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文明史上，西方学术是一种极其特殊的学术体系。它诞生于古希腊理性的母腹，在中世纪神学的温床上缓慢成长，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洗礼中蜕变壮大，最终伴随着野蛮的殖民扩张和全球资本主义浪潮席卷世界，成为西方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先锋。与历史上其他文明体系——比如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的学术传统不同，西方学术具有一种强烈的、近乎本能的排他性。 它像一种强势的入侵物种，所到之处，并非与其他学术体系共生共存、相互滋养，而是凭借其背后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将各地的本土学术体系连根拔起、取而代之。这种排他性，不是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内在于西方中心主义传统之中——它从不承认自身之外存在平等的知识范式，将一切异己之学降格为“前科学”或“迷信落后”。 过去一百多年，西方学术体系一波波排山倒海般涌入中国。这股浪潮之猛烈，以至于短短数十年间，中国以经学为核心的数千年学术传统便土崩瓦解。经学，这个曾经承载着中华文明价值理想、治国理念、人生智慧的知识体系，按照西方学科分类被肢解、拆散，归入西方“哲学”“历史学”“文字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之中。《尚书》被拆为史料与政治思想资料，《周易》沦为哲学的附庸或符号学的标本，《春秋》变成了单纯的历史记录……。经学作为中华文明的顶层设计，那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超越时空的宏大视野，那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贯之道——在“整理国故”大旗下被“软埋”，让它永世不得翻身。 在时代大背景之下，今天我们提出要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一项需要深刻自我革命的历史任务。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有意或无意地成为西方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什么叫自我革命？就是在承认历史事实的前提下，彻底反思近百年来中国学术走过的道路，批判性地检视已经内化了的西方学术范式，重新确立中国学术的主体性、恢复其体系性。具体而言，这场自我革命至少需要在以下三个层面展开。 1.从“按名寻实”到“按实定名”：研究逻辑的根本转换 汉以后，中国本土学术逐步儒家化，诸子百家的源头经学也演变为“儒家经学”。这一演变有其历史复杂性，客观上则造成了学术视野的收窄。至清末民初，本土学术体系散乱为思想观念的胡乱堆积。所以，当时学人普遍走向了以系统性的西方学理研究中国固有知识的道路。其操作方式是：先取西方学术概念之“名”，再到中国寻找与之相似的“实”。这种“按名寻实”是违背“按实定名”、根据事物的实际情况发展理论框架的基本逻辑的——中国学术空心化由此开始。 西方有“哲学”，中国便有“中国哲学”；西方有“逻辑学”，中国便有“中国逻辑”；西方有“社会学”，中国便有“中国社会学”；西方有“政治哲学”，中国便有“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这种“按名寻实”的研究范式，表面是中国学术的现代化，实质是中国学术被西方概念体系殖民化。中国的思想资源被切割、归类、重组，以适应西方的概念框架——而那些无法纳入西方框架的内容，则被有意无意地遮蔽或遗忘。 这种做法违背了学术研究的根本逻辑——“按实定名”。任何知识体系，都应从具体的事物、经验、实践中抽象出概念、发展出理论框架，而不是反过来，拿现成的西方理论去框定中国经验。“按实定名”是实事求是的认识论，“按名寻实”则是削足适履。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改变“按名寻实”的研究逻辑和学术路线，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只会南辕北辙——越是努力地在中国资料中寻找“西方对应物”，就越发强化西方概念体系的统治地位、消解中国学术的自主性。 自我革命的第一步，是站稳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立场，放下西方概念的拐杖，回到中国经验实际中去，让概念从经验中生长出来。这不是排外，也不是拒绝西方学术中有价值的内容，而是从根本上改变主从关系：不再以西方概念为主、以中国经验为从，而是以中国经验为主，即使引入西方理论概念也要使之适用于中国现实——马克思主义的百年中国化可说是这方面很好的例证。 2.从抽象观念到具体实践：研究范式的深刻转换 西方学术深受欧几里得几何奠定的演绎逻辑传统影响。欧几里得以少数公理和公设为前提，通过逻辑推演构建起几何学大厦。这种范式无疑是伟大的创造，但它一旦被不加反思地推广到其他领域——尤其是人文和社会领域——其弊端便暴露无遗。许多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常常从假定的抽象概念或公理出发，推导出复杂的、自洽的理论，而全然不顾这些前提在现实中是否成立。 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定就是一个典型例证。行为经济学大量研究证明，现实中根本不存在完全理性、完全自利、拥有完全信息的经济行为主体。人的决策充满了情感、偏见、从众心理、利他主义。私利也不能自动创造真正的繁荣——它可能创造财富，但也可能造成垄断、剥削、金融危机和生态崩溃。然而，就是这个脱离现实的假定，却成了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石，对现实经济政策和人们的经济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就是西方学术范式的根本缺陷：当假定的前提存在严重缺陷时，整个理论体系的现实性和有效性便会大打折扣，甚至沦为一种准神学体系。 我们中国人做学问，历来强调“实事求是”。这个词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本意是指从实际出发，探求事物的内在规律和联系。这种认识论传统与西方演绎逻辑传统形成了鲜明对照。中国学术的最高追求不是构建自洽的抽象体系，而是“立象尽意”——以具体的形象、事例、经验为“模式”，来传达深层的道理。《周易》的卦象、中医的辨证论治，甚至《诗经》“兴”的手法，都体现了这种“以具体说普遍、以经验说超越”的思维品格。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我们应当回归这一优秀传统。以具体经验、社会实践为起点，认真总结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从中提炼出能够解释中国现象、指导中国实践的概念和理论。 相对于引入西方概念，我们更要学会用中国概念描述中国现实。如果一种现实西方没有，西方学术中几乎不会有相应的概念，我们不妨从中国古典知识体系中寻找相应的概念。比如在解释中国的政治领导核心时，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中”，显然比西方代表某个利益集团的“党”（Party）更有理论解释力。 “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荀子·正名》），我们没有必要改变“党”这个名词——但在理论研究中，切不可再照搬西方的政党观念和理论！ 3.西方学术与宗教之别：学人当有的根本觉悟 长期以来，中国学人有一个致命的误解：以为西方学术是西方人安身立命、安邦治国的基础——这是一个巨大的认知陷阱。实际上，在西方文明中，真正扮演安身立命、价值根基角色的，从来不是哲学社会科学，而是宗教信仰——基督教。哲学和社会科学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神学的婢女”，它们在中世纪服务于神学论证，尽管在近现代与神学分道扬镳，但神学的思维方式和价值预设依然深嵌其中。 今天，世俗化的叙事让人误以为西方已进入纯粹的理性时代。现实是，美国福音派信徒占美国人口的比例高达30%左右，这个庞大的群体在美国内政外交领域发挥着巨大影响力。从堕胎问题到对以色列的政策，从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保守立场到对“美国优先”理念的支持，福音派的宗教信念深刻地影响着美国的政治走向。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中立”“客观”“普适”外衣，在宗教激情的映照下显得格外单薄。 中国社会与中国学术传统与此迥异。自夏商周三代开始，中国文明就走上了“人道，政为大”的道路。我们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一神教传统，没有神人之间的绝对断裂，没有“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二元结构。中国的学术传统从一开始就是政治的、人伦的、此岸的——经学的核心是“经世致用”，史学的目的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最终都指向现世人生和社会秩序。在中国，以政统教，以教辅政。“教”始终是“政”的辅助，任何宗教都不能建立独立排外的教育机构，都不能取代政治共同体普适的礼乐教化。 这一根本差异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角色与西方知识分子有着本质不同。我们不是在一个“政教分离”的框架中扮演一个纯粹批判性的、游离的角色，而是在一个以政治为中心、以人民福祉为终极关怀的文明传统中，服务于人民，服务于国家整体目标。这不是对知识分子独立性的剥夺，恰恰是中国知识分子独立性的另一种表达——西方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常常意味着与宗教信仰传统的纠缠和反叛，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则意味着不为私利、不为小圈子、不为抽象观念而活，自觉地参与到增进人民福祉的伟大实践中去。 如果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拒绝这场自我革命，继续沉沦于西方现代性迷思，迷信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是中立的、先进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那么，他们只会离现实越来越远——在西方概念游戏里自欺欺人，讲着一套又一套空话假话。这样的人，既不能解释中国，更不能指导中国。 在美国都不再将“自由”“民主”“人权”作为主要意识形态工具的今天，在西方世界自身陷入深刻的政治危机、认同危机和信仰危机的今天，还有多少中国人会相信“西方哲学能让人安身立命”“西方心理学能破解人生迷局”这类梦话呢？ 自我革命，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起点，也是每一位有担当的中国学人不能回避的历史命题——不经此革命，一切理论构建都只是沙上建塔，风吹即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