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说后世儒生对中国文化元典“掺沙子”，这主要针对《易》、《春秋》而言。 西周大学，只学诗、书、礼、乐四术，本无《易》和《春秋》，鲁国史书《春秋》和不太重要的筮书《易》并没有经的地位。孔子教学生，也是教四术，并不包括《易》和《春秋》。《史记·孔子世家》中明确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商君书》诸篇多次称举诗、书、礼、乐，而不及《易》与《春秋》。到战国，才有了六经并称的提法。 当然，《易》和《春秋》后来取得经学地位是与孔子的重视和修订分不开的。 春秋时，《易》是一本不太重要的占卜之书。据黄开国、唐赤蓉统计，《左传》和《国语》中明确言及《周易》之名及其卦、爻辞的共有二十三条，《左传》有二十条，《国语》有三条，其中只有一条言及义理，有二十一条用于占卜吉凶成败。可见在春秋人的心中，《周易》主要用于占卜。[1] 黄开国、唐赤蓉还注意到，相对于龟卜，《易》筮数量很少，二者发生矛盾时，总是从卜不从筮。也就是说，《易》筮在春秋时远没有龟卜的地位高，影响大。 到战国，《易》在儒家内部也没有什么重要的地位。《孟子》常常引用《诗》、《书》，却不及《易》，一代大儒孟子似乎根本就没有研究过《周易》。荀子在讨论经典的学习时，只谈《诗》、《书》、《礼》、《乐》、《春秋》，而不及《易》。比如在《劝学第一》中，荀子认为《诗》、《书》、《礼》、《乐》、《春秋》就足以囊括存在于天地之间的全部道理了。上面说：“《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荀子·儒效第八》谈“四术”、“五经”，也不言易。上面说：“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 因为《易》只是一本普通的占卜之书，所以秦始皇并没有禁止它在民间通行，使《易》能够为儒家所不断传承，直到汉代取得了五经之首的地位。《汉书·儒林传》记《易》的传承史云：“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及秦禁学，而《易》为卜筮之书，独不禁，故传授者不绝也。” 《易经》最终在汉代取得五经之首的地位，主要是由于孔子对其义理化的阐释。《周易》中的卦辞和爻辞用于占卜，隐晦难懂。孔子及后世儒者对《周易》进行了全面的阐发，称为《易传》。著名的有十篇，称《十翼》，分别是：《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系》、《下系》、《文言》、《序卦》、《说卦》、《杂卦》。《史记·孔子世家》上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 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相信孔子真是《易传》的作者，但孔子将《易经》作了义理化解读却是无法否认的。我们从《论语》、《吕氏春秋》以及西汉《帛书周易·要》等古籍中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要》篇记载说：“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子赣曰：夫子亦信其筮乎？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似为一种占法——笔者注）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复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大意是：孔子晚年非常喜欢《周易》这部书，居住下来时便把它放在席上，出门行走时便把它放在袋子里……子赣说：夫子也相信《周易》的占筮吗？孔子说：我占筮一百次只有七十次占中了，就是周梁山之占，也必须服从多数呀！孔子说：《周易》我撇开它的祝卜成份，观察其中的品德仁义。幽赞于神明而通达于筮策数，明了筮策数而通达于品德。我对于史巫的占筮，向往而没有达到，喜欢它但却不以为然。后世的人怀疑我孔丘的，或者就是因为《周易》吧！我求其德而已，我与史巫同路而不同目标。君子靠自己修道进德去追求幸福，因此祭祀求神比较少；靠自己施行仁义去追求吉利，因此不老去卜筮。祝巫卜筮不是应放在很次要的位置吗？） 孔子轻占卜，重义理，与史巫“同途而殊归”奠定了儒家研究《周易》的历史方向，没有《易传》，《周易》不可能成为儒家经典，也不可能堂而皇之的列入五经之中。汉代，儒家将《周易》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在《汉书·艺文志》中这极为明显，《易》成为比《书》更重要的文化元典。 孔子对《周易》的义理化阐释是一种人文理性的伟大进步，但汉儒将之列为五经之首则显得太过。卜筮中蕴含的哲理深邃高远，但不能“神化”——将一本卜筮书进行过度的阐释必将导致神秘化，在汉代这已经极为明显——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有的学者将甚至《周易》同计算机和股票市场联系起来，到处招摇撞骗，搞得乌烟障气。然而世人却一点看不到《周易》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安全和健康、中国科技的创新和进步有任何帮助！ 历史乃中国文化的载体，历代极为重视。周代史书通称《春秋》，史籍所见，有《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齐春秋》等等。至战国秦汉时期，“春秋”仍泛指史书。《战国策·燕策二》载乐毅给燕惠王书称：“臣闻贤明之君，功立而不废，故著于春秋。”班固《汉书·艺文志》指出：“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 中国古史皆出史官。可是孔子在对鲁国史书作了一些似乎不大的修订后，后世儒家不仅将《春秋》的著作权归了孔子，且以为经孔子修订的《春秋》每个字后面都有非同寻常的政治意义，有所谓的“微言大义”在。 最早明确提出孔子作《春秋》的是孟子，他在《孟子·滕文公下》和《孟子·离娄下》中屡屡提及这一点。《孟子·滕文公下》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 据《礼记·坊记》孔子引今《春秋》语，可知孔子不是在引自己的著作；《韩非子·内储说上》载鲁哀公与孔子对话，言“《春秋》之记”，亦可证明孔子之时已有《春秋》。 《公羊传·庄公七年》上提到了未经孔子修订的《春秋》，以及孔子的修订结果，弥足珍贵。上面说：“《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陨如雨’。”这是记公元前687年3月16日夜发生的流星雨，孔子的修订似乎使原文更艺术化了，却少了写实性地描述。 孔子未作《春秋》，但在后世儒家看来，孔子所作《春秋》的每个字都有深刻的政治哲学内涵，他们对一句普通的史实，常常牵强附会、煞有介事地解释一番，于是就有了“五石六鹢”之说了。《春秋·僖公十六年》载：“春王正月戊申朔，霣（通“陨”——笔者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公羊传》的作者认为：为什么先说“霣”后说“石”呢？为什么陨石的记载精确到日而鹢鸟只精确到月呢？为什么陨石先说名词（石）后说数词，而鹢鸟则先说数词后说名词（鹢）呢？这都是有深意的。 这种穿凿附会的解释有时导致矛盾百出。所以南宋郑樵在《春秋考•自述》中宣布：“以《春秋》为褒贬者，乱《春秋》者也。”朱熹则明确指出《春秋》不过是鲁史而已，他说：“《春秋》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义也。想孔子当时，只是要备二、三百年之事，故取史文写在这里，何尝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邪？若欲推求一字之间，以为圣人褒善贬恶专在于是，窃恐不是圣人之意。”（《朱子五经语类•卷十七统论经义》） 向中国文化元典中“掺沙子”，将《易经》和鲁史《春秋》经学化，目是是树立儒家在意识形态上的权威，结果却使中国文化在相当程度上玄学化和神秘化了。有多少学者在《易经》的神明之德、《春秋》的微言大义中耗尽了自己的一生，又有多少中国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典籍因不符合儒家义理而被异端化，其中包括轻重之术这类关系国计民生的伟大学术！ 是我们摆脱儒家系统化删除和改造的文化元典，回归西周王官学以及其历史继承者，集先秦诸子百家之大成的黄老学的时刻了。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二十一世纪，重新评价儒家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恢复中华文化的本原，还有相当多的工作要作——本文开篇所引那位学者的见解并不是孤立和偶然的！ 注释： [1]黄开国、唐赤蓉：《诸子百家兴起的前奏：春秋时期的思想文化》，巴蜀书社，2004 年，第104~115 页。 （本文摘自翟玉忠《斯文在兹：中华文化的源与流》，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