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经济学轻重之术从周代礼制中分离出来肯定经历了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去古太远，具体情形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轻重之术在战国田齐时期已经成熟，因为今天我们所见的《管子》轻重诸篇就是在那时写定的。

《管子》轻重诸篇原本十九篇，梁、隋间亡佚三篇，现存十六篇。至于轻重诸篇写于何时，过去一百年来学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体有战国说和汉说两种，且持汉说者颇多。直到近年来，结合考古证据，学者们才有越来越多的学倾向于战国说，李学勤先生作《〈管子·轻重篇〉的年代与思想》一文，使战国说几成定论。因为《管子》轻重诸篇的量制是战国田齐时代的，这种复杂的量制在秦统一中国后几乎无人知晓，只有到了近代，才有孙诒让这样的学者考证出来，最后据山东胶县录山卫出土的田齐量器所证实。李学勤先生指出：“（《管子·海王》）釜为百升，钟为千升，竟全然与田齐实际符合。这如不是田齐未亡时的作者，是决然难以做到的。”[1]

然而东汉以后，以《管子》轻重篇为核心的中国古典经济学轻重之术逐渐被历史的尘埃埋没，几乎无人问津。近代以前，几乎没有人将《管子》轻重诸篇中蕴含的经济理论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系统考察研究。

著名民主人士俞寰澄在1944年写的《管子之统制经济》中，对《管子》中轻重之术的失传悲愤不已。在中华民族风雨飘摇的时代，俞寰澄借宋讽今，21世纪的我们读来，敢不警醒！

俞寰澄在谈及轻重之利时，指出国家可以在调控市场（物价）的同时取得财政收入，从而作到“不加赋而国用足”，这正是宋代有些儒生认为不可能之事，他引北宋大臣司马光言写道：“宋儒言：‘天地生财，只有此数，不在上则在下。’不知自然之利，开辟无尽。又不知上下之间，横梗大贾畜家一流人，侵渔其间为数之大也。司马光之辈暗昧如此，王安石之流乖张如彼。皆由管子之说不传。举世言理财者，如盲人瞎马之行，堕深池而为溺人之笑也。董仲舒之徒，嚣嚣言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霸。直制中国之死命，使国不能富，兵不能强，甘心断送于夷狄之手……宋亡而民族以弱。悲夫！”[2]

宋亡之后，至近代，中国数次为外族全面入侵，前车之鉴，历历在目。然国富兵强，不可无术！大矣哉，中国古典经济学——轻重之术！ 

要复兴轻重之术，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管子》轻重诸篇的本来面目。要知道，刘向校书前，在战国至西汉这段时间里，社会上《管子》诸篇相当普及。所以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对该书内容一笔带过，这就给后世理解《管子》中蕴含的轻重之术带来了巨大的麻烦。万幸的是，司马迁提到了《管子》一书的核心篇目这成为我们恢复中国古典政治经济思想的钥匙。在《史记·管晏列传》中司马迁这样写道：“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

作为太史，司马迁在大汉宫廷中读到的《管子》篇章被刘向搜集了起来，再加上从民间等渠道搜罗到的本子，达到五百六十四篇，去掉重复的四百八十四篇，最后编定为八十六篇，后佚失多篇，今天我们看到的《管子》有七十六篇。

与《管子》现存篇目相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司马迁实际上列举了《管子》一书重要的内容，《牧民》是全书的总纲，是经言的第一篇，《山高》（形势）是经言的第二篇，二者都有解，只是《牧民解》已经亡佚。后面三书，《乘马》《轻重》《九府》皆与富民策有关。按常理，刘向校书写定《管子》时这些重要内容都当收录。那么与中国古典政治经济思想高度相关的《乘马》《轻重》《九府》是现存《管子》中的哪些篇章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我们找回轻重之术元典的关键所在！

这里，我们不防用禅宗“直指人心”的方法，单刀直入，从《乘马》《轻重》《九府》三书的篇名开始探讨。

一、什么叫乘马

“乘马”指土地赋税制度，特别指军赋。

乘马的意义在《汉书·刑法制》中记载得十分详尽，让人一目了然，我们引述如下：“天下既定，戢臧干戈，教以文德，而犹立司马之官，设六军之众，因井田而制军赋。地方一里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方十里；成十为终，终十为同，同方百里；同十为封，封十为畿，畿方千里。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故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备具，是谓乘马之法。”这段话大意是说，天下安定后，就收藏起武器，用礼义教化进行教育，但还要设立司马的官职，设置六军，划分井田制定军赋。土地面积一里就划为一井，十井就形成一通，十通就形成一成，一成有十里见方；十成就形成一终，十终形成一同，一同有百里见方；十同形成一封，十封形成一畿，畿有千里见方。有田租有兵赋。田租用来满足食用，兵赋用来满足兵用。所以四井就形成一邑，四邑就形成丘。丘，就是十六井，有军马一匹，牛三头。四丘形成一甸。一甸有六十四井，有军马四匹，兵车一辆，牛十二头，兵士三人，士卒七十二人，武器具备，造就叫乘马之法。

《汉书·刑法制》的记载是符合春秋时代的历史事实的。《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录了楚国司马的职责，可与《汉书•刑法制》互证。上面说：“楚国的蒍掩做司马，子木让他治理军赋，检查盔甲武器。十月初八日，蒍掩记载土泽地田的情况，度量山林的木材，聚集水泽的出产，区别高地的情况，标出盐碱地，计算水淹地。规划蓄水池，划分小块耕地，在水草地上放牧，在肥沃的土地上划定井田。计量收入制定赋税制度，征收百姓交纳的战车和马匹、征收战车步卒所用的武器和盔甲盾牌。完成以后，把它交付给子木，这是合于礼的。”（原文：楚蒍掩为司马，子木使庀赋，数甲兵。甲午，蒍掩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偃潴，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修赋。赋车籍马，赋车兵、徒卒、甲楯之数。既成，以授子木，礼也。 ）

所以现代学者编辑的《词源》中将“乘马”解释为：“古军赋名。按田邑多少征集车马甲士。参阅《汉书·刑法志》、《管子·乘马》。”

古书大抵单篇流行。弄清楚乘马的原义之后，从标题和思想内容上看，现存“经言”中的《乘马》和轻重十六篇中的前两篇《巨乘马》《乘马数》（《问乘马》已佚）就是司马迁在大汉宫廷中看到的《乘马》书是无疑的。李学勤先生在《〈管子〉“乘马”释义》一文中总结道：“《乘马》篇的主旨是国用问题，《轻重》诸篇便是接着这一点而作发挥的，因此其开篇都以“乘马”标题……这些论题都和《乘马》篇有连续的关系，只有与《乘马》合读，才能透彻了解。”[3] 

二、什么叫轻重

清末民初，当欧美经济学西来时，有学者将英文的“economics”译为“轻重学”。那么“轻重”一词的本义是什么呢？

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说：“管子有理人轻重之法七篇。轻重谓钱也。又有捕鱼、煮盐法也。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说。”

唐代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还说：“轻重谓耻辱也，权衡谓得失也。有耻辱甚贵重之，有得失甚戒慎之。”

近人马非百先生则认为：“本书著者对于轻重理论之应用，范围是很广泛的。凡是关于封建国家的政治、军事、法律、经济、教育等等，都是他们的重要研究对象。不过在总的精神方面，关于轻重理论的应用，只是说封建国家应通过运用‘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的供求规律，实行‘敛轻散重’的物价政策，以达到‘无籍而赡国’即‘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财政目的。”笔者认为，马非百先生的这一看法可谓卓见。

在《管子》成书的战国末年，“轻重”一词为人广泛应用，主要是指导政治经济中的各种辩证关系。一如中医之“阴阳”、兵法之“奇正”。轻重之术在实践中运用起来千变万化，奥妙无穷。所以《管子》中屡次提到“轻重之数”、“轻重之策”和“轻重之家”。

那么这些“轻重之术”是哪些篇呢？当然可以泛泛地说包括《乘马》篇在内的《轻重》十七篇都是。不过这与司马迁在大汉宫廷里看到的三书不相符。司马贞说“管子有理人轻重之法七篇”，这七篇显然是《管子》一书最后冠之以“轻重”之名、由甲到庚排列有序的七篇文章。

马非百先生误将《理人轻重之法》当成了另外一本书，[4]实际上正如刘向在《管子叙录》中所云，凡《管子书》都讲“富国安民”，轻重之术是政治经济学，当然会包括“理人”的内容，马非百先生的这种见解是受了20世纪以后西方经济学概念去政治化的误导。

巫宝三先生论证说：“我意‘理人’二字是用来说明‘轻重之法’的性质，即轻重之法是用来治理人民的，不是除轻重之法而外，别有所谓‘理人轻重之法’。这从宋裴骃先说《管子》有轻重之法”，以后司马贞加了‘理人’二字，说‘《管子》有理人轻重之法’，亦可知道。”巫宝三先生的结论是：司马贞所说“理人轻重之法七篇”，恐即《轻重》篇中的《轻重甲》篇至《轻重庚》篇七篇。”[5]

现存轻重五篇中，清代何如璋认为最后一篇《轻重己》“专记时令，非轻重也”，这一点马非百先生作了极为详尽有力的驳斥。而且他清楚地看到这篇记述时令的文字是一切“轻重之策的根本”，因为不重视按时令生产消费，纵有千万轻重妙术也将无法施展。而轻重之术的运用“时”是一个关键因素，所以《管子》一书开篇就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管子·牧民第一》）。[6]

除了《轻重己》，其他篇几乎全部是依据中国古典政治经济思想，各节独立成文的经济计谋，可以说是灵活运用轻重之术的公案。其中《轻重甲第八十》、《轻重乙第八十一》和《轻重丁第八十三》主要是讲国内经济策略，《轻重戊第八十四》是讲国际间的经济战。

三、什么叫九府

现存包括《乘马第五》在内的《轻重》十七篇，除了《乘马》书三篇、《轻重》书五篇，剩下的九篇显然是司马迁读到的《九府》，那么九府是什么呢？与剩下的《事语第七十一》《海王第七十二》《国蓄第七十三》《山国轨第七十四》《山权数第七十五》《山至数第七十六》《地数第七十七》《揆度第七十八》《国准第七十九》的内容相符合吗？

关于九府，《汉书·食货志下》中说：“ 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唐代颜师古《注》云：“《周官》大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金、职币皆掌财币之官，故云九府。圜谓均而通也。”张守节《史记正义》亦主此说：“《管子》云‘轻重’谓钱也。夫治民有轻重之法，周有大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金、职币，皆掌财币之官，故云九府也。” 

九府是西周九个重要的国家经济机构，追记西周政制的《周礼》对其职能有详细描述。它们分别是：《周礼·天官冢宰第一·大府》《周礼·天官冢宰第一·玉府》《周礼·天官冢宰第一·内府》《周礼·天官冢宰第一·外府》《周礼·地官司徒第二·泉府》《周礼·春官宗伯第三·天府》《周礼·天官冢宰第一·职内》《周礼·秋官司寇第五·职金》《周礼·天官冢宰第一·职币》。

通过《周礼》对九府职能的描述，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府”在西周是国家蓄积商品、货币（金玉）等的仓库，这些府不单单行使储备物资的职能，还充当调节市场需求的功能，特别显著的就是泉府。而国家储备和调节市场，正是《管子》一书《事语第七十一》至《国准第七十九》所论述的主要内容——它们就是司马迁看到的《九府》书。 

《九府》书本是以《国蓄》篇为中心论述国家商业货币政策的九篇紧密联系的论文，借用西周“府”的概念只是为了表达国家储备的重要性。同时我们也能依稀看到，从西周至西汉，国家古典经济思想因革损益的路径——从相对单纯的储备到利用储备的商品和货币，圆熟的以轻重之术调节市场，使之平衡稳定地发展。

论述至此，我们终于可以穿越2100年的时空，随太史公司马迁走进大汉王庭藏书的石室金匮，重读这位伟大学者曾经研习过的轻重之术元典——《乘马》《九府》《轻重》三书，其具体篇目按今本《管子》依次如下：

《乘马》书：《乘马》《巨乘马》《乘马数》。

《九府》书：《国准》《事语》《海王》《国蓄》《山国轨》《山权数》《山至数》《地数第》《揆度》。

《轻重》书：《轻重甲》《轻重乙》《轻重丁》《轻重戊》《轻重己》。

注释：

[1]李学勤：《古文献丛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201页。

[2]司马琪：《十家论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8页。

[3]李学勤：《古文献丛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74页。

[4]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诠》，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4页。

[5]巫宝三：《管子经济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82页。

[6]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诠》，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24~725页。

（本文摘自翟玉忠《国富新论：中国经济学轻重之术》，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