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中,有一思想特质似乎贯穿它的发展,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典范”,但我更愿称之为“深层结构”。我并不是指它是儒家所特有的,而应该说是先秦许多思想家(像墨家、法家、道家等)所共有的特质。

为什么我会对此感兴趣呢?因为有一个恼人的问题总是不断出现: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始终不曾出现过一个与此深层结构相异的替代品(alternative)?

我所指的这个“深层结构”包括两方面:第一是在社会的最顶点,有一个“神圣的位置”(sacred space),那些控制这个位置的人,具有超越性力量,足以改变社会。从这个角度说,位置本身比是谁占据那个位置更为重要。

但是反过来说,在那高点有一特殊机关,由某一特定人物所代表(通常是王权)。因为结构本身并无动力足以改变自己,故必须仰仗这个占据最高神圣位置的君王的个人品质来改变整个社会结构。

如果上述两面能密切结合,也就是所谓“政教合一”。而这样一个理想结构对社会的每一个方面都有管辖权(jurisdiction)。有意思的是,18世纪的欧洲也开始流行起类似观念。

英国辉格党政治家相信,一般人都为社会的系统所影响,但是有一个超越于社会之外的代议团体可以达到转变社会的功能。当然,这类思想曾被马克思强烈批评过,马克思问:到底是谁来教育这些教育家们?

先秦法家也分享这个政治深层结构的某些特质,但朝向不同的方向发展,那就是不以道德转化作为转变社会的基础。至少在法家初始阶段,不具有在社会之外创造一个机构从外来计划控制社会的想法:它有点像19世纪的全盘社会决定论。

在中国政治思想的深层结构中,在上位的人君的个人品质虽然重要,可是那个客观的结构似乎更重要。慎到说圣人不在其位时,可能只是一条虫;可是一旦他占据那个神圣的位置,他便是化行天下的龙了。儒家也有类似的想法。故问题是:为什么千百年来受苦于这个权力毫无限制的结构的儒生,不曾好好思考过要向这个旧结构挑战,或试图限制它的力量,或是提出另一种替代品?

孔子在《论语·乡党》中说,当手持代表官方象征的圭板时,即使他心想在上位的人君极其平庸不堪,但仍然得战战兢兢。因为也不想破坏那个神圣位置——那转变这个社会的唯一希望。

在中国古代思想中,我们亦可发现不直接挑战此一深层结构,但试图绕过它的例子。譬如《庄子》内篇,便显然不相信人们可能通过这样一个结构去根本改变社会。但庄子并未挑战它,而是试着将它化为微不足道(trivialized),使它“非中心化”。

中国通俗宗教中,也有不接受此结构的例子。当然,有些学者强调,通俗宗教中吸纳了非常多正统文化的成分,譬如道教宇宙观的官僚系统化倾向;又譬如佛教地狱观的官僚结构其实是人世结构的反映,而绝不是印度原来的想法。

即使连太平天国的组织也反映了同一结构。不过从另一方面说,我们也看到许多通俗宗教中,试着绕过(bypass)这个深层结构。所以在通俗文化中,我们可以同时看到两种不同的倾向。

但是,我们不禁要问,为何中国未曾发展出别的结构来?也许有些人要觉得这个问题微不足道,或是认为这绝不是一个思想上的问题,而只是反映社会政治的特质而已。我个人常为这类解释感到不安。

我并不是说物质或地理上的因素无关紧要,但是,即使是魏复古(Karl Wittfogel)也不认为所谓“东方专制”的最终原因是社会政治因素。我个人常想问,如果社会系统是最后之因,那么什么是这个社会系统的因?

到目前为止,我对这个问题仍无满意的解答。但是可以试想,这一世界观本身拥有相当大的力量,而且,即使它只是被士人当做“乌托邦”,它也还是拥有巨大的力量。中国历史上大部分士人似乎并不太相信乌托邦理想可能立即在现世实现。

从人君的品质来说,我不知道除了明太祖、乾隆或许相信自己已达“内圣”外,在中国历史上到底有多少皇帝真正相信自己是“内圣”?从官僚体制来说,古往今来许多儒者多相信,三代以下的官僚体系中,多是一些无能或腐化之辈。足见传统儒者对“政”(官僚系统)、“教”(圣君)是否能结合在一起,并没有那样大的信心。

事实上,孔子已感觉到“时”的重要。借助于这个神秘性的“时”的因素,才能将“政”与“教”结合在一起。在西方,柏拉图也曾设计过“哲学家皇帝”,想将最优秀的人放在权力的顶端,可是他到晚年也放弃了这个想法。

也许有人会说,考试制度是中国士人心目中选拔好人才以实现这个理想的途径。但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上许多大儒是反对考试制度的。由上可见,士人对这个“政教合一”的可行性并不总是那样乐观的。王充、章学诚即可为例。王充就一再强调,如果真有仁君在位,那是“时”,而不是其他了不起的设计。

问题就在于,传统士人既能如此清醒地认知这个乌托邦之局限性,但何以仍旧依附盘旋于其中?我想,也许是因为传统士人惯于把这个深层结构的替代面想成就是“乱”,故不敢去改变它。

像司马光,我相信他绝不承认唐代是可以接续道统的,但是唐代至少可以维持稳定的秩序,那样,总比“乱”要好。所以,能不能守住社会秩序似乎占着最优势的位置,正因为怕“乱”,所以不敢质疑或挑战这个深层结构。以上是我到目前为止的初步看法,我希望它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注：本文由王汎森整理，原载《中国历史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2年版），摘自《思想的跨度与张力》一书，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