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全球危机呼唤东方智慧
— 动态平衡多维整体世界观探讨
现代人类面对着两大威胁：人们对自然不负责任的滥用引起的生态危机和世界上国际垄断资本对人们生活的统治引起的社会危机。前者表现在全球气候的变迁和不断增加的物种的消失，后者表现为各种各样的恐怖分子暴力活动和不断上升的爆发全球核战争的风险。为了找出这些问题的症结所在和解决方法，我们需要一个能够用来最有效地分析所有自然社会历史现象的广泛的世界观。幸运的是有一个可以概括为“动态平衡多维整体”的世界观。在各种文化中，西方和东方，都能看到这一世界观的表述，而在东方思想传统中它表现得最多，也最为典型。
1、动态平衡整体论世界观的三个侧面
动态平衡多维整体世界观有三个方面：
1．“整体”：指每个事物，从宏观天体到我们人类可以观察到的最微小的存在物，从整个人类社会到所有的人类团体到个体的人，从可感知的实在存在物到想象中的抽象事物——每个事物都是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或方面。这个整体不是一个机械的，静止的组成部分的拼凑，而是各部分之间的——
2．“动态平衡”：它的意思正如中国古人所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第42章）。万事万物通过其相对立的阴阳两面的相互作用，都一直处于由不平衡到平衡、再由新的不平衡到新的平衡的变化之中。特定时刻相互作用的情况决定该时刻“整体”的性质。就社会事物而言，“整体”是相对独立且有自我意志的社会实体，反过来它又作为更大的“整体”的互相作用的组成部分。这种“作为相对独立的社会实体同时又是一些更大整体的组成部分”的二元性是所有存在物的特性。这种特性决定了所有事物的结构的多层次性，也为这个世界观的第三方面提供了基础———
3．“多维”：所有存在物都是一个多维的整体。研究人类社会时，“多维”指观察社会内部相互作用模式的方法的多样性，它包括各种各样的类似的组成实体（个人和社会团体）在各种不同层次上相互作用以及属于不同层次的实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2、动态平衡世界观与法家路线
中国古代哲学、政治，经济思想中的道法学派最好地体现了动态一体的世界观。这一世界观的上述三个方面在2000多年前的老子《道德经》关于“道”的哲学表述中已经有所表现。其中“动态平衡”是关键因素。达到平衡要通过包括整体和部分之间多种维度上所有实体之间、在所有层次上、所有方面的相互作用。本文不讨论这一世界观的哲学基础，而是将集中讨论中国古代法家如何通过一系列明智政策试图让各种关系达到平衡，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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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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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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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代世界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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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
（与儒家及中国其他传统思想学派共有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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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自然周期安排生产，保护资源被过早和过度的使用，消费上实行节制，资本使用与自然的承载能力相配合，以确保经济的持续和自然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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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生产的逻辑违背自然周期并且已经浪费和破坏了无数的生活资源。把扩大需求和信贷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从凯恩斯开始就已经加速了资源的枯竭，环境的破坏，战争的掠夺——所有这些都危胁到人类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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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之间经济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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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民平等分配土地（前工业化时代最重要的自然资源）：例如，根据每个家庭的规模和劳力强度分配土地；平等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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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世界上，自然资源被少数特权利益集团所霸占，他们以大多数人的贫穷为代价过着奢华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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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生产者的农民
与商人、
消费者
之间的利益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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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通过设立“常平仓”*控制粮食价格，以保护农民和消费者免受价格过度波动的损害——在中国历史上这一政策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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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当时美国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采纳这一思想，在美国国会发起通过《农业调整法》。他是从一本关于中国传统经济政策的书上读到这一思想的。
联合国1942年曾赞助一项计划要在国际上应用这一思想，但是因为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反对被搁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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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各种商品价格
之间的平衡
以及
国际商品价格
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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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调节市场，而不是儒家的自由放任政策或者计划/冻结物价政策。政府调控的方式是维持商品储备，既是未雨绸缪，又作为发行货币的保障和物价控制的杠杆。调控的目标，除了国内价格的平衡，还有与国际商品保持平价，以免被他国政府或投机者从价差中牟取暴利。重要商业企业为国家所有、和保持充足的商品储备是调控市场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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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不受公权调节，必然产生垄断资本对世界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肆意掠夺（廉价或白占），从殖民主义时代起就成为世界上大多数人民苦难不断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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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权力
与
政治权力
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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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可商业对社会的重要性以及保护商人合理利益的同时，防范有钱阶层通过其对政府官员的腐蚀作用垄断政府权力和资源（具体防范措施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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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特别是垄断资本，与政治霸权和意识形态霸权的结合是当今世界一切社会罪恶的总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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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结构的功能层次
和
政治平等原则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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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的地位与（通过社会功勋制考核出来的）他的表现相一致：不论出身，而是根据他们对社会的实际贡献赐予高贵的地位和头衔。因此：1）政治忠诚/道德操守和专业能力这两方面本来分离的标准自然地统一起来，并且切实可以考核；2）贵族因表现恶劣或违法而失去其地位和头衔时，平民有平等的机会去获得公职、为社会服务。不同阶层的人有权利按不同贡献获得相应的社会资源，以防止这些资源被特殊利益集团所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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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今天世界上某些地方存在的名义/形式上的平等：在西方政治中，从中国学来的功勋制仅侧重用于招聘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而主管官员的选拔依据的是他们对当权政党的政治忠诚。这种双轨制度不能保证给全社会提供忠诚有效的服务，而且不能防范社会的资源和政府权力被少数特权人士所篡夺和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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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社会成员
平等监督下的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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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提到的、所有意在使多维的社会关系达到全方位动态平衡的规则，都依法律执行，具体由因其贤能而被选拔出来、并且一直处于全社会互相监督制度下的政府官员来实施。在全社会互相监督制度下，无论是谁，故意掩盖他人罪行也会受到惩处。因此每个人，不论平民或者官员，有权利也有义务按照法律去监督他/她周围的每一个人，包括那些社会地位比他/她高的人，并且当有人触犯法律时向官方报告。为了促进经济发展，这种连带责任制度也运用于金融信贷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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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中国，也许还有一些其他国家，儒家的“亲亲原则”——同族的人互相包庇的恶习——根深蒂固、流毒深广，致使贪污腐败盛行。这只能通过批判社会原子论来克服，这是个人或小家庭私利与社会大公利益的较量，是法治与人治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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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国家之间
以及
征服与被征服国家之间
关系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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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认为“天下”所有国家之间的统一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反对利用霸权进行武力占领。在《道德经》中，他阐述了古代中国“血与土地的统一”的原则：大国应当通过谦虚与尊重赢得小国的服从，小国也通过谦虚与尊重赢得大国的接纳，而接受小国的服从仅仅意味着承担义务保护更多的人民免受饥饿与痛苦。因此，一国的首脑在决定以武力占领别国时应该非常的审慎，这样做的唯一正当理由应是为了伸张正义。战胜国对待占领国的人民应该一视同仁：不准掠夺，不准欺压，不准奴役，也不以军队占领土地，而是纾解贫困，保留前政府的文武官员，并让他们细心照料当地人的生活需要，确保人人享有平等的谋生机会，并且允许不同族裔之间自由通婚，从而使人们愉快地安居，相互同化，像一个真正的“大熔炉”。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华文明同化了如此众多的族群，包括来自北方边境的征服者们及其后裔，甚至还有世称最难被同化的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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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世界历史上有太多的掠夺，奴役，殖民统治，武装占领，经济剥削，政治操纵，各种方式的欺压等等。在国际关系中，很多时候这些都是以推动自由，民主，经济发展的名义进行的，有哪一个不是呢？为什么不促进大国与小国的平等呢？为什么不推动建立一个处理国家之间（大国或者小国）的关系，处理涉及全人类社会福祉的世界事务的基本原则呢？为什么今人作得比古人不是更好而是更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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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法家的一些理论与实践，早在约5000年前，已经由历史上记载最早的中华祖先黄帝提出并实施（见《黄帝四经》），但法家实践的典型例子是中国的秦代（公元前841-221年）。秦国的崛起始于公元前359年的法家改革，并在统一的秦帝国时达到顶点，当时的中国成了一个辽阔，强大，繁荣的国家。法治下的秦国和统一的秦帝国见证了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社会秩序，甚至儒家最主要的人物之一荀子都表示承认和赞赏。同时，繁荣的秦社会还有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那个时候的商品率达到20%，甚至更高。
3、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儒法之争
秦朝的终结是由于始皇帝死后发生在最高层的一场阴谋：他若干儿子中间的一个篡夺了帝位，并且背叛了秦始皇的法家政策，扭曲了原本公正严明的法治，从而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秦朝的法家政策在接下来的汉代却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恢复和延续。只是到了后汉时期，儒家思想才逐渐获得优势并且最终被钦定为治理国家的唯一思想指导体系。从那时起儒家学说在中国就一直作为正统的意识形态，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然而法家的某些做法曾经被延续了下来，法家的另外一些思想有时候被改革派政治家所采用，有时候会在一些刚取代了腐败旧朝代的新朝代初期被采用。
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法家思想会被儒家思想打败呢？答案在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所造成的法家实践的不彻底性。主要表现在：社会功勋制原则没有被贯彻到对最高统治者（国王/皇帝）的选择上——皇位始终由皇子继承；还有，全民监督制度也没有上溯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那一两个人（丞相、内臣）。因此，当一个法家皇帝死亡以后，或是由于宫廷阴谋，或是由于人事随着时日的迁移，政权就可能轻易地转移到德性软弱、甚或堕落的继位者、或者权欲熏心的高层官员的手里，他们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人民之上，也懒得像法家原则所要求的那样顶着某些强大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反对，尽力去调控社会生活，特别是在没有外患威胁的“太平”时期。这种不彻底性只能依靠基于人民主权原则的现代民主制度来纠正，纠正的方式是使得自上而下行使的国家制度性权力，与自下而上行使的人民主权，这两者始终处于一种持续不断的动态平衡状态。
然而，除了上面说的漏洞，法家的理论与实践在古代中国还是相当成功的。其中最重要的教训是，特别是在类似“战国”那样群雄争霸的时期，一个民族得以生存和繁荣的唯一出路是必须拥有一个处于人民持续有效的监督之下的、强大的国家权力，并通过其制度性权力去实施一系列广泛的社会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政策，目的是调节不同利益群体和社会生活不同方面之间所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使之不断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包括国家权力和人民主权之间的平衡。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批判原子论的世界观，无论是传统的中国版本，也就是正统的儒家思想体系（其中关于个人修养和社会政治伦理方面的某些论说可以批判地予以继承借鉴），还是现代版本，也就是当代鼓吹自由放任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
原子论的思维模式是把社会看做是一个数以万计或亿计的、各为自身利益而奔波的单个个人的机械集合。根据这一观点，国家的意志和利益等同于所有单个成员的意志和利益的加总。它忽视了国家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群体可以有自己相对独立的意志和利益，它反过来可以影响所有单个个人的、以及所有其它或大或小的、内部的或外部的社会群体的意志和利益。历史上儒法两家之间关于国家管理原则的争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法家强调法治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只要社会法律是源于道、遵循道（即天然法则）的，它就能培育和强化所有人的道德，从而确保良好的社会秩序；而儒家则宣扬以家族亲亲原则为宗旨和基础的个人美德修养可以保障社会的正义。因为，据他们所说，如果所有的人都合乎道德地对待家庭中的其他人，他们也会同样地对待社会这个“大家庭”中的其他人。但是儒家没有看到一个事实，家庭美德不能自然地延伸到家庭范围以外，轻易地应用于所有的社会关系，因为家庭美德的培养部分地是基于天然的亲情，部分地是基于对人际相互依赖性的一种直觉，一种只有在范围有限的“面对面”的家庭关系中通过五官直接感悟才会产生的的直觉。超过这个范围，人们就需要外在的推动来培育道德，也就是需要借助于法律的约束力，或者说是社会规模上的奖罚制度，并辅之以关于法律条文背后隐含着的道德原则的社会教育。
在这个问题上，儒家把家庭美德的作用说过了头，以至于将亲亲伦理原则凌驾于社会法律之上，如孔子所要求的那样：“子为父隐，父为子隐”。这也就是为什么儒家思想浓厚的地方，腐败现象通常会很猖獗；而信奉法家的秦国和秦朝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公正平和的社会秩序。
儒家还反对国家拥有某些对于国计民生非常重要的经济企业，反对国家储备足够数量的商品财富作为调节市场、调节社会生活的其它方面、以及用于应付内忧外患的不时之需。这就是为什么儒家统治下的后汉、晚唐、宋朝、明末、清末，中国会遭受长年的外敌入侵和内部战乱，甚至整个国家陷于多个地方/民族分离政权、或军阀之间的长期对抗与混战之中。
原子论社会观否认群体和个人之间的双向互动和动态平衡，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忽略了国家作为一个群体性的社会实体所具有的意志和施展的作为对于民众福祉的重要性，并且过分强调了各别单个个人单向行动的意义，因此必然地倡导一种对后者的自由放任政策，这也体现在儒家所提倡的经济政治原则之中。怪不得早期西方自由主义者把孔子看作是来自东方的灵感之源，以致那位曾经极大地影响过亚当••斯密的十八世纪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魁奈，曾被称作是“西方的孔子”。
社会原子论者否认群体和个人之间动态平衡的必要性，他们必然地提倡一种放纵政策，放纵那些处于有利地位的个人，听凭他们从处境不利者身上占尽便宜。这一政策的必然结果是把一个社会分裂成拥有特权的少数和无权无势的多数这样“两个族类”，这也是导致一切社会动荡、大规模暴力和战乱的根本原因。儒家思想统治下的古代中国是如此，贫富分化登峰造极的现今世界也是如此。在中国历史上，每当儒家高喊“德治”最声嘶力竭的时候，就一定是社会冲突严重到接近危机的时候，正如老子在他的《道德经》里早就尖锐深刻地指出来的那样。难道我们就不能记取历史的教训、用以启发我们对当今世界形势的真切理解？
4、当代人类危机的哲学世界观根源：原子-铁板论
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实际上是金融大资本利益集团称霸全球的时代，在能够代表整个人类社会的意志和利益的全球性权威缺位的情况下，没有公权力来推行这样一种“法律与秩序”，借以动态地平衡全球范围内富强群体与贫弱群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各别国家与整个人类社会之间的利益，平衡人类利益诉求与整个自然界的生态和谐诉求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按照民主原则逐步建立起一个全球性的权威体制，并在其统筹指导下，在全球范围内的各个社会层面上采取全方位的协同行动，将是可能挽救人类于毁灭边缘的唯一最后希望。
另一方面，动态整体世界观也不同于一些社会理论家的铁板论，他们不是把个体的人看做社会的“基本粒子”，而是将一些群体如阶级、或者民族国家看作一个更大社会的基本结构单位，就像是一个“不可分的原子”。这种铁板论将任何下属层次上的个人或群体统统虚化为好像一台“机器”上的“零件和螺丝钉”那样，没有自己独立存在的主体性，而是必须将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完全服从于阶级、国家等集团意志和利益的次等存在。以这种铁板论世界观为甚础的各种“主义”如阶级集体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极权主义等都贬低或完全否认下属层次上的各类主体之间、以及它们与代表社会整体的最高层次之间以社会全方位平衡为目标的互动的必要性，否认这才是社会最高意志赖以形成和运作的社会基础。苏联解体以前所有实行传统范式社会主义的国家都亏在这一理论缺陷。
综上所述，从哲学上来看，上个世纪世界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则是两种表面上看来似乎相反的世界观之间的争斗。由于西方打赢了这场思想战争，铁板论退出了历史舞台，而西方的主流世界观——原子论，现正风行于全球。但实际上，这两个看似相反的观点却有着同一个盲点：他们都对社会各类主体同时存在于不同的结构性层次上这一事实视而不见，对这些主体之间在多方向上的动态互动视而不见。事实上，一些闻名于世的（或许是臭名昭著的）政客常常会交替地使用这两种观点，以服务于他们自己同一种特殊利益。例如，当他们想推动一些实际上是仅仅有利于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政策时，他们会假装是在捍卫整个国家的“整体”利益。或者当他们需要向海外推销自己的意识形态用以掩盖基霸权行径时，他们就会单单指出世界的“同一”性质，用以说明他们所推广的价值观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然后，当他们想逃避国际义务，例如减少污染，他们又会抬出他们这颗“原子”的特殊性做为借口。不过，这无关紧要。他们迟早都会领受到来自世界上所有其它社会主体动态互动的冲击波的威力！
尽管上面说了那么多负面的问题，但是在人类思想史上，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并非一切都是负面的。例如，共和主义，联邦主义和政府分权制衡机制，合作主义和劳资共治等形式的政治经济民主，都起源于欧洲。这些都是人们在某些领域内为求社会关系的动态平衡而自觉努力的很好例子，虽然是在有限的范围内。上个世纪理论物理学的诸多新发现，例如光量子的波粒二象性，相对论，测不准原理、系统论、混沌理论等，已经为西方与东方在更高层次上的交会开辟了新的平台（见Fritjof Capra所著《物理学之道》）。再加上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的许多考古新发现，让尘封数千年的中国古典经济政治思想重见天日，从而开启了中国古代智慧复兴再造的新时代。精神文化的全球化，亦即世界各地所有经过时间考验的人类智慧在世界范围内的整合推广，将带领人类走出面前的困境，并且开拓出一片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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