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的职业是商业。它包括了经济学家所说的“交易”，不过我们仍然用“商业”一词，因为它是通常指称的四民之一。在汉语中，商分为两类，一类叫行商，他斟酌商途的远近，计算市场的行情，再将商品运往远方。另一类叫坐商，他存储商品、等待买主，以卖出赢利。这样的区分在古代可能十分重要，但今天已经不再有用了。因此，我们将用“商业”一词概括这两类商人，不再加以区分。

中国人置商于四民之末，于是便产生了误解。普通人的观点认为商人属于最差的阶层，因为他们自己不生产任何东西，只是从他人的产品中得利。他们还囤积居奇、以高价获利，因此招致怨恨。这就是为什么汉高帝（350～357 A.K.或202～195 B.C.）要禁止商人衣丝乘车、用重税困辱他们。那是第一个颁行于全帝国的抑商法规。【1】从此，在中国经济史上有若干时期商人吃了很多苦头，但这样的政策不是来自孔子的学说。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春秋榖梁传》中商仅列于士之后，根本不是作为最差的阶层。中国人通常置商于四民之末那只是因为：农民生产原料，工匠制造商品，交换原料和商品的商人自然不可能先于他们。这是生产过程的顺序，不是社会地位的顺序，也不是道德上的区分。因此，中国人称农业为本业，工商业为末业。这是生产的自然次序，不是对工商业的蔑视。

孔子从来没有低估商人的作用，在汉以前，儒家从来没有鼓吹重农抑商政策。叶适指出了四民对社会同等有用的原则性认识，他说：

“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2】

农业和商业的相对重要性随着时代不同而变化，司马迁这样论述这一规律：

“故《书》道唐虞之际，《诗》述殷周之世，安宁则长庠序，先本绌末，以礼义防于利；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3】

按照他的理论，一个有活力的国家和一个复杂的文明中，商业自然比农业更重要。因此，虽然经济利益削弱了道德的影响力，资本主义生产会破坏分配的平等，但这是必然要到来的自然结果。事实上，凡是帝国一统天下，不再有外来争斗，人民靠社会收入自力更生时，中国人更重视农业，这是从分配的角度看。但当存在民族斗争时，他们就更重视工商业，这是从生产的角度看。

注释：

【1】商鞅是第一个制定重农抑商政策的人（192～214 A.K.或360～338 B.C.），参阅《商君书·垦令第二》。

【2】《习学记言序目·卷十九》。

【3】《史记·平准书》。

（节选自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翟玉忠译，陆寿筠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