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对中国文化的破坏作用是触目惊心的。后世儒家将诸子异端化了，而不是像黄老之学一样融会百家，结果是大量诸子文献长期被弃置，有些甚至佚失，儒学自身则成为脱离实际的经史辞章之学。

在某种意义上说，儒家的文化破坏作用远甚于秦始皇为统一国家焚毁民间图书的政策。因为秦火实际上并未及诸子书，而儒家偏见却使子学尽乎失传。东汉王充在《论衡·书解篇》中明确指出，汉时残缺不全的是经，而非诸子书，他写道：“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俱在，可观读以正说，可采掇以示后人。”（文意：秦朝即使无道，并没有烧毁诸子的著作。诸子的著作，文章篇目全都存在，可以阅读用来纠正各种言论，可以拿来给后人看。）

“异端”一词孔子就曾讲过。《论语•为政篇》载孔子之言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至孟子辟杨墨，骂二家为禽兽，尽乎粗野。《孟子·滕文公下》云：“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后世注家对孔子“攻乎异端”一语有着迥然不同的解释，但大多数儒家将异端等同于诸子，即所谓的“非圣人之道”，后来，印度传入的佛家也被加入了“异端”名单。南朝梁经学家皇侃（488~545年）疏云：“攻，治也；异端，谓杂书也，言人若不学六籍正典而杂学于诸子百家，此则为害之深。”

朱熹《四书集注》云：“范氏曰：‘攻，专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异端，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如杨墨是也。其率天下至于无父无君，专治而欲精之，为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杨墨，尤为近理，所以其害为尤甚。学者当如淫声美色以远之，不尔，则骎骎然入于其中矣。’”（大意是：范祖禹说：“攻，专门研究，所以加工术、石、金、玉的工作叫攻。异端，不是圣人之道，是另外一端，譬如杨、墨之类。他们率领天下人至于无视父亲、无视君主的地步，专门研究他们的学说并企图精通，为害非常严重。”程子说：“佛教的言论，比起杨、墨更加接近真理，所以为害也就更加严重。求学的人应当像对待淫声美色一样远离它们，不然的话，就会渐渐地陷进去了。”）

本来佛家正好补儒家内业修行之不足，而宋儒却将之比之于杨、墨，群起而攻之，这也是佛教至今仍没有完好融入中国社会的重要原因——佛家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发达的实践哲学（非西式思辨哲学），儒释互参，最易得力，奈何贬之！

尽管儒家对中国文化的负面作用如此之大，今天还有太多的学者将儒家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或将之等同于中国文化本身。为何他们顽固地坚持这种谬误呢？除了上面提到的学人对黄老之学的陌生，笔者认为还有另外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历史的惯性作用。20世纪的中国学术尽乎完全西化，但它仍然建立在清朝学术的废墟之上，不可能不受有清一代学术的影响。不仅康有为这样的维新之士阳奉阴违地接过了今文经学的衣钵，早期开创新文化运动的一批人也大都受过传统教育，在他们的视野中，将儒学等于同圣人之道、中国学术的本体是顺理成章的。

清儒通过对诸子的研究极大地开拓了今人的学术视野，但在对中国文化主体的认知上，却仍回归今文经学，并没有带来根本性的变革。所以将儒学认作中国学术的主体，这种历史惯性十分强大。

二是西学的影响。20世纪中国学人除了吸取西方文明成果，并没有太多理论上的创建，他们习惯于用中国现实比附西学理论，言必称欧美，一切以西学马首是瞻。西学传教士较深入地接触中国已是明朝，当时正值儒家大行其道，所以西方人很容易将中国文化等同于儒家，将孔子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比如耶稣会士利玛窦就这样描述孔子：“中国哲学家之中最有名的叫做孔子。这位博学的伟大人物诞生于基督纪元前五百五十一年，享年七十余岁，他既以著作和授徒也以自己的身教来激励他的人们追求道德。他的自制力和有节制的生活方式使他的同胞断言他远比世界各国过去所有被认为是德高望众的人更为神圣。的确，如果我们批判地研究他那些被载入史册中的言行，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他可以与异教哲学家相媲美，而且还超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中国有学问的人非常之尊敬他，以致不敢对他说的任何一句话稍有异议，而且还以他的名义起誓，随时准备全部实行，正如对待一个共同的主宰那样。”[1]

西方传教士的这种错误认知极大地影响了西方学术界，后来反过来又影响了近世的中国学人，导致谬种流传，至今难以遏止！

“为往圣继绝学”，中华文明的复兴是怎样艰巨的使命啊！我们不仅要冲破儒家的千年迷雾，重新确立黄老之学在中国文化中的主体地位，还要在黄老之学的基础上，融会庞杂的西方文化——这是21世纪中国学人不得不面对的重大历史性课题。

注释：

[1]【意】 利玛窦，【比】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中华书局，1983年，第31~32页。

（本文摘自翟玉忠《斯文在兹：中华文化的源与流》，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