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家庭和个人经历等方面的不幸，我从小就产生了心理问题，有时甚至相当严重。我是个六零后，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有心理问题的不多，对心理学知识也所知甚少。没有心理医生可看，也没有药可吃，仅仅得益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的病情居然日渐好转。那么，社会主义制度是如何帮助我走出心理阴影的呢？

一、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崇高政治地位帮助我克服了严重的自卑感

我国宪法第一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而是落在日常生活的实处的，也是普通老百姓及其子女都能切身感受到的。

上小学的时候，我刚从农村来到城市，穿的脏兮兮的，也不会说普通话，受到了同学的孤立和排斥。我的家庭条件又不好，遂产生了严重的自卑感，性格也变得内向孤僻。然而，七八十年代，工人农民家庭出身的孩子，政治地位特别高，充满了强烈的阶级自豪感。每当填写各种表格的时候，填到家庭出身一栏，我父母都会非常自豪地说：工人阶级！那可是响当当的领导阶级啊！

国家极其注重培养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非常看重家庭出身。因为我来自社会底层，根正苗红，便成了重点培养对象。召开全校师生大会的时候，经常选拔我去发言，让我谈一谈学习的目的和意义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等等。因为自卑感作祟，我感到勉为其难。老师鼓励我说，不要紧张，只要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就行了。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公共演讲这样出头露面的好事，肯定早就被有钱有势的人家的孩子霸占了。这些孩子从小养尊处优，享受了更多更好的教育资源，能说会道、衣着光鲜、气质优雅，又有家庭资金和人脉的加持。哪能轮到我这个一说话就脸红的穷人家的孩子代表学生发言呢，更何况我本人缺乏信心，对这项任务还推三阻四的。可是，按照当时的政治标准，我的身世本身就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让我发言合情合理，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了。在老师的鼓励和帮助下，我顺利完成了演讲任务，并因此练就了在公共场合口若悬河的演讲才能。从此，我信心倍增，性格也变得越来越开朗活泼。

二、社会主义劳动就业保障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给我提供了心理上的安全感

因为家庭条件不好，父母年龄很大，又没有亲生的兄弟姐妹和远近亲属，我极度缺乏安全感，总是怕这怕那的。我怕父母死了，我一个人孤苦伶仃地在这个世界上该怎么生活。我怕生活上遇到困难，没有七大姑八大姨相助，我一个无亲无故的小女孩该如何独自应对。

但是，我有幸生活在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好时代，一个以人民之心为心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年轻的时候，国家提供公费医疗和免费住房。上学免费，毕业后国家分配工作。人人都有铁饭碗，不用担心失业。生活方方面面的基本需求都由国家提供保障，衣食无忧，心里顿时感觉安稳踏实了很多。

国家还通过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给需要特殊帮助的弱势群体提供为其量身定做的专门服务。我家没有青壮年男劳力，需要搬家或买米买面买煤的时候，同事、同学、老乡、朋友和街坊邻居等都自愿搭把手帮个忙。实在找不着人的时候，有关机构就会出面。房子坏了，找房管局。房管局一时忙不过来，单位就派人上门及时维修。

我爸爸生病住院的时候，他已经退休多年了。因为没有足够的家人陪护，他的原单位就派人去医院协同陪护。我爸爸既不是老革命老干部，也不是知识分子专业精英，他不过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退休工人。在资本主义国家，谁会在乎他的死活呀！

居委会和派出所还经常派人到我家体察民情、问寒问暖。我出国后，派出所派人派车把我妈送到了养老院。我去看她的时候，她指着床上的床单和枕巾等生活用品说，这是派出所的小贾同志自己掏腰包给她买的。只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警察，才会如此真心实意地关心照顾一个孤寡老人啊！

三、组织上的关怀和照顾让我体会到了人间温暖

我从小缺乏家庭温暖，是在组织上的关怀和照顾下长大成人的。我被告知一定要依靠组织，有任何困难组织上都会帮忙解决。我从小就学习成绩好，但是如果没有组织上的关心和爱护，单靠我个人努力，就是再聪明、再努力，也是不可能取得优异的学习成绩的。上小学的时候，老师经常留家庭作业，让家长给我们默写。我的父母没有文化，我完成不了这项作业。学校得知这个情况后，就安排我和同学一起做作业，帮我解决了一个天大的难题。

七八十年代，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方兴未艾，致力于为国家培养又红又专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学校和老师不仅关注学生的学习成绩，还关心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得知我的家庭状况后，老师总是表扬我聪明好学，鼓励我刻苦学习，争取用知识改变自身的命运，让自己和家人早日过上好日子。不仅如此，长大后还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努力奋斗，让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受苦人都过上好日子。在我成长的岁月里，这样的思想绝非个别学校和个别老师的个别想法，它代表的是整个时代 的主流声音。

上高中的时候，由于家庭原因，我在极度的绝望中做了一件很傻的事情。派出所的小杨叔叔听说后马上赶到我家，先是嘘寒问暖，进而批评感化，接下来又是鼓励支持。他指着贴在墙上的奖状说，你这么聪明，学习成绩这么好，将来多有发展前途啊，怎么会做出这样的傻事呢。父母养育了你，国家培养了你，你得好好活着，赡养父母、建设祖国啊！此后一段时间，他三天两头往我家跑，真心诚意地关心我的心理状态，鼓励我好好学习，为实现四化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说的我心里暖流涌动，至今记忆犹新。现在想起他说的话来，我仍忍不住掩面而泣。

四、集体的关心和帮助让我找到了归属感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国务院直属的一个事业单位工作。这里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同志们总是积极主动地关心我、帮助我、鼓励我、批评我，让孤苦无依的我找到了归属感。

我负责接替马上就要退休的老陆同志，她怕我不能胜任这项工作，总是追着赶着培训我，希望抓紧时间，在退休前再多教给我一些业务知识，比我本人还着急。她不仅教我如何做具体工作，还要求我掌握其背后的历史背景知识。

我看到人家穿着手织的漂亮毛衣，羡慕得不得了。可惜我不会织，我妈也不会。一些女同事就主动教我织毛衣、毛裤、帽子、手套、围巾和袜子等，让我也新潮了一把。一位来自新疆的锡伯族同事于春英同志说我是个人才，她经常和我一起去买服装，教我如何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我的内心经常感到异常的孤单寂寞，有心事只能和同事们诉说。我经常去传达室和存包处等科室，找同志们聊天，他们都尽心尽力地安慰我，帮我出主意想办法。马德玲同志也是经常开导我的同事之一，我清楚地记得她曾经说过，在资本主义国家，谁会陪你聊天呀？他们早就把你推到心理医生那里去了！我当时对她的话还半信半疑，出国后才发现她说的可是千真万确。我始终搞不明白小马同志也没出过国，怎么这么清楚国外的情况呢? 是不是她的政治觉知力比较高的缘故呢？

因为家里生活困难，我的情绪很不稳定，情商又低，经常疑神疑鬼的，有时候甚至无缘无故地怀疑有人故意害我，很容易和人发生矛盾冲突。有一次，我需要用吸尘器。当时周欣华同志正在用，他说再等个十分钟吧。过了三十多分钟之后，见他还在用，我就急了，厉声斥责他欺骗我，故意不让我用。我见把小周同志骂哭了，心想我是不是冤枉他了呢？正在不知所措之际，刘玉兰同志主动走过来询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了解了情况后，她把我好一顿数落，并且耐心指出我的错误之所在。一般人说十分钟，也就是个大概，没有人会象我一样掐着表精确计算时间的。在老刘同志的耐心指导下，我真诚地给小周同志赔礼道歉，两人和好如初。

领导同志了解到我的家庭情况后，非常体恤我的难处，特意叮嘱同事们我的家庭状况不好，情绪容易激动，让他们多多担待，不要和我一般见识，千万不要刺激我。所以，同志们一见到我都小心翼翼的，唯恐哪句话说错了，又勾起我的伤心事。

为了帮助我尽快摆脱家庭的阴影，很多同志都非常热心地给我介绍对象，有的老同志老领导甚至还想让我嫁给他们的儿子。副科长老魏同志非常关心我的个人问题，她现身说法，说她本人也是独生女，父亲死后，和老母亲相依为命。她特意找了一个家里兄弟多的到她家入赘，和她一起照顾母亲。她建议我也找一个家里男孩多的对象，这样他就能到我家生活，解决我家缺人的困难。

同志们不仅在生活方面帮我排忧解难，还帮助我在事业上和政治上追求进步。有一次，在入党积极分子会上，我谈到自己从小就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这个愿望却一直无法实现时，情绪突然失控，不禁失声痛哭起来。会议结束后，白淑珍同志主动追上我，非常真诚地说道: “小李，别难过，我一定帮助你入党。” 此后，她得知我正在准备考试，主动说她爱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可以辅导我。下班后，我和老白同志一起到了她家。她特意做了好多可口的饭菜招待我，他的爱人则耐心细致地帮我辅导功课。老白同志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她是真心实意地想把我托举到一个比她本人更高的位置上去，以充分发挥我的才华，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

这些同志都不懂心理学，他们也从来不去分析我的心理状态。凭着常识和爱心，他们就能明白我的生活处境艰难，心里必然很难过，于是一心一意地帮我解决造成精神痛苦的实际问题。没有人把我当成心理出现问题的病人，而是身陷不幸命运需要关心和帮助的正常人。没有人认为我需要医生和药物，而是给我提供了人与人之间最真挚的关心和爱护，而这才是医治心灵创伤的最佳良药。

我从小到大的人生经历，处处都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我出生在一个贫穷而又不幸的小家庭里，但是我又幸运地降生在社会主义新中国这个温暖幸福的大家庭中。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真真切切地体会到集体就是我的家，到处都有母亲的爱，到处都有亲人的笑脸。在党组织和全社会的宽容、友爱、鼓励、支持、批评与帮助下，我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心中的创伤逐渐得以化解。

五、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让我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和目的

对于大多数人来讲，让家人过上好日子是顺理成章的人生目标。而我和父母关系疏远，这样的目标并不足以支撑我那颗破碎的心灵。 但是，我从小接受共产主义教育，特别崇拜雷锋、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刘胡兰和江姐等英雄人物。我的理想就是长大以后，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保卫祖国。 我还有一个梦想，就是一到十八岁就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遗憾的是，后来我受到错误思想的影响，放弃了共产主义信仰。从此，心里一直感到空落落的。出国以后，我在人生的各个方面都遭遇了极其巨大的劫难，产生了悲观厌世的想法。我的生活是如此悲惨，一个人在异国他乡，没有工作、身无分文、饱受屈辱。我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亲人都没有，更觉生无可恋。我不知道为什么活着，这么痛苦地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在最困难的日子里，我痛定思痛，深刻反思了自己的成长经历，想搞清楚我为什么会落到这一步。在此过程中，我重新找回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曾经风雨才明白，没有共产党哪有我的好生活。我爸爸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老工人，小时候，他经常教育我说，咱穷人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过上好日子。是共产党领导他翻身解放，才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他没有文化，没有本事报答共产党，他希望我能够替他报共产党的恩。我仿佛听见他用浓重的山东口音对我说:“小宏啊，你可得听共产党的，跟着共产党走啊！你可不能三心二意的，你得一心一意地跟着共产党走！”于是，我决定以笔为武器，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鼓与呼——这就是我今生的全部意义与价值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