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利”一词用得很宽泛。在古代，它包括利息、风险保险和管理者的工资。的确，除去了用于生产的开支，所有的收益都可以统称为利。对于农民，它甚至包括地租，因为除了向政府交土地税，他不向任何人交租。甚至包括工资，因为农民自己是劳工。因此，我们必须理解“利”一词的外延之广。既然“利”一词用于企业家的纯收益仅仅始于F.A.Walker，那么该词在古代中国被宽泛地应用就不足为奇了。

（一）罕言利

《论语》告诉我们说，孔子极少言利，【1】这一说法是真实的。司马迁指出了其中原由。他说：“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2】因此，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3】的确，孔子怕人们太注重私利。到了孟子时代，利的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因此，孟子不仅很少用“利”一词，还猛烈地谴责它。这些事实说明，儒家的经济原则是从社会和伦理角度出发，而不单单从经济角度出发。

（二）利的正当性

尽管孔子很少谈到利，但他不反对庶人取利。《诗经》上说：“如贾三倍，君子是识。”【4】这说明取利是商人的正当事务，但对于君子、官员则不是。这是对像商人那样取利的官员的谴责，而不是对商人的谴责。对所有庶人来说，无论是农民、手工业者还是商人，获大利都是正当的事，这为孔子所认可。

甚至是自己的学生，孔子也不谴责他们赢利。我们已经知道，子贡是当时的一位大商人，是商家的初创者。一天，孔子说：“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5】回是颜渊的名，赐是子贡的名。大多数注家说孔子赞扬了颜渊，讽刺了子贡，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孔子确实赞扬了颜渊，但他也赞扬了子贡。颜渊以美德知名，子贡以其能力知名。在孔子的这一评述中二人都得到了赞赏。当然，子贡与颜渊相比，颜渊比他好。但当他同孔子的所有其他学生比较时，子贡仅次于颜渊，位居第二。因此，孔子首先赞扬了颜渊，说他近乎有完美的道德。他接着赞美了子贡，说他不安于天命，他的投机常常成功。让我们想想，不接受天命、在投机中常常成功是多么困难啊！这说明了子贡的能力，孔子高度赞赏它。从道德的角度看，颜渊最好，因为他有最好的智能，但不关注自己的经济生活。从智力的角度看，子贡是一位十分有能力的人，而他的德行也没有什么问题。这是孔子这一评述的真正意义。现在，就算我们承认他丝毫没有称赞子贡，他也没有丝毫反对他。因为，将子贡和颜渊作比较并不一定意味着一个对，另一个错。因此，我们可以说孔子确实认可了子贡的取利。即使他没有这样说，但他也确实没有谴责它。

在《盐铁论》中，子贡得到了辩护。上面说子贡是用自己的资本，不一定从人们那里取利。他只是用自己的大脑，按照市场环境交换商品，在不同的价格间取利。从这一点上说，利是灵活交易的结果，它不定取之于民。

（三）利润额

既然利润额是不确定的，我们无法算出利润率。然而按照古书的说法，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大致的概念。如上面刚刚看到的，《诗经》上提到百分之三百的利。《易经·说卦传》中也提及市场上三倍的利。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古代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被认为是相当好的了。但它还不是特别高的利润。

《战国策》中有一段话谈到利润率：（吕不韦）谓其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6】由此判断，战国时期的利润率十分高。然而这样高的利润率始于春秋时期。管子说，商人能得到相当其资本百倍的利润，为了防止这一点，一个统治者必须有十倍的利润。这里，他的意思是说，统治者作为国家的代表必须取利以调节社会财富，而取得超额利润的私商应被阻止，因为他们伤害穷人，破坏财富的均平。总而言之，周代的利润率十分高，不过当时“利”一词包括了许多因素。

注释：

【1】参阅《论语·子罕篇第九》。

【2】《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意为：唉，谋利的确是一切祸乱的开始呀！孔夫子极少讲利的问题，其原因就是经常防备这个祸乱的根源。

【3】《论语·里仁篇第四》，意为：为追求利益而行动，就会招致更多的怨恨。

【4】《诗经·大雅·瞻卬》，意为：商人唯求三倍利，持政事岂相宜？

【5】《论语·先进篇第十一》，意为：颜回的学问道德接近于完善了吧，可是他常常贫困。端木赐不听命运的安排，去做买卖，猜测行情，往往猜中了。

【6】《战国策·秦策五》。

（节选自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翟玉忠译，陆寿筠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