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学是健康学术和健康社会的起点。名学，这一伟大的知识体系是如何在中国产生和发展，如何中绝，今天我们又该如何重建名学呢？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学文献，是研究中国学术源流的基础。 《汉书·艺文志》收录名学七家，三十六篇。分别是： 《邓析》二篇。郑人，与子产并时。 《尹文子》一篇。说齐宣王，先公孙龙。 《公孙龙子》十四篇。赵人。 《成公生》五篇。与黄公等同时。 《惠子》一篇。名施，与庄子并时。 《黄公》四篇。名疵，为秦博士，作歌诗，在秦时歌诗中。 《毛公》九篇。赵人，与公孙龙等并游平原君赵胜家。 谈到名家起源，《汉书·艺文志》指出：“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及譥者（以诡辩之术互相诘难者——笔者注）为之，则苟钩鈲析乱（鈲，gū，钩子。钩鈲析乱指离析正理的诡辩之言——笔者注）而已。” 名家出于西周王官学中的礼官符合历史现实。据追述西周政制的《周礼》，春官宗伯掌天下礼事，礼官辨别器物的名称和种类（名物）是其重要职责，在政治生活中的意义重大。 《周礼·春官宗伯第三·小宗伯》条述其职曰：小宗伯掌管有关五礼的禁令，以及所用牲和礼器的等差。辨别四亲庙和远祖庙神位的昭穆次序。辨别王、公、卿、大夫、士五等吉凶服装，掌管有关五等服装和车旗宫室的禁令。掌管区别三族，辨别他们的亲疏，其中嫡子都称门子，掌管有关门子的政令。选择六牲的毛色，辨别牲的名称和种类，而分颁给五官，用于祭祀。辨别六谷的名称种类及其用量，使六宫之人供奉于祭祀。辨别六彝的名称形制，以待行裸将礼时用。辨别六尊的名称和形制，以待祭祀和招待宾客用。 春官中如司几筵、典瑞、司服、龟人，等等，明辨自己职权范围内的礼器是其首要职责，否则西周社会生活将无法正常运转。但我们不能认为只有礼官才重名位礼数，事实上西周是以礼的形式运作的严密法治社会，比如地官系统中的大司徒一职，就要“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这类要求“正名”的例子还很多。 西周职官中，值得指出的是掌管外交礼仪的大行人和小行人，他们实际是礼官，对于维护政治大一统十分重要。可能因为外交关系到用军事，所以大行人在秋官司寇系统中。《周礼·秋官司寇第五·大行人》条述其职，从中我们看到，行人一个重要职责就是“正”（统一）各种法律、文字、度量衡等。 当代治墨学大家谭戒甫（1887-1974年）先生认为，正是行人之职，开始以《诗》为辞令，至春秋战国大变之世，交际遂由《诗》转为辩，墨辩随之兴起。其在《墨辩发微》开篇写道： 春秋各国，交际频繁，行人奉使，折冲樽俎，大抵以《诗》三百篇为辞令之书，过或不及，群相讥议。如晋平公谓：“歌诗必类”，赵文子谓：“诗以言志”，而齐庐蒲癸亦有“赋诗断章，余取所求”之语，概随机引用，恰如志意，乃能致命不辱，则以一时风气使然。故孔子云：“不学《诗》，无以言。”又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是以孔门七十子中，宰我、子贡长于言语，善为说辞，亦时代所需也。此已当春秋战国之交，社会一切剧变，阶级矛盾加深，交际间渐由《诗》而转为辩。谈说之士，已有“辩者”之目。《庄子》谓孔子曾举辩者之言以问老子，可以知其概矣。墨子之生，尚及孔子，时变日急，求善者寡，不强说人，人莫之知；故上自王公大人，次至匹夫徒步之士，莫不行说之以义。盖墨子雅善言谈，制器尚匠，宜究名理，因构范畴，同归知要，数逆精微，遂开华夏二千年前独到之辩学。【1】 墨辩（《墨经》）现存文献收录于《墨子》，即《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专论，它们在名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西晋学者鲁胜在《墨辩注·序》中就指出：“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别名显于世。”（《晋书·隐逸列传》）近人王琯从论辩方法方面详加考证，指出公孙龙、惠施之徒实属墨家辩证学派。【2】并制图如下： 
来源：王琯《公孙龙子悬解》，中华书局，2010年，第20页。 名家与墨辩一派在理论上的亲缘关系已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谭业谦先生在《公孙龙子译注》前言中写道：“本书意在对《公孙龙子》文义作一新的解释，同时也对《墨经》中明显与《公孙龙子》有关的篇章作一较新的解释。以《公孙龙子》之义证《墨经》之义，也以《墨经》之义证《公孙龙子》之义。从两书文义的符同证明两书可能同出一源，或部分地同出一源。”【3】 综上所述，名学发端于西周礼官，形成为墨辩，成熟于名学。故有学者亦将名学称为名辩之学。 从先秦记载看，公孙龙等名家游说于王侯之门，极盛一时。秦汉以后，研读名家者已经很少。从唐末至明，名学几乎无人研究。是什么原因造成名学中绝呢？笔者认为主要由于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名家理论有浓厚的思辨色彩，不好读懂，初读让人感到一团雾水。比如《公孙龙子·指物论》极短，才300多字，笔者手不释卷，参考诸多古今文献，读了几天才弄清楚大概理路，其难读若此！鲁胜在《墨辩注·序》中也指出：“自邓析至秦时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颇难知，后学莫复传习，于今五百余岁，遂亡绝。”另据《世说新语·文学第四》载，东晋谢安少年时曾向阮裕请教《公孙龙子·白马论》，后者将自己的相关文章给他看，谢安竟然不能读懂，由是阮裕感叹道：不仅能谈《白马论》的人难得，就是要求了解《白马论》的人也难得。“谢安年少时，请阮光禄道白马论，为论以示谢。于时谢不即解阮语，重相咨尽。阮乃叹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 二是战国至西汉时期，黄老之学“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集包括名学在内的百家之大成，集约化的学术削弱了名学的独立性。西汉中后期黄老之学逐步退出政治舞台，在大一统的政治环境下，墨、名、法皆不能得到很好的复兴。 三是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对名家的攻击。特别是儒家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宋以后取得独尊地位，使名学长期以来被讥为无益于国的小道。 《荀子·修身第二》上说：“夫‘坚白’‘同异’‘有厚无厚’之察，非不察也，然而君子不辩，止之也。” 《孔丛子·公孙龙第十一》说战国名家代表人物公孙龙其人“小辨而毁大道”。 南宋黄震《黄氏日钞·读诸子》称：“公孙龙者，战国时肆无稽之辨，九流中所谓名家以正名为说者也。其略有四……其无稽如此，大率类儿童戏语，而乃祖吾夫子正名为言，呜呼！夫子之所谓正名者，果如是乎？”黄震不知，孔氏正名同于公孙氏正名，二者一脉相承。 明初，被太祖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1310-1381年）研读《公孙龙子》，怎么也读不通，就认为它无益于名实之辩，不如将其烧掉，他说：“予尝取而读之，‘白马非马’之喻，‘坚白同异’之言，终不可解。后屡阅之。见其如捕龙蛇，奋迅腾骞，益不可措手。甚哉其辨也！然而名实愈不可正，何邪言弗醇也，天下未有言弗醇而能正，苟欲名实之正，亟火之。”（《诸子辩·公孙龙子》） 或许宋濂只是戏言，幸好残存的《公孙龙子》五篇没有被烧掉，否则后人很难理解名家真正的学术风采；《公孙龙子》从多方论名实关系，其示例当然要“耸动天下”，“冀时君有悟而正名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王琯谓其：“持论雄赡，读之初觉诡异，而实不诡异也。”【4】可谓持论公允！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学涌入，学者对名家的研究逐步兴盛起来，这一趋势持续至今。不幸的是，过去100年来，学人的研究多以西方逻辑学为标准，用名学生硬地比附西方逻辑学，其最显著结果是减轻了西学强大冲击给国人造成的自卑心理，以便更顺利地引入西学，对名学本身的研究则是灾难性的。南开大学翟锦程教授指出：“将先秦名学比附为西方逻辑并对之进行研究的方法，虽然对更新诸子学研究的观念和方法，广泛传播西方逻辑有着积极作用，但对深入研究和认识先秦名学本身却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5】 这种不利影响极其严重，甚至会使我们远离名学。翟锦程教授说： 作为西方传统逻辑来说，它的发展有着十分清晰的历史脉络，而且也具有相对稳定和固定的理论体系。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一直到西方近代前期，西方传统逻辑形成了以概念论、判断论、推理论和证明论为主体的理论体系。如果我们按照这样的体系去梳理先秦名学，必然会对先秦名学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多元化的理论形态和丰富的思想内容有所割裂，在很大程度上，会将先秦名学特有的和固有的相关内容搁置起来，而使之定位于西方传统逻辑的框架之中，让人们看到的只是中国学术思想中的西方传统逻辑的形影，而非先秦名学本身。【6】 过去百年历史证明，以中学比附西学的“全盘西化”学术路线，已经变成一场文化灾难。中国本土学术有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内在理路，以西学为标准研究中国本土学术只会是——离西学愈近，离中学愈远！ 必须结束用西学野蛮肢解中学的历史！复兴有机的、活生生的中国学术！ 《汉书·艺文志》收录的名学七家中，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只有三家。即《邓析》（即《邓析子》）、《尹文子》和《公孙龙子》。 《邓析子》为伪书近乎成为定论。西汉刘向看过《邓析子》，他在《〈邓析子〉叙录》中写道：“邓析者，郑人也。好刑名，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其论《无厚》者，言之异同，与公孙龙同类。”公孙龙所称“无厚”，相当于说现代数学中的“面”，而今本《邓析书》大多从政治伦理上立论，其中《无厚篇》“无厚”为“无有私惠”之意，与邓析子本意相去甚远；有关《邓析子》一书的全面分析，感兴趣的读者可参阅徐忠良先生的《新译邓析子》导读。【7】 话说回来，即使现存《邓析子》为伪作，它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比如其论形名云：“循名责实，实之极也。按实定名，名之极也。参以相平，转而相成，故得之形名。”（《邓析子·转辞篇 》）再比如其论辩术云：“所谓大辩者，别天下之行，具天下之物。选善退恶，时措其宜，而功立德至矣。小辩则不然。别言异道，以言相射，以行相伐，使民不知其要。无他故焉，故浅知也。”（《邓析子·无厚篇 》） 《尹文子》分为《大道上》《大道下》两篇。明初宋濂当是最早怀疑其真实性的学者，在《诸子辩·尹文子》中，他因该书言刑名而断言其叛孔子之道（“世岂有专言刑名而不叛道者哉？”），同时认为全书为伪托之作。20世纪二三十年代，“辨伪”之风兴起，唐銊、罗根泽判定《尹文子》为“伪书”，他们在论述中常常只会“大胆假设”，缺乏“小心求证”。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王晓波经过详细考证，指出《尹文子》与刘向校书时对《尹文子》的叙述完全吻合，该书绝非伪书。他总结说：“验诸今本《尹文子》全书内容，正合乎刘向要约而精准的记叙，刘向实不我欺也。唯由于当年‘辨伪’之风，又缺乏正确的科学方法，致使《尹文子》研究被耽误了数十年，而少人问津，亦不无憾也。”【8】 《公孙龙子》十四篇，宋时亡八篇，今只存六篇。【9】《公孙龙子·迹府》一篇显然为后人所加，其他五篇，《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白论》《名实论》当是公孙龙所作，从中我们得以窥见名学代表人物公孙龙子的学术精华所在。 除了《尹文子》中主要与名学相关的内容一篇、《公孙龙子》五篇，我们还从先秦至南北朝子书有关名学的专论整理出七篇，共计十三篇，名曰《名学十三篇》，以期让读者认识中国名学的真精神，并将之应用于社会实践之中。 （选自《中国名学：中国古典逻辑体系及其时代意义》，该书可在京东、当当上买到；支持我们，欲购作者签名版请加微信：zhai20050718） 注释： 【1】谭戒甫：《墨辩发微》，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2页。 【2】王琯：《公孙龙子悬解》，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6—21页。 【3】谭业谦：《公孙龙子译注》前言，中华书局，2008年版。 【4】王琯：《公孙龙子悬解》，中华书局，2010年4月，第8页。 【5】翟锦程：《先秦名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213页。 【6】翟锦程：《先秦名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214—215页。 【7】徐忠良：《新译邓析子》导读，台湾三民书局，1997年版。 【8】王晓波：《自道以至名，自名以至法── 尹文子的哲学与思想研究》，载台湾大学《哲学论评》第三十期，2005年10月。 【9】庞朴先生认为现存《公孙龙子》为一完整体系，本来就是六篇，“十四”为“六”字之误；参阅庞朴：《中国的名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0年版，第68—70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