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最近，印度共产党人Sreyashi Choudhury女士就十月革命对当今世界的持久影响、全球治理问题采访了翟玉忠先生，该采访是为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西孟加拉邦网络平台（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West Bengal Webdesk）所作。

记者：您认为十月革命对当今中国是否仍有影响？

翟玉忠：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历史性的。

中国有句几乎妇孺皆知的话，“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后，中国知识界在资本主义帝国体系之外，找到了一条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现实道路。这对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来说，犹如在迷雾中看到了救国救民的灯塔。

但十月革命对我们持续影响力远不止革命本身，也在于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殖民掠夺获取资本的最初积累不同，苏联社会主义道路是通过内生性积累获得成功的，它开辟了人类历史上真正的“工业文明”——一种文明的工业社会形态。

马克思有句名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实际上，与资本主义扩张相伴的西方工业文明也是这样，英国是先有殖民扩张，后有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为殖民扩张服务。我们也可以说：“工业社会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苏联的工业化不是这样，它通过农业集体化完成了工业的积累。尽管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出现了诸多过激现象，但整体上这一政策是成功的。

中国在充分汲取苏联农业集体化成败经验的基础上，遵循了同样的工业化道路。当然，即使在今天，还有人批评从20世纪50年代直到改革开放以前，国家对农民索取太多，“剪刀差”过大——所谓“剪刀差”，指在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交换过程中，工业品价格持续高于其价值，农产品价格持续低于其价值的现象。

1953年梁漱溟攻击这种现象，将之称为“工人九天之上，农民九地之下”。此类言论本质上将工人和农民对立起来，将工业化和传统农业对立起来。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农民、农业、农村为工业化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但只有通过这种牺牲，中国才能实现工业化。因为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中国是标准的传统农业大国、农民大国——与其说农民为中国工业化作出了巨大牺牲，不如说那个时期全体国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磅礴的力量承担起从传统手工农业到工业化道路的历史使命。那个时期我们为了中华民族的发展自觉牺牲了当下的个人利益，奠定了改革开放后高速度、高质量发展的物质和产业基础，赢得了今天全民共享工业化成就的美好时代。

试想，如果当年不通过农业合作化建立人民公社，施行统购统销等诸多善政，进而将农业剩余直接转化成工业资本，中国的工业化就不可能成功。请看以下数据：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剪刀差实现的积累额由1957年49.31亿元迅速上升到1958年的91亿元，增长1.86倍。剪刀差积累方式在农业为国家提供的积累额中所占比重也由合作化期间的55%左右，上升到68%，以后在整个人民公社期间则平均高达77%，最高年份竟达85.5%。（焦金波：《统购统销：中国工业化资本积累的主要形式》，载《南都学坛》2002年第6期。）反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农业主要是资本获取利润的一种经济形态。

当然，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巨大影响还不止这些。甚至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也受到列宁在1921年开始实施的新经济政策的影响，强调商品的货币关系以及市场的作用。

我们不能忘记，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勒紧裤腰带搞建设”，是建立在人民勤俭积累和辛苦劳动基础上的。它是由奉献和劳动驱动的，而不是靠战争和掠夺驱动。也因此，社会主义工业化没有嗜血的战争基因，而是一种文明的、和平的工业化发展道路——未来人类要想实现持久和平，必须重视这种现代文明新形态。

记者：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中，是否借鉴了早期苏联共产国际在帮助包括中国在内的受压迫国家建设共产主义方面的经验？

翟玉忠：我们不能忘记苏联主导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贡献。甚至中国共产党也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推动下建立的。当然，陈独秀等党的早期领导人，从建党伊始就注意到了保持独立自主的重要性。

共产国际提出的一些具体政策壮大了中国共产党。比如1923年共产国际推动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通过这种方式，中国共产党无论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都得到了很大发展。据统计，1927年四一二政变前，中国共产党员的人数已从1923年三大时的400多人激增至5万余人，增长百倍；共产党创办的《向导》《妇女周报》等刊物，积极宣传马列主义思想，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力。

我们也应该看到，共产国际由于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缺乏充分了解，也存在乱指挥的现象，所导致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关于这方面，毛泽东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论述得较为全面。谈到为什么要对斯大林的功过三七开时，他说：“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〇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论十大关系》，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指在1937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传达的共产国际关于“抗日高于一切”的统战指示。这个指示不重视独立自主的斗争策略，是导致皖南事变我党在军事上遭受重大损失的直接原因。

在同共产国际交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取得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坚持独立自主！一个国家，必须根据自身的历史文化和现实情况制定发展策略。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盲目跟随，全盘照抄都是危险的。所以今天我们在全球治理倡议中，强调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这不是一种漂亮的国际民主的口号，而是源于我们在长期残酷斗争中总结出来的血的教训。

一些海外朋友不懂得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也不熟悉中国的历史文化，以为“国强必霸”，中国强大了，就一定会干涉别国内政、侵略别人。如果中国真的如西方某些大国那样奉行霸权主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那么中国周边这些国家恐怕早就不存在了。因为在过去数千年的时间里，中国始终是东亚唯一的超级大国，公认的思想文化中心。

未来世界普遍的和平与民主秩序，需要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中国古典文化，以及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希望会对包括印度在内其他国家的发展有所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