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蒙昧主义的总根源，仍是19世纪西方殖民主义时代形成的西方中心论。 西方中心论的最大误区在于：将特殊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文化普世化，认为它是高级的、代表未来发展方向，因而具有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性。其他非西方族群的文化则是低级的、传统的、落后的，等待西方（殖民者）去解放和拯救。早期的西方殖民者还曾认真讨论，那些远离欧亚大陆的众多非基督教人种是否也存在灵魂，是否是人类。 这种普遍主义直到20世纪中期，随着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才慢慢退去。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池田知久先生在为曹峰《中国古代“名”的政治思想研究》所作的序言中写道： 现代世界直到20世纪中期为止，文化及历史的普遍主义都是极为正常的一般的观念——即西方的文化与历史为人类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标准，即便在中国，西方的标准也无疑是合适的，因此，中国人也坚信必须依据西方的观念来研究自身的文化与历史。以历史观为例，“古代以前的亚细亚社会结构→古代的奴隶制社→中古的农奴制社→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的社主义社会”等图式，作为世界史普遍的发展原则曾被广泛讨论，我们都记忆犹新。这仅是一个个别的例子而已，在文化与历史的许多领域，这种普遍主义都根深蒂固。然而进入20世纪后半期，文化与历史上的价值多元主义、地区个别主义开始正式登场，前面提及的普遍主义势力渐渐消退。【1】 因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形成于19世纪普遍主义盛行的西方，其概念体系和研究方法锁定了人类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路径，导致直至今日，我们仍生活在西方普遍主义的阴影之下。以历史学为例，过去几十年来，中外学者奢谈摆脱西欧中心论，但仍难以摆脱西方以自由主义现代性为核心的历史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菲利普·D.柯丁清楚地表达了这种学术窘境： 我尝试从“非欧洲中心论”的角度来研究人类历史，但也遇到了一个重要的难题。任何一位社会学家都困在了自己所处文化与时代所编织的网络中。即使他们试图把研究建立在本族中心论的基础上，但历史不得不使用我们这个时代西方文化共同的社会科学概念解释并用西语进行阐述。【2】 对于非西方世界，西方普遍主义的结果是学术研究的过度西方化。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迥异于西方的文化，过度西方化尽乎是一种灾难。一刀砍断绵延发展四五千年的中国人文学术，将西方学术范式生硬地套入，中国本土学术成了西方学术的研究对象，结果丰富了西方学术，肢解了本土学术——太多国人的意义世界尽失，只能用西方概念表述历史和现实，从生活方式到政治经济，迷信野蛮的丛林竞争法则。以大压小，以强欺弱，真到了顾炎武所说的仁义堵塞、率兽食人，“亡天下”的地步。 经过反帝反殖民主义运动独立国家的诸多学者，一方面试图摆脱欧洲中心论，另一方面又不能将本土文化资源现代化，以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结果狭隘的民族主义、民族排外主义、各类阴谋论思潮风起云涌，这些是与欧洲中心主义一样极端的思潮，值得我们特别警惕。 具体到名学领域，受西方形式逻辑传入的刺激，中国学人开始用名学比附西方逻辑学，结论大体是形式逻辑在中国古代同样存在，甚至还早于西方。至于中国名学迥异于西方逻辑学的方面，如其伦理及政治价值，则被“自然而然”地忽略了。曹峰教授写道： 把中国古代思想本来有机相关的问题割裂开来，“削足适履”式地去适应西方的学科分类。自从将“名”“辩”与西方逻辑学相比附后，只要谈到“名”，似乎就只能从逻辑的角度出发。这样使很多看上去与逻辑学无关的“名”的资料被轻视，被闲置，甚至被曲解。特别是那些伦理意义上的、政治意义上的“名”，虽然是中国古代“名”思想中不可割裂的、有机的、重要的成分，却因为西方逻辑学研究的思路而得不到正视，得不到客观的研究。【3】 事实上，早在1966年，徐复观先生就指出我们本无西式逻辑，中国人不重视纯粹思辨的推理形式，更重视具象与实践。中国名学与西方逻辑学学术品格大不同。他说： 自从严复以“名学”一词作为西方逻辑学的译名以后，便容易引起许多的附会。实则两者的性格并不相同。逻辑是要抽掉经验的具体实事，以发现纯思维的推理形式。而我国名学则是要扣紧经验的具体事实，或扣紧意指的价值要求，以求人的言行一致。逻辑所追求的是思维的世界，而名学所追求的是行为的世界。两者在起步的地方有其关连，例如语言表达的正确，及在经验事实的认定中，必须有若干推理的作用。但发展下去，便各人走各人的路了。中国文化中所以未曾出现形式逻辑，这不关系于文化发展的程度，而关系于文化的性格及其所追求的方向，即是它主要是追求行为的、实践的方向。【4】 是结束以西方逻辑学之履削名学之足的时刻了！为名学正名——这是我们研究中国古典逻辑学的起点。 （选自《中国名学：中国古典逻辑体系及其时代意义》，该书可在京东、当当上买到；支持我们，欲购作者签名版请加微信：zhai20050718）
注释： 【1】曹峰：《中国古代“名”的政治思想研究》“池田知久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2】菲利普•D.柯丁：《世界历史上的跨文化贸易》前言，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 【3】曹峰：《中国古代“名”的政治思想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9页。 【4】徐复观：《公孙龙子讲疏》，中国台北学生书局，1966年，第7-8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