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说明：德国柏林洪堡大学门前的洪堡雕像。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年—1835年)，生于德国波茨坦，是柏林洪堡大学的创始者，也是著名的教育改革者、语言学者及外交官。1836年，马克思来这里求学。 或许是因为有共同的价值观念，不觉中，我和彼得·库内尔一家走过了马克思在欧洲待过的主要城市，除了他的出生地特里尔城，还有他求学和战斗过的耶拿、柏林、科隆、巴黎。因为知道这几年我一直在重走长征路，大家甚至开玩笑地说，将来一定要相聚伦敦，完成“重走马克思之路”！ 由于行程临时变更，我们没有在来巴黎的路上经停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那里十分重要，是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起草《共产主义宣言》的地方。他在那里住了三年之久，直到1848年被驱逐出比利时。马克思故居博物馆的生平展示中有如下说明：“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投身实践。他们希望其观点在工人运动中与其他早期社会主义活动家的观点交锋时能够胜出。诸如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社会主义可以得到科学证明。他们不惜与威廉-魏特林等竞争对手正面冲突。他们加入工人运动组织‘正义者同盟’卓有成效，该组织1847年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了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 近些年，意识形态成为摆在中国政府和人民面前的重要问题。在此大背景下，一种神化乃至神秘化马克思的浪潮悄然泛滥开来，且取得了相当广泛的影响。这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仿佛什么都说过，预言了一切。马克思如此完美，只能用无数的“最伟大”来描述。据我所知，这些学者也用“最伟大”描述过毛泽东等革命领袖——那么矛盾来了，人类历史上到底谁是“最伟大”的呢？ 这些人不是以实事求是和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也不屑于在21世纪全球化时代发展马克思主义，他们所做的，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中摘出足以证明人工智能时代对他们来说“政治正确”的语句，并将之作为永恒不变的真理。 这不是马克思的本来面目，也不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工具的重要特征。马克思生活在西方工业化的初期，那是野蛮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工人如奴隶般地工作、生活，看不到一点希望和未来。在西方传统的宗教和文化氛围里，马克思影响世界历史的革命学说才得以诞生。马克思的思想不是什么启示的结果，而是具体历史条件的产物，这包括西方传统的二元对立话语建构以及自由解放思想兴起。我们怎能不发展马克思主义，怎能将之生吞活剥地应用于当代呢？在巴黎，我甚至同朋友们说，设想马克思生活在当今覆盖全民的欧洲福利社会，他会发展出一种“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至少很难写出具有如此彻底革命精神的文字。 
图片说明：1841年马克思获得耶拿大学博士学位。耶拿大学始建于1558年，是德国最为传统、古老的大学之一。8月2日我们到这里参观，不巧当天是周六，学校的大门并没有开。这是耶拿大学内的一座老建筑。 马克思更不是预言家！他没有预言到：马克思主义的强大思想威力会导致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状况的普遍改善；他没有预言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会诞生在欧洲落后的边缘俄国；他没有预言到：东方社会主义中国会将马克思主义推向崭新的实践——在那里，私营工商业者同样可以成为共产党员，资本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计划与市场和谐共存、相得益彰。 今天，马克思主义在它的诞生地欧洲已经被边缘化，乃至自觉或不自觉地被污名化。而马克思主义过去百年来历经持续中国化，在中国四五千年大一统治道的影响下变得更为完善，也更具普世性。马克思主义的重心不再仅仅是“造反有理”，还包括“建设有理”。前者来自毛泽东的一句名言：“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1939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原载《人民日报》1949年12月20日） 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根本，就是要突破西方传统的，过去五百年来不断强化的二元对立话语构建，强调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哲学“阴阳平衡”与“阴阳合道”。在此思维框架下，世界不再是黑与白那样的二元对立、零和游戏，而是不同社会因子围绕道（或代表道的力量）和谐共存。比如一个国家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后，资本与社会、计划与市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能够在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政治核心协调下共同发展，其间的矛盾不再如马克思主义时代一样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同样的，我们需要重新定义何谓工人阶级？何谓资产阶级？何谓社会主义社会？何谓资本主义社会？孔子说：“人道，政为大。”（《礼记·哀公问》），在认识社会属性的问题上，谁掌握政权是关键。当今诸多欧美西方国家，社会力量严重失衡，大资本特殊利益集团垄断国家政权，这些国家当然是资本主义国家。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性质政党掌权的国家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显然不是。比如前苏联，其后期的掌权力量不能再代表社会的整体利益，只能代表一小撮政治官僚的利益，苏联本身也退化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 那么，因为诸多西方国家大资本垄断政权我们就要反对中国的企业家和金融投资家吗？不是的，因为士、农、工、商在中国只是不同的社会层级，只要他们维护国家政权，这些企业家和投资家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积极建设力量。 这里不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我们所强调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为实事求是的发展策略。在21世纪的西方，如果资本力量买断国家政权，结果只能是社会鸿沟的不断扩大，社会分裂的不断加剧，以及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本身的衰落。在此意义上，当今资本主义体制下整个社会没有赢家，最后只能是体系性崩溃。 事实上，西方已有不少有识之士看到这一点，甚至在努力改造资本主义社会。也因此，今天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只是一小撮维护大资本垄断国家权力的人，并不是华尔街上的投资者。进而言之，只有团结全世界一切反对垄断大资本者，我们才能创造一个更加和平美好的世界！ 
图片说明：位于科隆“干草广场”（Heumarkt）65号的《新莱茵报》编辑部原址。该报由马克思、恩格斯亲自创办，但从1848年6月创刊到1849年5月被迫关闭，它存在了不到一年时间。这里目前是一家印度素食餐厅，房子也是在二战的废墟上重建的。科隆对于马克思的生活和工作影响都很大，1843年在科隆《莱茵报》当撰稿人期间，他和燕妮订婚七年后结婚。 目前，马克思主义急需发展一种普适的生活方式。伟大的思想，只有当它成为普遍适用的生活方式时才能在社会中根深蒂固，不怕历史的风吹雨打。1972至1973年，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在接受主持人厄本的采访中甚至认为：“公共事务是一种奢侈品——大多数人对此并无所意识。……你如果注意一下高级宗教和哲学，你就会发现，它们都触及单个的人的问题——即拯救人类灵魂才是它们所关注的重心所在。佛教与马克思主义一样属无神论之列，但在另一方面，它对单个的人的问题却倾注了极大热情；同样，儒教所全力关注的几乎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非抽象的社会生活），并把个人的关系通过类推方法扩展到政治关系中去。这种对个人灵魂的关注，则恰是马克思主义最为重要的欠缺因素。”（阿诺德·汤因比 G.R.厄本：《汤因比论汤因比》，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90页） 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能否认，在过去两百年的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中，中外已有无数仁人志士为我们树立了生活的榜样。但在对社会主义伦理及生活方式的阐释上，还有太多基础性理论工作要做。这里我们有必要借鉴汤因比所说的包括儒家在内的、人类所有主要宗教的智慧，建立起一种普世的精神价值。笔者相信，中国传统天下为公的大一统治道及其中的生活方式，将为越来越世俗化的世界，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 只有在这种新的思维方式、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政治经济理念的指导下，马克思主义才能以更有力的形式走向全世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