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说明：四川省若尔盖县班佑村的“中国工农红军班佑烈士纪念碑”。 张学良将军晚年口述历史，谈到长征时曾无限感慨：“我对我的部下常常说，我说他们这个所谓万里长征，我说我们都是带兵的人，谁能带，谁能把军队带成这么样，它跟你走，不都带没了。”【1】 为什么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队伍没有被“带没”，没有散掉？在整个重走长征路的途中，我都在想：是什么力量，让红军战士在那么艰苦的环境里，宁可累死战死，也不离开革命队伍？ 9月13日，我们来到四川省若尔盖县班佑村，瞻仰“中国工农红军班佑烈士纪念碑”。1935年8月底，红军右路军过草地时，由于高原缺氧、气候恶劣、长期饥饿疲惫等多方面原因，在即将胜利走出草地的前夜，七八百名掉队的战士在这里相互依靠、力竭而亡。 纪念碑周围很空旷，满眼一望无际的原野。除了我们外，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慕名者。这里看不到管理员，更没有什么人组织，连购买鲜花也是在摆放鲜花的桌子上自己扫码支付。但我看到，人们神情是那么肃穆，许多人眼里含着泪水——一位中年大姐眼睛都哭红了。 纪念碑的底座上刻着开国上将王平将军回忆录中对此事的记载。由于鲜花太多盖住了下面的文字，我将《王平回忆录》中的整段文字录在这里： “红十一团过了班佑河，已经走出七十多里，彭德怀军长对我说，班佑河那边还有几百人没有过来，命令我带一个营返回去接他们过河。刚过草地再返回几十里，接应那么多掉队的人，谈何容易。我带着一个营往回走，大家疲惫得抬不动腿。走到河滩上，我用望远镜向河对岸观察，那边河滩上坐着至少有七八百人，我先带通讯员和侦察员涉水过去看看情况。一看，哎呀！他们都静静地背靠背坐着，一动不动，我逐个察看，全都没气了，我默默地看着这悲壮的场面，泪水夺眶而出。多好的同志啊，他们一步一摇地爬出了草地，却没能坚持走到班佑，他们带走的是伤病和饥饿，留下的却是曙光和胜利。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一个个把他们放倒，一方面是想让他们走得舒服些，一方面再仔细地检查一遍，不能把一个还没有咽气的同志拉下。最后发现一个小战士还有点气，我让侦察员把他背上，但过了河他也断气了。由于时间紧迫，我来不及掩埋这许多烈士的遗体。 “我们满含泪水，脱下军帽，向烈士默哀，鞠躬告别，然后急忙返回追赶大部队。”【2】 在那里，我体悟到了重走长征路上最深刻的智慧：牺牲乃是真无我。一个人，只有当他勇于为自己选择的无私事业奉献牺牲的时候，才实现了真正的无我——成仙成佛、“桶底脱落”之类都不是真无我！ 也是在那里，我读着纪念碑背景墙上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长征的论述，终于明白了长征队伍没有散掉的原因。经过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它已成为一支超越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与个人主义，并被注入了坚定革命理想信念的军队，“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实现了“党指挥枪”，政治与军事的有机统一。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 正是因为“党指挥枪”，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才将红军淬炼成一支战无不胜的铁军。从这支军队出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甚至战胜了纠集多国联军、武装到牙齿的美军！ 战争年代，“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在和平年代，除了枪杆子，“笔杆子”变得更为重要了。自古以来，任何政权“马上得天下”之后，都不可能长期奉行“马上治天下”的策略——都要通过学术思想、文化教育，将整个国家凝聚为一个整体。在缺乏一神教传统的中国，历朝历代在建立国家政权、政治统一以后，都寻求学术思想上的大一统。从周初周公制礼作乐到清代以举国之力编写《四库全书》都是这样！ 西汉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代才完成了将学术思想统一于经学的历史使命，其影响中国文化长达两千年之久。大儒董仲舒建议以政策法规为引导（而非通过强制手段），实现学术上的统一。在给汉武帝的策书中他说道，《春秋》推重一统，这是天地不变的原则，古今共通的道理。如今各家所述的道理彼此不同，人们的议论也彼此各异，诸子百家研究的方向不同，主旨也不一样，所以处在上位的执政者不能掌握统一的价值标准，法令制度多次变更，在下位的百姓不知道应当怎样遵守价值法规。我认为凡是不属于六经的科目和孔子思想的学说，都应该阻止它们的入仕之途，这样偏邪不正的学说就会逐步歇息，学术系统就可以统一，价值法规就可以明确，人民也就知道未来的前进方向了。《汉书·董仲舒传》：“《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谊，通义——笔者注）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这里的“一统”，就是军事、经济、学术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归于政治上的统一领导，古代政治上统一领导的象征是天子。所以唐代颜师古注曰：“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也。《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此言诸侯皆系统天子，不得自专也。” 最后，西汉政府通过设立五经博士，为研习经学的学者开入仕之途，实现了学术思想的大一统。但在实施董仲舒“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建议的过程中，没有在一定范围内鼓励学人自己研究百家之学，以备顾问——导致子学的沉沦，经学的固化，这是我们必须汲取的教训。 总而言之，国家除了以政统军，还要以政统教——除了“党指挥枪”，还要“党指挥笔”！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 今天，在学术上一味讲多元、包容和创新是远远不够的，那样只会落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泥潭，我们还要强调学术思想上的大一统，大力加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及以经学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学术上的主体地位，从思想上、制度上实现“党指挥笔”。只有这样，才能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我们强调“党指挥笔”，不是否定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其他文明成果，而是在统一的基础上支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者可以凭兴趣在相关机构内部研究任何学问，但在社会宣讲、教育学子方面则要坚持统一性——没有统一的百家争鸣，只会造成思想的混乱，社会的撕裂，那是所有文明社会的灾难！ 是结束学术思想上个人主义的时刻了！如果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一百个教授就有一百种思想”的局面持续下去，乃至留学归来者将西方本本翻译过来就在中国开讲，我们得到的将不是文化繁荣，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整体塌陷——这是当代中国学人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注释： 【1】世纪行过——张学良口述史特辑（二）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rT4y177rT/?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vd_source=7bd3312d933504035c126a92754b83a4，访问日期：2025年9月25日。 【2】《王平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15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