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说明：今日陕北南泥湾的稻田。 在遵义娄山关看到了如海的苍山，在云贵高原看到了多娇的原野，在陕北看到了江南般的南泥湾…… 但我心里却没有毛泽东那种“而今迈步从头越”“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的豪情。 2023年、2024年、2025年这三年的九月间，我和一些朋友共花费四十多天时间，重走了长征路。记得2023年重走长征路之初，我还能按自己游学的习惯，写下随笔。其中《掏肠自断真忠义——诗祭红34师陈树湘师长》发表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办的《学习与研究》杂志2023年第十期上。 但接着往下走长征路时，我却没有勇气写下任何文字。因为我觉得文字不足以描述从尸山血海淬炼出来的中国共产党。我需要弄明白，中国革命和建设付出如此沉重代价，走了那么多弯路的原因是什么。而在此之前，我不想写任何东西。 2025年9月18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走到了延安。9月20日回到北京，我自认为可以写一些东西向诸君汇报了。 1840年以来，中国现代化的知识经验是从外部植入的，且这种植入是建立在对中国原有知识经验的否定和覆盖基础之上。由于中华文明独特的、相对封闭的演化路径，导致外来知识经验（无论来自社会主义的苏联还是来自资本主义的欧美）很容易在中国产生严重的排异反应。如果我们不将之中国化，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南开大学哲学院翟锦程教授将西方知识体系的传入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发生在明末到清初，传入的主要内容是以欧洲中世纪知识体系为主的基本框架与部分分支的基本内容；第二阶段发生在清末至民初，传入内容涉及知识体系各分支的完整内容，包括西方近代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领域。两个阶段的最大不同是，第一次传入时中国本土知识体系并没有失去主体性，整体上西方知识体系没有冲击中国文化的经史子集传统。第二次西方知识体系的传入则大不相同，它是替代式和覆盖式的，结果导致中国失去了知识上的主体性。翟教授写道：“西方知识体系的第二次传入，对中国传统知识体系造成了‘覆盖式’的全面冲击。与历史上历次外来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相比，清末的西学东渐外有‘坚船利炮’传送西学，内有洋务派、维新派相接，更有‘救国图强’的广泛社会基础，因此，西方知识体系能够被社会各界迅速接受。随着近代新式教育体系的建立，‘西学’知识体系还没有来得及被完全消化吸收就直接‘覆盖’了悠悠数千年的‘中学’知识体系。”【1】 在西方知识体系席卷中国的狂潮之下，近代以来各种各样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开始流行。特别是那些左派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他们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道德的制高点上，如果再加上苏联共产党这样的外部力量加持，就会将自己的错误无限放大——盲目照搬苏联和西方传统的战略战术与现成经验，纸上谈兵，胡乱指挥，才导致红军被迫长征这样的灾难。 仅湘江一战，从1934年11月25日到1934年12月1日，8.6万红军就付出了5.6万将士牺牲的惨重代价——水流巨大的湘江水甚至被染红！ 即使在走过草地到达甘肃陇南市宕昌县的哈达铺时，红军的状况仍然极差，减员很严重。据彭德怀元帅回忆：“哈达铺在岷县以南三四十里，是藏、汉族交界地区，但汉人居住地是落后的农业区。此时，五、九两军团大概约六七千人，随四方面军在阿坝地区；一、三军团到达哈达铺各约六千人；中央直属队约两千人，共一万四千人，体质很弱，行军时常见道旁有同志无故倒地就死了！”【2】而最后到达延安的吴起镇，长征结束时，红军只剩下七千二百人，减员一半。【3】这是因为由哈达铺东进时，红军遇到了强悍的马步芳、马鸿逵、马鸿宾骑兵，还有邓宝珊等军——前者盘踞北方也是张国焘主张南下的理由之一。 在重走长征路经过的大量纪念馆里，最为显眼的位置上我们常能看到毛泽东对长征洗练的描述：“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它出自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 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长征的胜利是以红军战士血流成河为代价的，而造成此一代价的直接原因是左派的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 过去，我读毛泽东延安整风时期的重要文件《整顿党的作风》，对原稿中有这样骂人的话感到不解：“人屎可以喂狗，狗屎可以肥田，你们的教条比狗屎还没有用！”我现在终于明白，毛泽东这种愤怒源自对洋教条危害的清醒认识——它在某种程度上比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还可怕！ 今年是中央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但在国内，各种各样的洋教条仍然流行。除了那些留学归来的大学教授们坚信的蒙昧主义教条“西方科技先进，所以西方一切都先进”，还有以反美面目出现的各式“洋教条”。 不是美国人在搞“美国第一”吗？我们就亦步亦趋搞“中国第一”——天天在国内鼓吹中国如何如何厉害，美国如何如何衰败，已经到了“闭眼看世界”的程度。那些教授的胡说八道，有些都成了网上的笑谈段子！ 更有甚者，为了证明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其他国家都是“野蛮国家”。西方古代一切文明成果在有些学者那里近乎都成了伪造，要么就是来自东方——这种反智主义在上至大学教授、政府官员，下至民间激进爱国人士中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上述力量打着左派爱国主义的旗帜，实际是将中国推向不切实际的大国沙文主义，可怕的孤立主义，是在为“中国威胁论”添砖加瓦。 今天“洋教条”照搬的已经不再是苏联经验，而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验——无论这些教条主义者以“崇美西方”还是“反美西方”的面目出现，我们都要坚决反对之。因为他们的危害比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左派更为隐蔽，从长期看也更为危险。 以无数英雄的生命和鲜血为代价，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百年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正确的道路应该是基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在此一经验的基础上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理论中国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稳步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在21世纪的今天，毛泽东87年前的话仍值得我们三思：“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4】 因为，在强调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时代，反对各种形式的“洋八股”，变得更为重要，也更为紧迫了！ 注释： 【1】翟锦程：《中国当代知识体系构建的基础与途径》，载《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11期。 【2】《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5页。 【3】《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6页。 【4】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