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加拿大经济和社会状况的恶化，焦虑和抑郁情绪正在上升。在加拿大精神健康协会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于2020年9月进行的一项全国性调查中，71%的参与者报告存在精神健康问题，40%的人表示自疫情开始以来，他们的精神健康状况有所下降。

精神疾病通常被归因为生理和人文两大因素：大脑中的化学物质失衡以及童年或其它创伤。但如果仅仅将关于精神健康的讨论局限于此，往往会起到为资本主义现状辩护的作用——由个体背负着“生病”的污名，并最终承担起解决导致其疾病问题的责任，这里缺少的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如何影响精神健康这一更广泛问题的讨论。

资本主义的破坏性影响，在那些受其束缚的人们的心理健康上得到了充分展现。制度化的异化剥夺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喜悦和乐趣，迫使他们以牺牲其他更重要的社会体验为代价，无休止地追求物质财富。激烈的竞争和个人主义削弱了人与人之间真诚的联系。寻找和维持工作的持续压力，加上社会支持的缺乏，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工作和个人生活中的不确定性与空虚感，滋生了恐惧、焦虑、绝望和孤独，这些情绪可能主宰一个人的一生，单靠个人力量极难应对。mayu2017

卡尔·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将所有有价值的事物都淹没“在利己主义计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个人价值变成了交换价值……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这是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精神疾病发病率异常之高的一个重要促成因素。

在任何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都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这样的社会制度中，统治阶级代表人口中的少数，这些意识形态便成为社会控制的机制。它们常常伪装成对各种社会现象的准确描述，但故意歪曲社会现实，以阻止大多数民众正确理解社会本质或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西方统治阶级惯于将受压迫人民妖魔化，给他们贴上“精神疾病”的标签，这种做法由来已久。他们将人们对严酷政治压迫的合理反应，常常归类为精神紊乱的症状。19世纪美国医生塞缪尔·A·卡特赖特将被奴役的非洲裔美国人描述为“无缘无故地愠怒和不满”，并将奴隶逃离囚禁的原因认定为“一种无法控制或疯狂的冲动”。卡特赖特发明了“漂泊狂”和“非裔感觉障碍”这两种精神疾病，以推进其种族主义的伪科学。类似的臆测方法也曾被用来为18和19世纪女性中“歇斯底里症”的诊断进行辩护，这一厌女观念定义了一个新的医学专科，并对女性健康的医疗方法产生了持久的负面影响。

许多西方学者利用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对主流社会不可信的精神健康理论提出了挑战。精神分析学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从未仅仅关注精神疾病的生理因素，他同时也承认疾病产生的文化和社会因素。不幸的是，必须指出，弗洛伊德也对“歇斯底里症”诊断的延续和扩大负有责任。他提出现代西方文明是人类不快乐的最大根源，在《文明及其不满》一书中指出，人之所以会患上精神疾病，是因为他无法承受社会为实现其文明理想而强加给他的大量挫折。米歇尔·福柯对此总结道：“疯狂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文明的产物。”

法兰克福学派的著名学者也用马克思主义为武器，批判了资本主义在西方社会造成的诸多社会问题。通过研究精神疾病的社会根源，他们认为，在一个将人设定为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工具的社会里，个人无法维持心理健康。社会心理学家埃里希·弗洛姆在《健全社会》中写道：“对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可能缺乏健全的精神这一观点，很多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却拒绝接受。他们认为，在一个社会中，精神健康的问题只涉及某些‘不适应’的个体，而不涉及文化本身可能存在的不适应的情况。”很多西方心理健康专业人士可能都在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了这一现实，但现实社会中存在着比他们更强大的力量，使得任何个体从业者都难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尽管精神疾病在世界各地和不同历史时期对许多人来说都是一个客观事实，但它在大规模工业化之前并不普遍。据观察，英国精神疾病患者的数量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急剧增长。后来，资本主义制度被证明对精神健康具有极其严重的破坏性。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在2017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英国工业革命对精神健康的负面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由此产生的“心理创伤“代代相传——这是一种代际间的精神健康创伤。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精神疾病远不止是生理缺陷或个人不幸，更是一种明显的系统性失灵，即未能满足人们基本的情感和物质需求。

目前西方主流社会对精神疾病的定义和治疗，是由资产阶级为了达到其政治和经济目的而推动和主导的话语体系。因此，为了防止工人阶级认识到他们痛苦的真正根源，并采取政治行动消除这种痛苦，资产阶级的宣传机器诉诸于将情感痛苦医疗化，而这些痛苦正是由资本主义社会中典型的生活经历造成的。例如，考虑一下大型制药公司利用庞大的宣传机器来广泛推广使用抗抑郁药，作为治疗各种症状的方法，而其中的很多症状很可能源于资本主义下的生活体验，而非化学物质失衡。

 这并不是说精神健康问题不存在，或者包括药物治疗在内的治疗方法绝对不好。而是要指出，当我们被告知有如此高比例的人口患有精神疾病时，这其中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思想操控。（加拿大精神健康委员会首次公布、并被不断重复的统计数字是：每年有五分之一的人经历精神健康问题，每两人中有一人一生中会经历精神健康问题。）直白地说，使用“精神疾病”这一标签进行惩罚性和贬低性的指称，是为了确立统治阶级在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上的统治地位。资产阶级以牺牲劳苦大众为代价，从资本主义制度中获得了巨大利益。

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加深，这些社会中的精神健康状况也将恶化，进一步证明社会状况与精神疾病之间的关联。这也应促使更多人得出结论：资本主义是精神健康危机的根源，必须用社会主义取而代之。

（李建宏，旅加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原文发表于加拿大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人民之声》 2021年8月1日-31日 VOL. 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