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8月31日，2025年度六经书院工作会议在福建省古田县蓝田书院举行。这是新法家网站中英文版总编辑，“大《六经》工程”总编辑翟玉忠先生在会上作的主旨发言。 

历经长达十四年的周游列国，公元前484年，鲁哀公十一年冬，孔子终于返回故土鲁国。很快开启了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文化工程，六经的整理编定工作。到他去世前一年，公元前480年，鲁哀公十五年，共用了四年左右时间。

孔子一生，政治上郁郁不得志，但他上承西周王官学，下启诸子百家之学，开创了中国文化的新时代。数百年后，司马迁不禁感叹，天下从君王直至贤人有很多，生前都曾荣耀一时，死后却渺无痕迹。孔子是个平民，传世十几代，学者都尊崇他。上起天子王侯，中国凡是讲习六经的都要以孔子为标准判断是非，孔子可说是至圣了！《史记·孔子世家》：“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孔子整合当时的中国文化主体六经只用了四年左右时间，而我们整理诸子百家就用了近二十年，整理六经还要用二十年，前后将长达四十年，用时是孔子的十倍，这是什么原因呢？

根本在于，过去两千五百年来，中国学术变得极为庞杂无序，且在印度佛教及西方学术排山倒海的冲击之下，中国文化的本来面目大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恢复中国文化本具的系统性、普世性和实用性，变得十分困难。

孔子身处春秋末期，尽管当时礼乐崩坏，但其依附于大一统天下的学术体系框架尚在，特别是在周、鲁这些地方，保存得相对完整。但孔子死后，战国时代承孔门弟子四科学之风，诸子百家勃兴，连六经之学也分化了。

以我们正在整理的《尚书》和《诗经》为例。过去几十年来，诸多新问世的战国竹简《尚书》《诗经》告诉我们，战国时代不同版本的诗、书共存，远超过汉代的今古文《尚书》，以及《鲁诗》《齐诗》《韩诗》《毛诗》四家的范围。进而言之，战国时代不仅子学是百家争鸣，经学也是百家争鸣。

进入汉代，为了实现学术教化上的大一统，汉武帝听从一代儒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对诸子百家的贬抑是灾难性的——子学迅速衰微。又因为经学精义多存在于诸子经传之中，所以六经也随之沉沦。东汉初年，经学古义几成绝学，神秘主义的谶纬之学和咬文嚼字的章句之学流行于世——学习经学义理都成了危险的事！孔子二十代孙孔长彦甚至劝自己的弟弟季彦放弃家学，理由是：“今朝廷以下，四海之内，皆为章句内学，而君独治古义。治古义，则不能不非章句内学。非章句内学，则危身之道也。独善固不容于世，今古义虽善，时世所废也，而独为之，必将有患，盍（盍，hé，何不——笔者注）姑已乎？”（《孔丛子·连丛子下》）

对于汉代章句之学的繁琐化、经院化，东汉班固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分析了导致此种现象的原因：自从武帝将《五经》列于学官，设置博士，招收弟子，设立考试科目，以此来劝勉读书人。鼓励他们通过学习求得官禄。直到平帝元始年间（公元1年-5年），前后一百余年，传授经学的人越来越多，枝繁叶茂，一经可以有上百万言的解释，成为大师的达到千余人。这是因为利禄之途引导的结果啊！《汉书·儒林列传》：“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义理是经学的灵魂，其衰微是灾难性的。比如东汉郑玄在解释《礼记·大学》《礼记·中庸》时，他似乎没有见过思孟学派的核心经典《五行》《性自命出》，已经不太清楚其概念系统，所云常常模棱两可——这就为宋代“以佛释儒”，以佛理解释四书大开方便之门。

幸亏有孔季彦那样的学者不为利禄所动，坚守圣贤古义，今天我们才有复兴经学义理的可能性。

宋代学人倒是重视义理。但由于诸子经传的衰微，缺乏足够的思想资源，不得不以佛释儒。结果不仅不能复兴经学，还多师心自用，乱解经义——乃至以己意窜改经文。

至清末，中国学术已经成为散落不可收拾的碎片，这近乎成为清末民初学者的共识。一旦学科边界明晰，各科学理完善的西学被引入，学人便对“以西释中”趋之若鹜。反此潮流者，只有蒙文通、钱穆等少数学者。

清末民初学者“整理国故”的基本逻辑是以西释中，将中国文化的大宗经学史学化，诸子哲学化。殊不知，经学是史学的模式化、法典化，史学只是经学的材料和附庸。诸子百家皆是治国平天下的实学，根本就不是追求抽象本体的西式思辨哲学。

——这样“整理国故”的结果不是复兴中国文化，而是埋葬中国文化！

“百家务为治”（《史记·太史公自序》）“六艺于治一也”（《史记·滑稽列传》）。所以，我们要以经学为主干，以孔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为抓手，以集百家之大成的黄老道家为样板。按照中国文化的内在逻辑，重整合乎大一统治道的大一统学术体系——恢复其内在的系统性，独特的普世性以及显著的实用性。

《六经》出自西周王官学，由于西周礼法社会统一于封建诸侯，所以其本身就具有系统性。诸子百家兴起后，战国末期《庄子·天下篇》的作者已经发出了“百家往而不反”“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感叹。今天，我们按照内养外用，道名法一以贯之的逻辑将中国文化系统化，首先要接继多种消失已久的绝学。

比如名学，它不仅规范了中国人的意义世界，也是中国社会和天下体系构建的基础。

用春秋时晋国大夫师服的话说：“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左传·桓公二年》）今天许多学者主张西方科技先进所以一切都先进，中国科技不如人所以百事不如人。在这种逻辑支配下，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泛滥于中国，从思维方式到概念体系都是西方的，“名器假于人”，已经严重威胁到国家的文化安全。

为何中国文化具有普世性？因为它道法自然，一切法度规律都合乎天地万物之自然状态。也因此，凝聚这些自然规律的中国文化就具有普世性——如同牛顿物理学，因其源自对客观物理世界的观察与总结，所以它能突破时空，不仅适用于英国，也适用于美国、适用于中国；不仅适用于牛顿时代，也适用于300年后的今天，以及300年后的未来。

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甘怀真教授在谈到以册封为重要基础的天下秩序时指出，在古代，中国文化本身就是普世文化，我们之所以将其理解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以近代观念误读中国文化的结果。他写道：“由于近代以来发生于东亚地区的民族国家运动，许多国家为适应民族国家的建构需要，而发展出‘国粹’的民族文化概念。中国则更是民族国家，‘中国文化’也成为中国的民族文化。相对于此，有‘日本/日本文化’、‘韩国/韩国文化’。再细部而言，则有‘中国儒学’、‘韩国儒学’。然而以此民族国家的观点回溯东亚古代史，或许可以探知隐藏于历史表面的某些事实，但也必然会有一些盲点。因为当时人的世界观中，没有这一类民族国家的概念。……（在10世纪之前）中国文化对于这些周边国家而言也不是现代意义下的民族文化。故在此阶段，中国域外采行源自中国的文化要素不能被视为学习、模仿中国。对于这些处在建国阶段的诸政权与集团而言，其所认知的中国文化，与其说是作为一种中国的民族文化，毋宁更接近当时历史脉络下的‘普世文化’。”【1】

与近代西方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宗教、学术“普世性”不同，中国文化兼具“道法自然”的普遍适用性和文明榜样的广泛引领力，其普世性的实现多是外邦主动寻求的结果。甘怀真教授以日、韩等接受天下秩序为例：“更多的证据证明外邦政权寻求中国方面的册封，不一定是受到中国的威胁，册封关系建构的动力通常是来自接受册封的政权。而且从另一方面来看，对于中国周边政权而言，中国式的名号在古代的这个地区被认为是普世概念，并不只是中国的概念。只不过在当时，由于中国朝廷所具有的文化优势，故中国式的名号（如官职）的正当性仍是因为它们来自中国朝廷。”【2】

在近代以暴力和掠夺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之外，中外学者都发现了一种基于文化和责任（名分）的天下秩序——历史事实证明，后者才是实现人类永久和平和持续发展的正道！

除了在外事领域践行中国文化，我们还要将中国文化注入从思维方式到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为人类文明构筑起安身立命的精神根基——这是西方学术难以承担的历史责任。

西方人以基督教为安身立命的基础，不是因为他们通晓摩西十诫，而是因为他们信仰基督教——因为信仰的精神力量，摩西十诫才有了实用性和灵魂。同理，要恢复中国文化的实用性，就必须恢复中国文化内在的驱动力和精气神——这也是过去十几年我们不断阐述《大学》《中庸》等思孟学派经典的原因。因为一个人只有懂得智慧安乐之所在，才能主动践行中国文化中内养外用一以贯之的生活方式。

当然，我们系统整理中国文化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使其光大于世界、造福于人类的路更为漫长曲折。如果说过去二十年有何值得推广的经验，这里可以告诉诸位的是：复兴中国文化，仅靠海内外一些人提倡的“读经”远远不够，必须通过解经、通经、讲经，辩经，才能让经典复活为安身立命、安邦治国的内在驱动力，而这些重要工作，我们才刚刚开始。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希望更多朋友投身到“道法自然”的宇宙人生大道——天道的阐扬工作中来。“从事于道”，这是怎样幸福且激动人心的千秋伟业啊！

注释：

【1】甘怀真：《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九州出版社于2023年版，第409-410页。

【2】甘怀真：《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九州出版社于2023年版，第4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