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人民是税负的承担者，税收的数量取决于社会收入，因此孔子主张轻税政策。我们必须记得他的时代存在着封建制，诸侯任意向人民征税，不太关心人民的福利。因此，税负越轻越好。孔子对哀公说：“时使薄敛，所以劝百姓也。”【1】孟子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2】的确，轻税是孔子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原则，因为它将财富保存在人民手中，有利于他们发展经济。

在封建时代，君主是国库收入的主要消费者。增加国库收入不是为民作好事，而是为害于民。因此，孔子强烈谴责公共财政官员。

冉有以他的经济治国能力闻名，他对孔子说：“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3】孔子也认同他的治国能力，但当冉有成为比周公还富的季氏之宰、并为其聚敛赋税时，孔子责备冉有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4】孟子评论说：“由此观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5】冉有是孔子的大弟子，他的赋敛途径应该不会是不正当的，而是靠着他的治理能力增加财政收入。即使如此，这也够不好了，因为孔子不喜欢让一个不合他理想的统治者富有。

孟子强烈谴责了公共财政官员，他说：

“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6】

在孔子的影响下，历代的公共财政官员向来受到人们不利的批评。“赋敛”成为一个让人厌恶的术语。在整体上，这一精神是好的，因为中国的政府形式是君主制，宫廷仍是公共收入的主要消费者。在好皇帝治下，很少的税就足够了，而且国家繁荣。但当不好的、尤其是奢侈的皇帝当政时，即使是大量的财政收入也不能满足，国家陷于贫困之中。因此，孔子的教导对于人民的经济生活是极大的帮助。

不过，中国人把这个道理发挥得有点过了头，因而阻碍了财政学的发展。一般来说，当政府需用更多金钱时，往往是天时不好，尤其如果还有战事。所以人们得到一个印象认为增税是坏事。不过一旦真正需要钱，我们就不能不设法增加财政收入，因此税收制度、包括其所有细节对于国计民生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我们给予应有的关注，得到的结果可能会好些。如果我们不予理会，就会毁了国家。

因为中国学者怕言取利，哪怕是为了公众，这就妨碍了中国财政制度的自然发展。即使有人创立了好的制度，它们最终还是或者被废除，或者被中止，或至少受到不公正的批判。

财政体制发展的根本障碍是政府的形式。只要政府是君主制的，君主有控制国库的最高权力，中国人就不会喜欢增加国库收入。只要没有建立真正的立宪政府，财政体制永远不可能得到充分发展。

注释：

【1】《中庸》。

【2】《孟子·尽心上》。

【3】《论语·先进篇第十一》。

【4】《论语·先进篇第十一》。

【5】《孟子·离娄上》。

【6】《孟子·告子下》，意为：现今事奉君主的人都说“我能为国君开辟土地，充实国库”，现今所谓的良臣乃是古代所谓的民贼。君主不向往大道、对仁没有志趣却谋求使他富有，这是使夏桀富有。

（节选自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翟玉忠译，陆寿筠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