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三物”，即形成推理，立辞的三条规则：故、理、类。 名学“立辞三物”出自《墨子·大取篇》，上面引《语经》言曰：“三物必具，然后足以生。（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也者。立辞而不明于其所生，妄也。今人非道无所行，唯有强股肱而不明于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夫辞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 何谓“语经”。在古代汉语中，语和言是有区别的。汉人注经，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发端为言，答难曰语；言己事为言，为人说为语。所以“语经”可以理解为论辩的基本原则。当代治墨大家谭戒甫（1887-1974年）也说：“此言立辞必具三物，三物具足，不可缺减；由是辞足以生，而辩论庶几无过矣。”【1】 伍非百先生释“立辞三物”云：“所谓三物者，‘故’‘理’‘类’也。无‘故’，则其说无所根据；无‘理’，则其说无所衍绎；无‘类’，则其说无所推行。故曰‘三物必具，然后足以生。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也者。’故，即《墨经》‘大故’‘小故’之故（故分两类，《墨子·经说上》云：“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不必然……大故，有之必然。”——笔者注）；与今言‘前提’、言‘因’者近是。理，条理、分理也；有分析与综合之意。类，谓同异之类也；与今言‘喻’、言‘例’、言‘比类推理’者近是。《荀子·非二十二子篇》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即举‘故’‘理’二物以评立说之价值也。本篇云‘其类在某’即举‘类’以行说也。”【2】 邢兆良先生在《墨子评传》中与西方逻辑学对比，解释“立辞三物”十分详尽。对于“故”，他认为墨子所说的思维过程并不是三段论式的，“故“也不等于三段论推理的小前提，因为在《墨经》中“故”并非结论成立的部分理由和论据，“墨子所说的故是结论成立的充足理由，它是结论成立的全部前提的总和，是立辞的全部根据，而不是全部理由、根据、前提中的某一部分。”【3】邢先生认为“故”有两重涵义，“首先，它指的是客观事物的所以然之故，是事物、现象发生和存在的原因或条件，所谓‘故，所得而后成也’。其次，它是指立辞的理由和根据。一个论题必须有充分的论据才能成立，一个推理过程的前提和结论必须有内在的逻辑联系。这种逻辑关系是前提所蕴涵、规定的，从前提到结论的推理过程是蕴涵关系的展开。所以说，辞以故生。”【4】 对于“理”，邢先生认为它也有两重含义，一是指客观事物、现象发生和存在的自身根据。二是指在逻辑推理、论证过程中所必须遵循的法则或规则。同时，“墨子说的理不是指三段论推理过程的大前提，而是指整个推理过程中所应遵循的逻辑规则。”【5】理，即是道，即是法，即是仪，所以《墨子·非命上》提出：“（言）必立仪，言而无仪，譬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 墨子认为，言说没有准则，就好像在旋转的陶轮之上放立测量时间的仪器，这样不可能弄明白是非利害。接着墨子提出了著名的“三表法”：“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 三表法以历史经验为本，以现实情况为原，以社会实效为用，将社会科学建立在了可参验的基础之上——这是人类思想史上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对于“类”，邢先生认为它是《墨子》逻辑体系的核心范畴，“类范畴为概念的确立，定义的划分及其相互联系提供了一个框架”，【6】 “类为判断的形式及不同判断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提供了一个判别基础，人们只有根据这类事物和他类事物之间的同和异，才能作出明确的判断”，【7】 “类为推理能得以合于逻辑地进行提供了基本前提。如墨子所说的：‘推类之难，说在类之大小。’‘异类不比，说在量。’”【8】 墨子特别注重“察类”，比如他反对不合道义的侵略战争“攻”，但并不反对合于道义的正义战争“诛”，在墨子看来，二者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墨子·非攻下》记载了那些好战之君对墨子的非议：你认为攻战为不义，难道不是有利的事情吗？从前大禹征讨有苗氏，汤讨伐桀，周武王讨伐纣，这些人都立为圣王，这是什么缘故呢？墨子回答说，这些人“未察吾言之类”，上述圣王的讨伐不叫作“攻”，而叫作“诛”。文中说：“今遝（通“逮”——笔者注）夫好攻伐之君，又饰其说以非子墨子曰：‘以攻伐之为不义 ，非利物与？昔者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 “立辞三物”重故、重理、重类，有效防止了西方逻辑体系常常引发的玄辩陷阱。《老子·第三十二章》云：“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西方建立在抽象定义和假设公理之上的逻辑体系常常“不知止”，这是西方学术容易陷入经院化的重要原因。在此意义上，名学正好补西方逻辑学之不足。 （选自《中国名学：中国古典逻辑体系及其时代意义》，该书可在京东、当当上买到；支持我们，欲购作者签名版请加微信：zhai20050718） 注释： 【1】谭戒甫：《墨辩发微》，中华书局，2005年，第450页。 【2】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38—439页。 【3】邢兆良：《墨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34页。 【4】邢兆良：《墨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33—334页。 【5】邢兆良：《墨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35页。 【6】邢兆良：《墨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37页。 【7】邢兆良：《墨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38页。 【8】邢兆良：《墨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38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