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说明：广西灌阳县湘江战役新圩阻击战酒海井红军纪念园内的“酒海井红军烈士殉难处”。 三年重走长征路，我对当时地主武装的残酷和野蛮有了清醒的认识。在长征途中，大量红军指战员是被地主武装虐杀的。 共产党人和国民党统治精英一个重大的认知分野就是：共产党人清楚地意识到士绅地主阶级的腐朽性，只有消灭这种力量，中国的革命才可能完成。所以“打土豪分田地”成为土地革命时期的重要政策。这一政策通过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红色政权提供了经济与政治支持，成为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基础；而国民党统治精英认为，士绅地主是中国社会的支柱，是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的传递者。这在1943年出版的以蒋介石名义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中，得到了系统的阐发。 消灭士绅地主阶级，中国共产党人这种彻底的革命性，导致地主阶级对共产党人及红军的刻骨仇恨。这也是为什么，披着仁义外衣的士绅地主对红军如此残暴的根本原因。 两年多了，我都忘不了2023年9月14日，我们在广西灌阳县参观新圩酒海井红军纪念园的情形。当时，我懂得了什么叫阶级仇恨。 1934年12月初，在湘江战役著名的新圩阻击战中，当时红军伤病员被安置在新圩乡下立湾村（现改名和睦村）蒋家祠堂的临时救护所里。当地地主武装在蒋家祠堂发现这120多位伤病员后，将他们捆绑起来，并残忍地丢进25米深的酒海井（因形状类似盛酒用的酒具而得名），然后又用机枪扫射，这些红军战士最后全部壮烈牺牲。陈列室中有老红军刘来保的回忆资料：“我们在新圩作战的时候，有100多个重伤员被安置在下立湾祠堂里，他们都不能行走，部队撤退时来不及运走。地主蒋成勋、蒋连勋组织一些人，用棕绳捆住伤员的头和脚，用木杆子抬到酒海井，一个个丢下去，好几天后，井里还有人在喊叫。前几年天旱，用抽水机把井水抽干了，发现井底还有红军的骨头和捆绑红军的绳子。” 我不能想象当时年轻的红军战士在地狱般的地下暗河里等待死亡的场景。我们也永远不会知道：在最后一刻，他们是否意识到自己的牺牲会给东方一个古老民族带来重生，给人类文明带来新希望。 正是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走向成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发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力量：农民！并且，他们将农民组织起来，将社会基层组织了起来，动员了中国大一统政治的底层力量，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前提。 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将中国传统社会形象地比喻为一个“潜水艇三明治”。其上一片狭长的面包，即文官集团组成的中央政府；下面是一块狭长面包，是成千上万的农民。他认为国民党只建立了上面的文官结构，而共产党人则将下层组织了起来。 因为没有下层力量的支持，所以国民党注定是一个弱政府，小政府，这也是传统社会末期历代王朝的典型形态。特别表现为其财政汲取能力的弱化。他写道：“缺乏财政能力是蒋的另一弱点。中国在帝制时代向来无力动员全国上下一致成为一体和外强作战，或与类似的国家作经济上的全面竞争（在这条件下，中国在20世纪和英国在17世纪初期相似）。对日战争爆发前10年，国民党之南京政府获得关税自主，创立了一家中央银行（事实上由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银行分担应有的央行业务），利用关税、盐税和烟酒税支持整个新体系。再有收支间的不平衡，即靠国内发行的公债弥补。即算有了上述的举措，抗战前夕国家总预算尚只有12亿5000万元。以当日三比一折合美金计算，为美金4亿元。虽说当日的购买力与今朝不同，这4亿是一个极为纤小的数目。”【1】 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组织起农村基层、获得中国农民的支持后，实际拥有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加上正确的方针政策，对国民党的胜利只是时间问题了。黄仁宇写道：“中共与毛泽东替中国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重分土地之后，不仅使以后组织农民合作社和公社相当容易，同时毛和中共也构成了一种发号施令之体制，由以万计的村民大会一直向上结合而成。它们又有农民协会和贫农团体支持。某些单位等于选区。有了这样的力量摆在他们后边，中共从此对付国民党的军队已无实质上的困难。国民党军所辖疆土日蹙（蹙，cù，收缩——笔者注），防线也愈退近各市区的城垣。”【2】 如果我们从黄仁宇先生提倡的“大历史观念”出发，就会发现中国革命的历史意义远过于此。重新组织起基层，政权下县，“支部建在村里”，让政令直达基层，由上而下实现了“九州共贯”——这是对中华大一统治道的恢复。 正是因为恢复了大一统政治，恢复了直接从农村汲取资源的能力，中国才走出了超越西方殖民主义的内生性现代化之路——通过将农业的积累转移到工业，开创新型的工业化路径。这是对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形态的历史超越，是人类文明形态的一种革命！ 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中国工业化的继续。通过建立统一的全国大市场，激发各种经济要素的活力，让包括外国资本及本国私人企业在内的各种所有制形式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十四亿人的巨大市场培育出了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大企业。今天，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工业强国！ 新时代，当务之急是切切实实搞好“第二个结合”，将适应大一统政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普遍适用的学术思想，实现“六合同风”。《汉书·王吉传》说：“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 “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不仅是西汉人的治国理想，更是贯穿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基因，它以“大一统”为内核凝聚了各民族对共同价值的认同，成为中华文明绵延不息、多元一体的深层精神动力！ 可以预见，未来之中国必然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也是历史证明可以实现数千年生生不息、实现持久和平与永续发展的文明新范式——21世纪，面对资本霸权主义席卷全球的狂飙以及其发展的不可持续性，重塑人类文明形态的新长征尚有漫漫长路要走……
注释： 【1】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96页。 【2】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00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