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最近，有客自远方来京，就一些重大理论问题采访了翟玉忠先生，以下是经翟先生审定的采访内容。

远客：按照西方的话语叙事，中国共产党执政同外国多党轮流执政相比，是威权专制，他们则是自由民主——专制对民主，我们怎么打破西方这种二元对立叙事？

翟玉忠：首先必须清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无法用西方的政党概念来描述。还有学者用曼瑟·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来描述中国共产党，表面上很有新意、很是国际化，实质不能说明其核心特征。

  中国共产党是纲领明确、组织严密的社会主义革命党，而非西方那种社会俱乐部性质的松散党派；它不是代表某个特殊利益集团，而是代表“工农商学兵”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它不是通过投票选举的方式与在野党轮流执政，而是通过选贤任能吸纳社会不同阶层的人才治国理政。中国共产党是基于五千年中国文化的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在大一统治道中，这种领导核心被称为“中”或“极”。

  不同的时代，中国的领导核心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比如古代的中央政府，就是以皇权为中心的。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则坚持有明确核心的集体领导，同时它也是我们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其中，建立强有力的、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中央政府，这个“建中立极”的政治组织原则是没有变的——政府同时领导社会教化和学术教育，政教统一。“饮之食之，教之诲之”——它与西方的政教分立迥异。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今天我们仍在不断强调党作为领导核心“中”的意义，实际上它也是过去数千年中国政治的深层结构。美国汉学家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1916-1999年）早就发现这一点。他曾在《中国政治思想的深层结构》（收入《思想的跨度与张力》，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一文中写道：“在中国历史中，有一思想特质似乎贯穿它的发展，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典范’，但我更愿称之为‘深层结构’。我并不是指它是儒家所特有的，而应该说是先秦许多思想家（像墨家、法家、道家等）所共有的特质。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社会的最顶点，有一个“神圣的位置”（sacred space），且这个位置比是谁占据那个位置更为重要；二是仰仗占据最高神圣位置者的个人品质来改变整个社会。二者能密切结合，政教合一。”史华慈的描述并不十分准确，但他能发现这一稳定中国社会数千年的政治深层结构，难能可贵！

  说到西方民主对东方专制，这类西方中心论话语是数百年殖民历史形成的固化逻辑，当然也有其深远文化背景。比方说西方人本质主义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这是相当特殊的思维方式。它把现实世界和一种现实世界后面的静态本质区分开来，对于现代科学的发展十分重要。而我们中国人很少这类二元对立观念，中国文化中的阴与阳，并不是完全对立、非黑即白的，阴阳同时是对立又统一的。

远客：我们怎么来阐释我们的民主呢？社会主义民主与国外的多党竞选相比，哪些是我们的特色？

翟玉忠：中国在几千年前就有“民主”这个词，其本义是指带头人、领导者。古代“民主”并不是人民做主的意思，而是为民做主，“民之主”。事实上，在大型政治共同体内，直接民主不现实，人民不能直接做主，还是要“代议”，为民做主，这在东西方没有本质的区别。

  但中国的“为民做主”强调一点，就是在制度上防止资本对政治权力和社会公正的侵蚀，防止“商贾在朝”“财货上流”（《管子·权修》），这是历史上我们没有形成金主政治的重要原因。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巨大贡献在于，它通过反帝反封建，建立起了以广大工农为基础的民主政治。这是当代实现“为民做主”的重要前提。

  今天，还有不少西方人认为，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人民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权利。事实上，中国有各式各样的基层协调机制，从法制化的上访到网络投诉渠道。

远客：“为民做主”是我们的传统，明代不是流传下一句话吗——“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我们如何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论述这个问题？

翟玉忠：我们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问题还要根据具体实际去解决。马克思主义有两个基本要点我觉得特别重要：第一，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中期欧洲革命经验的总结，是欧洲革命智慧的结晶。第二，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体系最为彻底的革命学说，革命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之一。至于革命成功以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提供具体的指导，只论述了一些宏大的原则。

  具体到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必须借鉴中国本土的思想资源，实事求是地解决中国以及世界所面临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工业化进程相当曲折，从农业合作化开始，就有很多不同的意见，然后到改革开放，在不同的阶段实行了不同的策略。你看我们在20世纪五十年代初实行统购统销，它的所有环节都是反市场的——不让私人资本进入粮食的流通，这是反市场的！统销需要固定价格，这也是违反市场行为的。可是到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开始开放各类市场。

  表面上看，建国初期的反市场化改革和改革开放时期市场化的政策相反，实际上它们只是在不同阶段的具体策略，事实证明都是对的。今天，随着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我们没有现成的学习榜样了，无法再向外国取经了。所以党中央提出“第二个结合”，利用好本土丰富的理论思想资源，去解释中国现实，去指导中国未来，这成为一种迫切的需求——也是此刻我们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