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及近代中国苦难，当前有一种颇为流行而极其有害的叙事话术：将晚清凸显以及二十世纪上半叶相对于西夷的巨大失败，笼统归咎于“封建制度”，进而必将如胡适那般推导出华夏汉家“文化不行、制度不行、人种不行”的结论。这种史观的要害在于，它可以用一句“封建王朝一样烂”，便将近代中国丧权辱国、积贫积弱、遭遇史无前例重大全民族财产、文化、生命损失的历史责任，从具体的统治者身上卸下来，分摊给抽象的“制度”和整个中华民族，归根结底，必将由主体民族华夏汉家背锅。这个逻辑之下，请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究竟要“复”什么？如果近代失败真的是华夏的文化、制度和人种之必然，那么近代以来全体中国人民流血牺牲救亡图存、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白手起家重新建立起自己强大的国家，岂不都成了笑话？

然而，一个事实无法回避：近代中国在国家实体尚在、并未遭受亡国灭种或四分五裂大灾难的情况下，那样积贫积弱，那样遭受列强欺辱瓜分，史无前例，创毁折损，至今历历在目，至今隐隐作痛。究竟是谁的责任？如果不是当时大权在握的樠青拔旗统治集团的责任，那就只能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汉人的文化不行、制度不行、人种不行。这是一个无法和稀泥的问题。

有人如此辩解：那三百年的问题是“封建制度遇上了新兴的资本主义制度，制度碾压之下，失败是必然的”。这个说法貌似有理，却经不起追问。典型封建农奴制的俄国，然而从康熙《尼布楚条约》开始，就大块大块割取中国领土，沙俄哪里来“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碾压中国？列强打不过也便罢了，甚至刚果、尼泊尔、智利、玻利维亚、秘鲁等等列弱，也能跑来让你跪下签条约——这是怎样的“制度碾压”必然结果？如果仅仅用“封建王朝一样烂”来开脱，那就等于取消了历史责任的问题，把具体当局者的政策罪责、决策失误、统治集团的私心与短视，全部消解在一个模糊的“封建制度必然性”之中，进而甩锅给无辜的华夏文明。

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同样的时代条件，同样的“封建制度”起点，为什么倭国那样的千年蕞尔小国能迅速崛起将樠青踩在脚下肆意蹂躏？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几乎同时起步，方法和路径也大体相似——都是“举国规模的学习和引进”。但结果截然相反。明治维新由倭王为首的明治政府主动在全国推行，成立专门负责引进、移植和发展资本主义企业的顶层机构，实行“引进资本主义企业与引进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举，举办官办企业与鼓励民营企业并举”的方针。而樠青洋务运动，只是由几个地方大员在自己的辖区办理，始终未能建立一个推动资本主义改革、引进西方学术和技术以及机器设备的专门机构，更没有提出促进民营企业的任何政策。洋务运动仅仅致力于先进实业技术层面引入，绝不敢在拔旗集团“祖宗成法”上越雷池一步”。这不是“封建制度”的错，这是统治者选择的结果——选择维护拔旗集团的政治特权，选择把任何可能动摇其统治根基的改革扼杀在摇篮里。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甲午海战。有人说日本在甲午海战前已经具备了“资本主义优势”。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明治维新只能提供发展导向，并不能提供发展所必不可少的资金。这笔启动资金很难依靠日本国内生产进行积累，快速获得大量资金的方式，唯有发动对外战争并取得战争胜利。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倭国从樠青手中攫取二亿三千万两白银，是其1895年国家财政收入的四倍以上。这笔巨额赔款使倭国建立起金本位货币制度，得以加入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大幅对外融资举债、筹措军费和工业建设财源。1895年之后倭国五年的工业化成就，直接媲美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近三十年的总和。也就是说，日本的“资本主义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是樠青用中国的白银替它买来的。没有这笔赔款作为启动资金，倭国军国主义的工业化进程将大大推迟。虎兕出于柙，是谁之过与？把猛兽养肥养壮并从笼子里放出来的人，难道可以用“笼子本身有门”来推卸责任吗？

那么，樠青统治者为什么要做这种自残自虐的蠢事呢？答案就在“宁赠友邦，不予家奴”这句话所揭示的统治逻辑之中。这句话源自樠青“重臣”刚毅的原话“我家之产业，宁可以赠之于朋友，而必不畀（bì赐与、给予）诸家奴（汉人）”。在樠青贵族眼中，汉人就是“家奴（其实连家奴都不配）”。樠青统治集团的核心关切，从来不是国家整体利益和人民的福祉，而是拔旗贵族集团的统治私利。这种极端“私性”贯穿樠青始终：最初的剃发易服、跑马圈地、投充法、逃人法、迁海令、文字狱，使汉族百姓生命财产与精神生活遭受极大伤害；樠城制度、首崇樠洲政策刻意制造民族隔离、民族隔阂与对立。到了晚青，面对外部威胁与内部矛盾同时加剧，其选择一再暴露真实立场——对外，可以割地赔款、签订不平等条约；对内，镇压太平天国时不惜“借师助剿”，联合外国侵略者共同绞杀本国人民。防汉甚于防羊，维护眼前统治局面甚于维护国家整体与长远利益。

太平天国运动更是一面镜子。这场由汉族农民发起的起义，其规模和持续时间为中国农民战争史上所仅见。然而，镇压太平天国的主力，却是汉族官僚组织的湘淮军。部分汉族士绅将华夷之辨原则弃如敝履，在所谓“君臣大义”的框架下认同了樠洲土司的统治，但这种认同并不能换来任何樠青拔旗统治集团对汉人视同“国民”的政策。当汉族士人为国效力时，樠青在政治经济上始终维持“樠汉有别”的特权格局。这种单向忠诚与单向压迫，正是晚青政治的不治顽疾。一个国家，如果统治集团始终将自己的小族群私利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它就不可能真正动员起整个国家与全民族的力量来应对危局。甲午海战中的“帝后党争”、戊戌变法中的顽固派政变，无不印证这一点。樠青统治集团无论如何，不能也不敢让这个国家的主体民族觉醒和强大起来，遑论动员全民族力量发起举国抗战打击一切来犯之敌。

总而言之，从樠青窃国直至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失败，新中国建国时一穷二白不得不白手起家，这口历史责任的黑锅，不能扣在华夏汉家的头上，也不能用一句“封建制度落后”轻轻带过。责任在具体的统治当局，在当局的国策，在具体的决策，在具体的统治集团为了维护一己私利而做出的系列选择。这个选择包括：始终坚持民族隔离与压迫政策，拒绝真正的改革自强，压制民间力量，将国家资源用于维护小集团特权而非抵御外侮，以及在关键时刻以牺牲国家利益换取小集团统治延续。承认这一点，是还原真实的历史逻辑，与什么什么对立毫无干系——以史为鉴，只有把责任落实到具体的主体，我们研究历史才具有真实的警示意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有着力点。否则，如果顺着某些人的话讲，一切都是制度的宿命，一切都是文化的原罪，那么后来的革命、建设、改革，又凭什么能够成功？在这个问题上，新中国抗美援朝伟大胜利，一剑封喉，不容狡辩。

我们反对把历史做成一笔糊涂账，不是因为要纠缠过去，而是因为算不清旧账，便走不好新路。况且树欲静而风不止，即便我们想忽略这笔账，有些人也仍然在这上面不停地兴风作浪。把责任归于抽象的“封建制度”或无辜的“文化基因”，等于宣布问题无解；实事求是，把责任归于具体的操盘手的所作所为，才能看到胜利必然属于人民，才能看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根有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