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两千年，中国古典学术的分类只有两大类型。一是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所创的七略图书分类法，它按学术内容和社会功用将当时的图书分为六大类，即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另加辑略总括学术源流，合称“七略”。二是西晋荀勖（xù）开创的四部分类法，即后世的经、史、子、集分类。 二者相比较，七略分类法更能反映中国文化固有的学术体系，而四部分类法则更多迁就了史书和文集发展的现实。比如在七略中，史书本来属于六艺的“春秋类”，一经单纯分出，史学中蕴含的春秋大义则在很大程度上被淡化了。但史书越来越多，从六艺中分出也有其必然性。北京大学哲学系王锦民先生写道：“《七略》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是以学术分类统领图书分类，某一类书恰好就是某一专门之学。四部分类法则更多迁就图书增多的现实，以方便著录图书为原则，于是打乱了原有的学术格局，书与学二者不再相互吻合。不过，学术的发展和文献的发展都是有历史性的，二者的相合也是历史性的，并非一成不变的。”【1】 唐初编纂《隋书·经籍志》时，就是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之后它成为官修目录和史志目录普遍采用的分类法。以至于后人谈到中国文化，也以经、史、子、集概括。 过去百年来，以经、史、子、集为代表的中国文化被西方学术体系重新定义，并以此为原则“整理国故”。无论学者们出于有意还是无意，结果经、史、子、集的本来面目被遮蔽了，其内容和社会功能被全面消解——这是历史上最严重的“焚书运动”之一，只不过所用之“火”乃一种外来的、异质的学术体系。也因此，这种“焚书运动”也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 那么近代以来学者是如何尘封以经、史、子、集为主体的中国古典学术的呢？兹分述如下—— 1.经书表达了中华文明的根本价值观念 自胡适将清代大儒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演绎为“六经皆史料”，经学就从中华民族大经大法的崇高地位跌落，成为普通的史料。比如《尚书》成了“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春秋》成了“中国春秋时期的编年体史书，记录了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鲁国的重要史实”；《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 经书的确源于三代政治教化史实，但这是模式化、义理化的史实，是用以表达中华文明根本价值观念的，所谓“因事以寓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类总序》）。其意义已经超越一般的史料。如果将经学还原为史料，就如同将一个活生生的人还原为一团碳水化合物——这是残害生命，是愚蠢的，也是荒唐的。 也因此，经学义理被野蛮剥离。这样做，我们不仅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特色和中国模式，甚至基本的社会价值都成了中西价值观念的随意堆积——这样的社会价值观念一般人很难记住，又怎能起到教化人心的作用呢？ 2.史书编写不能脱离《春秋》大义 人们通常认为，中国史学也和中国历史一样源远流长。事实上，史学作为独立的分类出现很晚，《七略》中根本就没有史部，史部属于经学中的春秋类，且地位高于诸子百家和数术方技。 司马迁写《史记》，其志向也是续写《春秋》。尽管他曾谦虚地对上大夫壶遂说，自己所记的旧事，只不过整理了世代所传，并非所谓创作，不能拿它与《春秋》相比；但司马迁续写《春秋》目的显而易见。他在谈到自己作太史令，继承父亲遗志整理国家珍藏的史料时说，我的父亲曾经说过：“自周公死后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死后到现在五百年，有能宣扬盛世功德，辨正《易传》，接续《春秋》，遵奉《诗》《书》《礼》《乐》精义的人吗？”他的用意就在于此吧！我又怎敢推辞呢！《史记·太史公自序》：“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章学诚说“六经皆史”，反过来说，史学即经。所以自司马迁之后，传统史家写史，皆以大一统的《春秋》大义为作史原则，以代表大一统政治的皇权为中心。然而自1902年梁启超称：“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2】将二十四史诬称为二十四姓之家谱，中国史学传统笔法尽失。引入西方五花八门的史学思想，几乎无关史学服务于国家大一统这一根本宗旨。 近代西化的史家，让我们拥有了更多史学的知识，却使我们失去了史学的灵魂！中国经史之学的灵魂是治国理政，而西方史学脱离治国理政之核心，还将史学碎片化，乃至庸俗化、娱乐化。所以说引进西学可以说是拣了西方史学的芝麻，丢了中国史学的西瓜。 本来，我们应该为前朝著史，但长期以来学人在如何写《清史》的问题上不能统一思想，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对《春秋》大一统真义已知之甚少。 3.诸子百家从不同维度论治国理政之法 西方现代性叙事的底层逻辑是欧洲中心论，它以西方的一切为现代、优秀、先进，其他文明的一切则为传统、低劣、落后。其全部意义最多也只是历史价值。所以，从胡适开始，中国古典学术体系就已经被史学化了。至于诸子百家的思想，由于表面上类似于西方哲学，所以就被纳入了哲学史范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不幸的是，诸子百家的学术理路与西方哲学观念大相径庭。以西方哲学理念整理诸子百家，必然会方凿圆枘，驴唇不对马嘴。最显著的，中国人没有西方那种将现象与本质区分开来的思维方式，先哲重视现象，常常通过模式化和理想化的典型现象阐发正确的做事方法——道；西方哲学不是这样，它重视变动不居现象背后不变、普遍的本质形式，西方哲学关键是要求真，而非致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方朝晖教授写道：“英国汉学家葛瑞汉（A.C.Graham）曾指出，中国文化中没有西方人那种将现象与本质区分开来的思维方式（张东荪、张岱年也早就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中国人更相信‘正名’。葛瑞汉的说法也许引起国人不满，以为是偏见，我们日常生活中不是经常说透过现象看本质么？中国人讲的道、天理难道不是本质么？其实葛瑞汉指的是中国人以感官经验为真，以感性事物为实，故无柏拉图、洛克那样以感官属性为幻，在感官经验背后寻找本体的传统。至于我们经常说的透过现象看本质，指的是如何更好地理解经验发生的规律从而更好地适应或利用它，并非在感官经验现象背后去寻找可以客观验证和理性证明的本质。”【3】 由于中国没有西式哲学，所以冯友兰干脆抛弃了西方以求真为目的的宗旨，而采用了西方泛化的哲学定义，认为哲学定义是一门关于世界观、人生观或方法论的学问。事实上西方诸多学者是对的，他们注意到中国并没有“哲学”。 也只有承认诸子百家不是西式哲学，我们才能认识诸子百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一语道破了诸子百家的本质：“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诸子百家从政治教化等不同维度论治国理政之法，它们相辅相成、相须为用。 《汉书·艺文志》总论诸子百家说，现在各家都推崇自己的长处。深究事物的始末，探明其要旨，即使有些弊端，综合他们的要领，也都是《六经》的支和流。假使诸子遇到明王圣主，得到他平正的对待，这些人就都能成为治理天下的大才。如果能学习六经，再深入这九家的言论，扬长避短，就可以通晓治理天下的种种方略了。《汉书·艺文志》：“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不幸的是，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之后，研经之儒大兴，连荀子、孟子那样的先秦儒家都衰落了，更别说其他诸子百家——《孟子》受到重视是在宋以后。王锦民先生指出：“从《汉书·艺文志》到《隋书·经籍志》，可以清晰地看出诸子的渐衰，汉魏六朝诸子不及先秦诸子远甚。除了儒道两家，后续的创造性著作屈指可数，如名、墨诸家更是成了绝学。”【4】 在诸多学者将儒学等同于中国文化本身的21世纪，我们摆脱“独尊儒术”桎梏，复兴诸子百家，恢复以经学和子学为轴心的中华治道，任务仍十分艰巨。 4.集部承担着文以载道、人文化成的社会职能 集部源头可以上溯至《诗经》，其目的在于社会教化、修齐治平。所以“诗三百”先列各国之风。《诗大序》说：“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作者的意思是说，风的意思就是讽喻、教化，用讽喻来感化人们、教化人们。诗是人们用来表达志向的，蕴藏在内心就是志向，用语言表达出来就是诗。所以匡正政治得失，感动天地鬼神，没有比诗更接近于实现这个目标。前世的君王用诗歌来规范夫妻关系，养成孝敬行为，敦厚纲常伦理，美化教育风气，改变不良风俗。 西汉时，扬雄等学者就曾批判缺乏讽刺劝诫作用的“纯文学”作品。《汉书·艺文志》总论诗赋时指出，大儒荀子和楚国的大臣屈原，因为远离谗言、忧心国家，都写下作品来委婉劝谏，他们的作品饱含着古诗那样同情他人、忧国忧民的情感。后来宋玉、唐勒，汉朝兴起后的枚乘、司马相如，再往后到扬雄（扬子云），都争着创作华丽铺陈、气势宏大的辞赋，却丢掉了其中委婉劝谏的深意。所以扬雄后悔了，他曾写道：“诗人写的赋既华丽又有原则（能起到劝谏作用），而辞赋家写的赋文辞华丽却流于浮夸（过于追求形式而失去实质）。如果孔子的弟子也写赋的话，那么贾谊和司马相如的水平就能登堂入室了。如果不用赋来发挥劝谏作用，那写赋还有什么用呢！”“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从根本上说，中华文脉与道脉是合二为一的，文风与政风也紧密相连。近代以西方文学理论范式生硬切割集部，结果只能是学术理论的无限混乱。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郭齐勇教授评论道：“就文体而言，由于西方只有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几种，那么汉赋的归类就成了令中国现代文学家们头痛的难题——它是诗歌呢？还是小说？按西方标准，诏、策、令、教、表、启、书、檄等等，均不能属于文学的范围，收录这些文体的《昭明文选》不能算做纯文学总集，讨论这些文体的《文心雕龙》也不能算做纯文学理论著作。以西方关于小说‘有一定长度的虚构的故事’的定义，中国正统史志著录的小说都不合标准，以致于迄今我们还拿不出一份大家公认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以西方所谓‘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方法来框中国文学的方法，够用吗？我们的比、兴等象征手法算什么呢？”【5】 是我们为经史子集正名的时候了！如果继续走过去一百多年“输入学理、整理国故”“以西释中”的老路，我们不仅不能保存国故、再造新文明，反而会解构国故、毁灭中华魂！这是一种文化自残，文明自杀！ ——猛醒吧，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
注释： 【1】王锦民：《古典目录与国学源流》，中华书局于2012年版，第114页。 【2】梁启超：《中国之旧史学》，载1902年2月8日《新民丛报》。 【3】方朝晖：《重思中国传统学问中的本体问题》，载2023年2月8日《中华读书报》。 【4】王锦民：《古典目录与国学源流》，中华书局于2012年版，第348页。 【5】郭齐勇：《出土简帛与经学诠释的范式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2年第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