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读《汉书·艺文志》，我们不难发现，在汉朝人的心中，儒家只是诸子之一。为了国家文化统一，汉武帝开始抑制包括儒家在内的百家之言；汉武帝抑黜儒家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取消了文帝时立的儒家《论语》、《孝经》、《孟子》诸博士，只立汉人认为代表西周王官学的五经博士。东汉经学家赵岐（约108~201年）在《孟子章句·题辞》中记此事说：“孝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清人钱大昕（1728~1804年）在所著《潜研堂答问》中亦云：“《论》、《孝》、《孟子》、《尔雅》之类皆传记博士也，罢于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置五经博士之时。” 《汉书·武帝本纪》说汉武帝“卓然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是说他突出了西周王官学的地位。汉武帝礼遇“游文于六经”的诸儒生，但很少重用它们，怎么能说他独尊儒术呢？浙江师范大学钭东星先生认为，当时儒家受重视只是因为汉儒善于附会王官学经典。他说：“汉武尊经后，孔儒的地位所以优于诸子各家，原因只在汉儒最善于以孔子附经骥尾。”[1] 事实上汉朝根本不存在独尊儒术的制度基础。当时社会功勋制（功次制度）是官员选举的主要形式，事功精神充斥整个社会，这与儒家的主张格格不入。在公元前81年西汉政府的国策辩论会上，代表儒家观点的贤良还在激烈批判当时的吏制，认为选举之途杂乱，富有的人用钱财来买官，勇敢的人卖命求取功名。耍车技的和举鼎技的人，都可以出来充当官吏，多次立功，积年累月，有的人甚至当上了卿相。（《盐铁论·除狭第三十二》：“今吏道杂而不选，富者以财贾官，勇者以死射功。戏车鼎跃,咸出补吏，累功积日，或至卿相。”） 从汉至唐，思想上居统治地位的不是儒家，而是道家。史学家蒙文通先生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说：“汉到唐，思想界是谁家的学说把握霸权，与其说是孔学，毋宁说是道家还妥帖些。在汉便是黄老，在晋便是老、庄，到六朝又加入了佛学……”[2] 只是到了北宋以后，由于科举成为选举官员的主要形式，儒家才取得了正统地位。 五代是一个军事强人争雄的大动荡时代，北宋的统治者对武人割据专权的危害有着清醒的认识。除了“杯酒释兵权”这类一时之策，他们解决问题的最终方案就是“兴文教，抑武事”。这里的“文”主要指儒家思想。宋太祖赵匡胤坦言：“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用儒臣干事者百余人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宋史纪事本末》卷二） 北宋政府重用儒家学者的制度设计就是大开科举取士之门。与前代不同，宋代科举成为入仕的根本途径。《宋史·卷一五五·选举一》载，至北宋第四任皇帝仁宗时，科举制已经大行于天下，上面说：“天圣初，宋兴六十有二载，天下乂安。时取才唯进士，诸科为最广，名卿钜公，皆繇（同“由”——笔者注）此选，而仁宗亦向用之，登上第者不数年，辄赫然显贵矣。”据何忠礼先生统计，北宋自太祖至徽宗八朝一百六十六年间，政府开科六十九次，取进士、诸科三万四千一百六十三人，每举平均取士达四百九十五人，每年约为二百零五人，相当于唐朝每年取士人数的二、三倍之多。[3] 科举考试制度与北宋偃武修文，重用儒臣的政策之间形成一种历史性的正反馈机制，这样儒家才在中国获得了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地位。贾海涛博士指出：“北宋的科举取士与‘偃武修文’和‘重文轻武’是密不可分、紧密相连的。正是因为有了‘偃武修文’和‘重文轻武’的立国策略，才有了科举取士的进一步加强。同时，科举取士制度的进一步加强反过来使‘偃武修文’和‘重文轻武’的程度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并使‘文人主政’成为现实且得以制度化。”[4] 北宋“儒术治国”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儒者的作用（儒效）问题，这个自先秦以来就困扰儒家的问题从宋代开始演化为民族性灾难（元代是例外，他们重用回人，少用儒生），具体表现为社会组织能力的下降，中原直接受到北方蛮族的蹂躏——这种现象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上只有宋以后才成为常态！ 在《北宋“儒术治国”政治研究》一书中，贾海涛博士对北宋主政儒生的经世治民能力提出了质疑，他的语言是现代的，但中心还是对历史上不断出现的“儒者无用”观点的重述。他写道：“北宋的士大夫大都只是一群死读书的‘书呆子’。他们对现实社会缺乏认识，观念陈旧，不知变通，不重时务，只知引经据典地照搬前人，只会空谈而缺乏实际能力。治理国家，他们不是内行。即便有人空有高尚情操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但往往不得要领或力不能胜，力不从心。这种人在两宋太多了，是一种极普遍的现象。范仲淹被推为北宋第一治才和良臣，朱熹对他也极为推崇，称他为‘杰出之才’。但在当时条件下，他的作用也相当有限。他领导的庆历新政难以改变当时沉闷的政治局面和士大夫的精神面貌。除他之外，仁宗朝与神宗朝北宋人才最为荟萃之际实在没有什么特别杰出的政治人才。”[5] 比较起来，韩毓海教授对儒家统治的政治经济学意义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他看到了儒家小农主义自由经济政策的本质及其后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尽管他对儒家的经济观点没有作任何阐述。在他那本畅销的《五百年来谁著史》绪言中，韩先生将中国过去500年兴衰的关键因素扩展到宋朝，可谓真知灼见。他说：“考察中国500年兴衰的关键，其实又在于经济的发展与国家组织能力下降这个矛盾现象。经济发达的宋，反而打不过立足于军事组织的辽、金、西夏部落，这里的关键并不在经济，而在社会组织能力。由皇权直接来面对基层马铃薯一般无组织的小农，这样的国家自然也就没有什么组织效率可言，而宋代以来的政策，反而是将组织社会的任务一概交由商人和地方土豪，国家更从商业、运输乃至军需供应中全盘退出，国家取‘无为’和‘不干涉主义’……”[6] 我们读历史，客观地评价儒家统治的历史作用，一个稍有良知的人都会为这个沧桑民族的悲剧性命运痛心疾首。那么二十一世纪的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还要对儒家顶礼膜拜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根本不知中华文化的主干黄老之学为何物。 注释：
[1] 钭东星：《所谓“汉武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辨》，http://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an/swhwdzrsbcbjb.htm，访问日期：2010年5月1日。 [2] 蒙文通：《中国哲学思想探原·经学导言·诸子》，台湾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1页。 [3] 何忠礼：《北宋扩大科举取士的原因及与冗官冗吏的关系》，收入《宋史研究集刊》第1 辑，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 [4] 贾海涛：《北宋“儒术治国”政治研究》，齐鲁书社，2006年，第10~11页。 [5] 贾海涛：《北宋“儒术治国”政治研究》，齐鲁书社，2006年，第108 页。 [6] 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2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