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中医中的《黄帝内经》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没有过时一样，作为政治经济学之经，轻重之术也没有过时。 按照西方线性的进步史观，既然轻重之术是农业时代的产物，他就会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被淘汰，代之以现代西方经济学。这种简单看待现实的方式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现实是历史因革损益的结果，其中有革的因素在，也有因的因素在，事物的发展总是有因有革，有常有变的。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说到常，比如说市场的基本规律，管子时代与今天的市场规律并没有本质的不同；至于革，工业时代比农业时代的市场规模显然要大，也复杂得多。 所以，如果我们能看到轻重之术的合理内核，就会发现，轻重之术是真正的政治经济学之“经”，它仍然适用于今天信息化的时代 这里谨以轻重之术中的外贸理论（即中国古典外贸理论）为例，说明轻重之术实乃人类政治经济学之大道。 中国古典外贸理论的基本原则是“内守国财而外因天下”（语出《管子·地数第七十七》）核心观点是在保有国家财富的同时，也要学会从外部取得财富。与西方的重商主义不同，这里的财富主要不是指侈奢品、贵金属和纸币，而是指重要的战略物资。 中国古典外贸理论由来久远。现存最完整的轻重之术经典，《管子》轻重十六篇中的“伊尹之谋”、“纂茈之谋”等就是以案例来说明“内守国财而外因天下”的道理。“伊尹之谋”甚至可以上溯到商朝初年。对具体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拙著《国富策：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及其三十六计》。【1】 事实上，从战国至汉朝，从古代的中国至当代的美国，中国古典外贸理论一直为经济决策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应用着。 孔家多俊杰，从记录孔氏家族人物事迹的古籍《孔丛子》中我们能明显看到这一点。《孔丛子·陈士义第十五》记述说，战国末年，孔子八世孙孔谦（字子顺）在相魏期间曾作为使节出访赵国，当时赵孝成王在宴会上问子顺降北方游牧民族之计，孔谦的回答即是应用轻重之术，用通商的手段来诱降他们。赵孝成王担心通商会使自己的财货外流，子顺回答说：如果我们是用无用的东西换取他们有用的东西，通商就是弱化北方游牧民族的办法，用子顺的话说就是：“夫与之市者，将以我无用之货取其有用之物，是故所以弱之之术也。”于是赵王追问，什么是我们有用和东西，他们无用的东西呢？子顺答道：“比如衣饰之物，如珍珠、美玉和各种丝织品；饮食之物，则有酒和各种美味商品。这是我们有的而他们认为有利可图的东西。北方游牧民族，有牛马、皮毛制品，弓箭等等，这是他们富足而又轻易给人的东西。用我们有的，来换取他们丰富的商品，那么他们的钱财就会浪费在衣食这样的消费品上，我们就会不战而屈人之兵。”（原文：魏王使相国修好邻国，遂连和于赵。赵王既宾之而燕，问子顺曰：“今寡人欲求北狄、不知其所以然。”答曰：“诱之以其所利而与之通市，则自至矣。”王曰：“寡人欲因而弱之，若与交市，分我国货散于夷狄，是强之也，可乎？”答曰：“夫与之市者，将以我无用之货取其有用之物，是故所以弱之之术也。”王曰：“何谓我之无用，彼之有用？”答曰：“衣服之物，则有珠玉五彩；饮食之物，则有酒醪五熟，此即我之所有而彼之所利者也。夷狄之货，唯牛马旃裘弓矢之器，是其所饶而轻以与人者也。以吾所有，易彼所饶，如斯不已。则夷狄之用将糜于衣食矣，殆可举棰而驱之，岂徒弱之而巳乎？”赵王曰：“敬受教！”） 我们对赵孝成王是否真得与北狄通商不得而知。不过在汉朝初期，这一政策似乎被完整地实施了。在公元前81年的盐铁会议上，汉武帝时长期主持国家经济政策的桑弘羊将“内守国财而外因天下”的中国古典外贸理论精辟地概括为：“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轻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虚荡其实。”，认为这样就能：“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也。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 对于会上儒生片面强调农业作用的观点，桑弘羊以“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驳斥之。他指出：有才能的人治家的方法不止是一种，使国家富裕的途径也并非一个。从前，管仲筹策谋划辅助齐桓公成就了霸业，而纪氏由于只搞农业亡了国。如果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必须从事农业，那么舜就不应该去制作陶器，伊尹也不应当去当厨师。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应该是天下人认为低贱的，他认为高贵；天下人所轻视的，他却重视。用工商业代替农业，用无用的东西换取有用的。现在从山林川泽取得的财富，实行均输法所获得的积累，是为了施用轻重之术来役使天下的诸侯。汝、汉一带的金子，各地进贡的丝织品，可以引诱外国人并换取胡、羌的珍贵财物。用我们两丈丝绸，就能得到匈奴的很多贵重物品，从而减少了他们的财物。这样，骡、驴、骆驼就可以成群结队地进到边塞之内，各种良马也都变成了我国的牲畜，鼠皮、貂皮、狐貉等各种贵重皮料，彩色的毡子，有花纹的毯子将充满皇宫里的仓库，璧玉、珊瑚、琉璃也都成了我国的宝贵物品。这样，外部的各种物品源源不断地运进来，而内地的财物不外流。外族的东西运进来，国家财用就充足，自己的财物不外流，人民家用就丰足。《盐铁认论·力耕第二》记桑弘羊言曰：“贤圣治家非一宝，富国非一道。昔管仲以权谲霸，而纪氏以强本亡。使治家养生必于农，则舜不甄陶而伊尹不为庖。故善为国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轻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虚荡其实。今山泽之财，均输之藏，所以御轻重而役诸侯也。汝、汉之金，纤微之贡，所以诱外国而钓胡、羌之宝也。夫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是以骡驴馲驼，衔尾入塞，驒騱騵马，尽为我畜，鼲貂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是则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也。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 不幸的是，自东汉以后，轻重之术和其中的中国古典外贸理论长期以来为中国学人所轻视，至今仍是这样。 最早对轻重之术发难的当属魏晋时代的著名学者傅玄。他在《傅子》一书中称：“《管子》书，过半是后之好事者所知，《轻重篇》尤鄙俗。”【2】 傅玄对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评判一直影响至清代。宋代黄震（1213~1280年）说：“若‘轻重篇’则何其多术哉，管子虽多术，亦何至如此之屑屑哉？”（《黄氏日抄》卷五十五）。明代张岳说：“吾读《管子》盐铁书（指轻重十六篇——笔者注），至于日食升两及一刀一钱，莫不榷算详尽。使利出一孔，悲夫！霸者之用心也？彼尝劝其君务农重谷，分业四民，亦足以富国制敌而售其术矣，何乃琐琐若是？”（《小山类稿》卷十九）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称：“轻重篇尤复鄙俗。” 近代西方经济思想涌入后，在西方学术统治中国教育机构和学术机构的大背景下，轻重之术作为失去实际应用价值的“古董”被纳入经济思想史，在整理国故的旗帜之下，学者们想一劳永逸地判处轻重之术死刑。 注释： 【1】翟玉忠：《国富策：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及其三十六计》，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版。 【2】刘治立：《<傅子>评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45页。 （本文摘自翟玉忠《国富新论：中国经济学轻重之术》，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