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籍华裔学者研读诸子百家，读到集诸子学之大成的黄老学核心经典《管子》时，为其广大精深所感，却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何管子的地位反不如孔子高。后来这位学者自称“想”通了，在给笔者的一封信中，他道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在阅读诸子百家的书籍时，被《管子》的博大精深所震撼。当时就想为什么孔子的历史地位会高于管仲。我觉得我后来想通了。孔子的历史地位，得益于他是西周礼崩乐坏以后，中华民族文化复兴，自下而上的推动者和传播者。要不是孔子选编了《诗》、《书》等等历史文献作为教材，深入民间，广为传播，经历了秦始皇焚书的灭顶之灾，还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中华民族的上古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就更难溯源了。”

简而言之，孔子的巨大历史作用就在于为中华文化保存了火种。没有孔子，以《诗》、《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元典将不复存在。

观孔子言行，实为时中之圣，兼容百家，无可无不可；又一生诲人不倦，弟子中人杰辈出，亦兼百家。章太炎先生写道：“孔子之门甚广大，非皆儒也，故云‘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纵横家，子路任侠之士又兼兵家。然儒家之有权谋者，亦仍本乎道家。”[1]

孔子对于中国文化传承居功甚伟，这是不容否定的。

但我们对孔子的历史作用也不能肆意夸大。因为在保存中国文化的火种方面，孔子死后，推崇孔氏的后世儒家对中国文化有着极大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儒家对中华文化元典的系统化删除和改造。

这里所说的元典指在中国文化中长期被推崇备至的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南朝刘勰（约465~520年）在《文心雕龙·宗经》释“经”云：“三极彝训，其书曰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大意是：说明天、地、人常道的，这种书叫做“经”。所谓“经”，就是永恒的道理，不可改易的伟大教训。经书取法于天地，征验于鬼神，深究事物的秩序，从而制订出人类的纲纪；它们深入到人的灵魂深处，并掌握了文章最根本的东西。）

《诗》、《书》、《礼》、《乐》、《易》、《春秋》皆先秦古书，其在中华文明中的核心作用是不容置疑的，《诗》、《书》、《礼》、《乐》更是西周大学的基础教材。那么，后世儒家是如何对这些文化元典进行任意删除和肆意改造的呢?具体包括“下刀子”、“戴帽子”和“掺沙子”三种方法。

注释：

[1]章太炎：《儒家之利病》，《章太炎讲国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第67~68页。

（本文摘自翟玉忠《斯文在兹：中华文化的源与流》，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