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英文的左派网站“China Study Group”主页上发表了Lang Yan先生的《关于新法家的论战在继续》（New Legalism debate continues）一文，该文显然是由前一阶段新法家诸同志与美国马萨诸塞州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Sam Crane教授的大辩论而发。Lang Yan先生对新法家的批评主要是以下两点：

一、认为新法家最大的弱点是将中西思想看成完全的对立。（“Clearly the basis of the New Legalist perspective and politics is itself a strict dichotomy between Chinese thought and Western thought, and this is its greatest weakness.”）

二、认为新法家无视社会的阶级分野。新法家所说的中国文明“有机体”始终被阶级的和其它的分野所撕裂，整体论的法家思想都不能愈合这些分野。现在新法家将思想和政治贴上民族的标签，错解了“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形势，是不可能将资本主义转变成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不会使中国工人摆脱剥削，因此新法家陷入了政治理想主义。（“The “organic social body” that the New Legalists believe has naturally developed as Chinese civilization has always been cut through with class and other divisions, all the holistic legalist thinking cannot overcome those divides.”“By nationalizing thinking and politics — interpreting thought and politics by their national origins — the New Legalists misread the global nature of our political-economic situation….Chinese traditional thought, whether legalist or, more usually, Confucianism, cannot transform capitalism into a classless system and will not deliver Chinese worker from exploitation… they fall into a political idealism”）

一方面是错解了全球化形势，将中西思想完全对立；一方面又是无视古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阶级分野。总之，不该对立的，对立了；该二分的，却又不分——真是全盘皆错！其实这是对新法家的误解。因为新法家既看到了中西思想对立以外的互通互补之处，也没有忽视古今中西社会的阶级分野。可能这位批评者没有细读我们的论辩和其它诸多文章，那么请看：

一、新法家是一元二分论者

就在我们回答Sam Crane教授的《三驳》中说：

“西方思维的分裂性从心物分立这个根子延伸到其一切层次和一切领域，导致社会生活和学术研究中的种种支离破碎表现。虽然权宜性地暂时界定某一范围作为观察和研究的领域是必要的，在一段时间内、一定的条件下也会有成果(这是为什么现代西方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能获得如此重大成就的原因之一)，虽然如此，但如果将这种权宜性的、在形上层次上的心物相对区分和形下多层次上一切事物之相对分解为多个部分，看作是绝对的，那就必然导致种种荒谬（这就是为什么当代人类的认知和生活正经历着种种的反常和危机的意识形态原因 [其中包括科技成就被用于互相残杀和推向破坏生态的极端，使人类走向自我毁灭的边缘—— 这方括号内的字句为摘引时所补充] 。）

“一方面是各种学术的整体综合，一方面是分支学科中的局部分析，这两者正是人类认知领域的阴阳两面。西方传统长于后者，中国传统强于前者。因此，中西两种文化正好在这方面互相学习、互为补充，使人类文化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人类发展到今天，令人鼓舞的是，以量子力学、尤其是对“波粒二象性”的认识为代表的西方现代理论物理学的最新成就，为东西方在形上层次上、并贯穿到形下的沟通铺平了道路。”

上述所引关于中西文化的分野、和人类文化的整体性不是说得很清楚吗？新老法家信奉老子的宇宙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42章）这用传统语言还可以进一步简括为“太极阴阳”，译成现代语就是“一元二分”。“一元”即整体把握，这是具有绝对性的前提，“二分”即以“阴阳”之别对万事万物的相对分析；或也可解释为“动态平衡的多维整体”，多维即层次和领域的相对区分。上述对于中西文化的分析就体现了这个世界观，也符合实际。

古代中国法家运用这种世界观于社会经济管理，提出了人天和谐原则、利益均平原则、和国家储备原则，抑制豪强、节制资本、扶持弱小，权衡轻重，以动态调节促进社会经济这个多维整体不断地从不平衡走向相对的平衡。他们运用这种世界观于社会政治管理，遵道立法，推进法治，以全民监督制和社会功勋制，削除贵族世袭特权，做到有奖有罚，调动全民的积极性、创造力。他们没有无视所谓的阶级矛盾，而恰恰是正视了这些矛盾，并且大体上以太极阴阳、动态平衡的整体观比较正确地处理、而不是固执地以某个或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歪理去扩大、加剧这些矛盾，从而不断地冲破那些利益集团通过其思想上、政治上的代理人所推行的反复干扰、破坏、复辟，缔造了数千年历史上一个又一个傲视世界的辉煌盛世。历史事实证明了道/法家的世界观比较符合实际，能为人类造福。

当代中国的新法家运用这种世界观于分析当代世界事务，指出了国际垄断金融资本操纵控制的“全球化”的跛脚性——即不平衡性和欺骗性，揭示了资本、尤其是大资本对于隐藏在生产资料、工具和技术中的天然潜在价值、人类集体智慧价值、以及广义的个人劳动价值的剥削真相，揭示了捆绑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上的民主政治的局限性和欺骗性，主张以动态平衡之原理处理生态问题、国际关系、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不同社会领域（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作为社会治理者的政府与作为授权者兼被治理者的人民之间的关系，个人追求合理欲望之满足与通过自我心性修养节制过度欲望之间的关系等等，指出中国传统智慧对于解决当前人类危机的重要意义，正受到越来越多人们的注意和重视。虽然有很多朋友，由于各人所受社会影响的不同，对新法家还有或多或少的不理解，甚至误解。我们认为，这很正常，这本身就符合阴阳互动之理。相信假以时日，人类的社会历史实践会让人们进一步分清真假良莠，识别出真正有益于人类的智慧。待有较多的人理解大道之日，就是人类得到解救的希望之时。新法家的一切努力就是为了使那一天能够早日到来。为此，我们欢迎朋友们的批评，欢迎一切诚恳的探讨、切磋。

下面再具体谈谈太极阴阳或“一元二分”世界观与二元世界观的区别。

二、“两末之议”不是阴阳辩证

首先必须弄清楚，除了儿童和原始人不能在主客体之间进行明确的二分外，所有文明人都会对主体和客体，以及对客观世界进行二分。不过二分并不等于二元论。新法家区分了中西文明，但并没有将二者截然对立起来，她只是不断强调中华文明本身的特点，特别是其中有益于当世的部分。举例说吧，西方民主有优点，也有缺点；中国传统的共治政府正好可以弥补西方民主被少数人操纵的缺点，那么是不是将来会存在一种建立在共治基础上的民主政治形态呢？显然有这种可能性。

从哲学上讲，中国人的阴阳辩证思想不是一般人所认为的“朴素的辩证法”，而可以说是“高级的辩证法”，因为那是建筑在一元整体论的基础上的。现代西方辩证法是在二元对立的世界观中发展起来的，主流还是肯定—否定的正反合形式。黑格尔在阐述他的辩证法时用的最有名的例子是：一颗麦粒，开始只是麦粒（正），当麦粒长成麦苗时，就不再是麦粒了，而是达到了麦粒的对立面（反）。麦苗最后还会成熟结种产生新麦粒。新麦粒不是麦苗，也不是原来的麦粒，而是两者综合的产物（合）。实际上，麦粒与麦苗之间并不具有像中国的太极阴阳双鱼图所代表的那种互为根据、互相渗透、补足和转化的辩证关系，因此是合不成一个有机整体的。在根本上，黑格尔眼中的世界始自“绝对精神”，这个“绝对精神”化身到人间走了一圈之后最终又返回到“绝对精神”自身，所以在他心目中，精神与物质、心与物始终未能真正合成一体。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在很多方面将事物内外的阴阳辩证关系说得比较透彻，但在心物关系这个总根子上仍然没有能够完全超越二元对立的窝臼，因此对具体事物内外的辩证关系的分析也就难免仍有欠缺。

    中国的阴阳辩证不是这样。阴阳是二分的，但二者又是互根的，在动态平衡中同归于生生变化（易）之道。所以《易经·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庞朴先生曾经如是诠释阴阳这一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阴’、一个‘阳’两个对立者，它们共居于一个统一体内；但是这还不够，还必须把它们理解为时而阴时而阳，或一时阴一时阳，理解为动态的存在；但是，简单的动态也还不够，这种动态事实上是循环，叫做‘终始之变’，终就是始，始就是终；这样仍然不够，必须把这个‘终始之变’理解为循环上升。何以证明它是循环上升？因为它有‘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这两句话作补充，有‘继之者’、有‘成之者’，不光继续且完成了，所以它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庞朴：《中国文化十一讲》，中华书局，2008年4月，第41页。）

庞朴先生的阐发“还不够”，因为无论在中医理论中还是在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中，都是这同一原则：“应化之道、平衡而止”（《黄帝四经·道法》），实现阴阳的动态平衡才是大道。这里庞朴先生将‘终始之变’理解为“循环上升”，似乎是受了西方进化论的影响。因为“生生之谓易”在中国哲学的概念里不是“矢量”，没有“进步”这种西方线性思维的哲学成分。

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哲人们一贯反对二元对立的思想，《韩非子·难势》将之称为积辩累辞，离理失术的“两末之议”。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从哲学上的唯心与唯物，到经济上的市场与计划，到政治上的“民主”与“专制”（集中），长期以来，西方人文学术就是以这种二元对立的“两末之议”为轴心展开的。

这样的“积辩累辞”就是“偏辞”，片面的说法。中国学术常常用事实或类比的方法阐述复杂的道理，《韩非子· 难二》中就用一则故事说明两末之议：晋平公问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是由于君主的力量还是臣子的力量。叔向回答说是臣子的力量，君主没有作什么。而师旷则认为是君主的力量，臣子没有出什么力。韩非子认为一匡天下，九合诸侯这么伟大的事业既非专靠君之力也，又非专靠臣之力，因为：“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于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故曰：叔向、师旷之对，皆偏辞也。”。为了说明“君臣俱力”的道理，作者以大量事实雄辩地论证说：“过去宫之奇在虞国，僖负羁在曹国，两位臣子才智之高，能使说的话都合于事实，行动都合于功利，虞、曹终于都灭亡了的原因是什么呢？这是因为有好的臣子却没有好的君主。再说蹇叔在虞国时虞国灭亡，到秦国后秦国称霸，并非蹇叔在虞国就笨，到秦国就聪明，而是取决于有没有好的君主。叔向说靠臣子的力量，是不对的；过去桓公宫中有两处集市，妇女住所有二百处，桓公披头散发去玩弄妇女。得到管仲，成为五霸中居于首位的人。失去管仲，得到竖刁而自身死亡，蛆虫爬出门外也得不到安葬。如果认为不是臣子的力量，就说不上因为管仲而称霸。如果认为是君主的力量，就谈不到因为竖刁而产生祸乱。过去晋文公爱恋齐女而不想回国，狐偃极力劝谏，结果才使他返回晋国。所以齐桓公因管仲而会合诸侯，晋文公因狐堰而称霸天下，而师旷说这是靠君主的力量，也是不对的。” （原文：昔者宫之奇在虞，僖负羁在曹，二臣之智，言中事，发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无其君者也。且蹇叔处干而干亡，处秦而秦霸，非蹇叔愚于干而智于秦也，此有臣与无臣也。向曰“臣之力也，”不然矣。昔者桓公宫中二市，妇闾二百，被发而御妇人。得管仲，为五伯长，失管仲、得竖刁而身死，虫流出尸不葬。以为非臣之力也，且不以管仲为霸。以为君之力也，且不以竖刁为乱。昔者晋文公慕于齐女而亡归，咎犯极谏，故使反晋国。故桓公以管仲合，文公以舅犯霸，而师旷曰“君之力也，”又不然矣。）

综上所述，不是新法家陷入了二元论，而是Lang Yan先生本人陷入了二元对立不能自拔。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Lang Yan先生一再说新法家不能正视古今社会分裂为阶级的现实，模糊了阶级分野，言下之意是抹煞了阶级斗争 —— 这在几十年前可是大有“修正主义”之嫌哦。

阶级斗争存在吗？是存在的。当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严重失衡时，就会出现残酷的阶级斗争。不要忘记，共产党人之所以得天下，就是因为将地主阶级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将地主官僚买办阶级的资本直接转化为国家工业资本，建立起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但阶级斗争之外就没有阶级合作了吗？如果在绝对的阶级斗争和绝对的阶级合作之间不断地“否定之否定”，恐怕也会成为“两末之议”了。

历史证明，片面地、教条地强调阶级斗争，就如无原则地强调阶级合作一样，有时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纵横家经典《鬼谷子·抵巇第四》从整体观的角度论述说，当圣人看到社会矛盾和问题（裂痕）之后，就要采取相应的手段去应付这种局面。还能够治理，便采取措施堵塞裂痕；不可治理就对之彻底改造，使之获得新生。（原文：圣人见萌芽巇罅，则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则抵而塞之，不可治则抵而得之。）陶弘景题解云：“抵，击实也。巇，衅隙也。墙崩因隙，器坏因衅。而击实之，则墙器不败，若不可救，因而除之，更有所营置，人事亦由是也。”

Lang Yan先生还说新法家思想不能创造一个与工人利益相和谐的、受到规范的的资本主义（“New Legalist thought cannot create a regulated capitalism that is in harmony with the interests of workers.” ）。问题是，新法家从来没有想过将新世界建立在某个阶层或阶级的特权的基础上，无论这一阶级/阶层是有产的资本家还是“无产的”社会官僚—— 她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各阶层相互平衡的社会有机体。

——统一和平衡，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是多么伟大的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