路答道，“各国的体量（国土，人口）、历史传统、地缘环境不同，道路也可能不同，影响力也不同，但可以互相借鉴，互相促进。哦对了，差一点忘了。为什么不提俄罗斯呢？虽然那不再是苏维埃联邦，也许现在的俄罗斯更接近科学社会主义的目标也说不定。你说呢？”

潘不置可否：“恐怕不是我们这一代能判断得了。除了俄罗斯，我们提到的都是第三世界国家。你这些年来读的书恐怕多数是有关西方世界的吧？”

“是。而且都没有谈到有关革命的问题（杂志文章是有，但书籍没有看到过），虽然很多是对于西方社会的学术性批判。至于革命，大概只能是在革命党内部讨论的吧？而且西方学术比较支离破碎，虽然局部的深入分析也是必要的，但缺少同样必要的宏观统合。我倒是有意识挑了一些从经济与政治结合的角度批判资本主义的著作，还是很有收获的。但找不到将政治经济学与哲学形上学结合起来讨论的书籍。恐怕除了马克思的著作以外，很难找到了吧。说到马克思，又回到实践马克思的前苏联，和后来的中国，看来马克思也没能提供完整的答案……”

    “是啊，”潘答道，“十九世纪西方的马克思理论回答不了二十世纪东方实践中的问题，这实属正常。”

（选自美籍学者陆寿筠先生的自传体纪实小说《我的路》，该书对于理解起伏跌宕的中国近代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陆先生代表作《道法社会主义：二十一世纪人类意识形态革命》，购买可加微信zhai20050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