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商品直接联系的货币发行理论，公元前524年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钱时阐述得简单明了，其核心思想是：统计财货的多少，权衡钱币的价值（就是盯住市场价格）。如果钱贬值过多，就发行重币。反之，就发行轻币，使重钱和轻钱按照一定比价流通，所谓“量资币，权轻重”。《国语·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钱》中说：古时候，天灾降临，于是统计财货，权衡钱币的轻重，以便赈济百姓。若百姓嫌钱轻物重，就铸造大钱来行用，于是有大钱辅佐小钱流通，百姓都得益。若百姓嫌钱重物轻，就多铸小钱来行用，同时也不废止大钱，于是有小钱铺佐大钱流通。这样，无论是小钱、大钱，百姓都不感到吃亏。（《国语·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钱》原文：古者，天灾降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振救民，民患轻，则为作重币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

在具体操作层面上，《管子》轻重十六篇论述的相当细致。作者指出，国家经济工作首先要统计出“资”和“币”，才能根据轻重原则调节市场，增强国力。统计内容包括：一个乡有土地多少？用费的一般标准多少？粮食总值多少？还有一个县的人口多少？土地多少？货币多少才合于该县需要？谷价多高才合于货币流通之数？全年计算供应口粮后，余粮多少？一乡的女劳力全年进行纺织，其成品多少？应当把成品按时价算出总值，全年供全部人口穿用后，余布多少？还要有另外一组统计项目，调查土地的情况。（《管子·山国轨第七十四》原文：某乡田若干？人事之准若干？谷重若干？曰：某县之人若干？田若干？币若干而中用？谷重若干而中币？终岁度人食，其余若干？曰：某乡女胜事者终岁绩，其功业若干？以功业直时而櫎之，终岁，人已衣被之后，余衣若干？别群轨，相壤宜。）

统计好物资商品和所需货币数量后，就可以用信贷、市场和行政命令等办法调控市场了。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总要掌握商品储备。尽管《管子》一书中描述的全部情况并不一定符合历史事实，甚至有些夸张，但作为一般的调节市场原则仍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它给了后世治国者太多的启迪。《管子·山国轨第七十四》的作者后面写道：

总体统计完成后，就计划发行一笔经过全面筹算的货币。对于预计其土地收成超过口粮消费的农户，就主动借钱给他们。大户多借，小户少借。山地和中等土地的农户，全年口粮不够消费的，也要借钱给他们，以保持其最低生活水平。次年，年景好，五谷丰登。官府就对据有上等土地的农户说：“政府贷给你们共多少钱？乡中粮食的现价多少？请按照十成减三的比例折价还粮食。”这样粮价就会上涨，币值就会下跌。因为上等土地的余粮被官府掌握起来，中等土地又无法补足山地的缺粮，故粮价将上涨十倍。但山地农户因已有国家贷款，接济其不足，也不至于过分损失。只是上等土地的余粮及时被国家掌握，使粮价坐长了十倍。这时对妇女所生产的布帛，只要合于国家需用，都加以收购并立下合同。合同按当地市价写明：“官府无钱，但有粮。用粮食折价来收购。”这样又用卖回粮食的办法清偿买布的合同，国家需用的布帛便可以解决。接着粮价又降回到原来水平了。再贷放经过统筹发行的货币，再进行囤集粮食，粮价又上涨十倍。这时通告豪富之家和高利贷者们说：‘国君将巡行各地，尔等各应出钱若干备用。’还通告邻近各县说：“有存粮的都不准擅自处理。如果巡行用粮不够，国君将为解决人马食用向民间借粮。”邻县地区粮价受到影响，又坐涨十倍。国君便下令说：“从富家所借的钱，一律以粮食折价偿还。”这样，粮食的市价又会降下来了，币值又要上升了。全国的统计理财工作都可按此法行事。（《管子·山国轨第七十四》原文：然后调立环乘之币。田轨之有余于其人食者，谨置公币焉。大家众，小家寡。山田、间田，曰终岁其食不足于其人若干，则置公币焉，以满其准。重岁，丰年，五谷登，谓高田之萌曰：“吾所寄币于子者若干，乡谷之櫎若干，请为子什减三。”谷为上，币为下。高田抚，间田山不被，谷十倍。山田以君寄币，振其不赡，未淫失也。高田以时抚于主上，坐长加十也。女贡织帛，苟合于国奉者，皆置而券之。以乡櫎市准曰：“上无币，有谷。以谷准币。”环谷而应策，国奉决。谷反准，赋轨币，谷廪重有加十。谓大家委赀家曰：“上且循游，人出若干币。”谓邻县曰：“有实者皆勿左右。不赡，则且为人马假其食民。”邻县四面皆櫎，谷坐长而十倍。上下令曰：“赀家假币，皆以谷准币，直币而庚之。”谷为下，币为上，百都百县轨据。）

无论是“以谷准币”还是“以币准谷”（“以币准谷”还包括官员俸禄不再直接发给粮食，而是换算成货币，类似现代的工资，目的是让国家掌握更多的粮食储备，支撑粮食价格），《管子》都将资—币的轻重关系应用发挥到了极致，不仅抑制了富商巨贾，还靠可控的价格波动直接从市场获取了巨大的财政收入——比较起来，西方历史上缺乏这种通过国家参与市场取得财政收入， “为国理财”的现实经验。

（本文摘自翟玉忠《国富新论：中国经济学轻重之术》，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