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独看“阴、阳”两个概念，它们在西周时期仍然具体地指向阳与背阳之处。所以笔者也曾同诸多学人一样认为哲理化的阴阳观念，即阴阳作为中国文化中最典型的象始于东周时期。[1]

我们细读《易经》，亦不难发现，成书较早的卦辞、爻辞中是不见“阴阳”两字的，只是到了东周，解易的十翼中才突出了阴阳观念。”钱穆先生在《〈易传〉与小戴〈礼记〉中之宇宙论》一文中这样写道：“《周易》上、下经，本不言‘阴阳’，十传始言‘阴阳’”[2]

但在研究河图、洛书的起源时，笔者发现，一万年前中国先民就有了明确的阴阳观念。河图表达的上古阴阳五行十月历，相邻的两个月（亦是数）是有阴阳、刚柔之分的。洛书表达的四时八节，相邻的节气也是阴阳相间，并用黑白点来表达这种观念。如果说圣人则河图、洛书画八卦，首先取法的显然就是河图、洛书中最明确的象——阴与阳。

“《易》以道阴阳”，阴阳是易经哲理的根本。1973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易之义》开篇便引孔子言曰：“《易》之义谁（通“唯”——笔者注）阴与阳，六画而成章。曲句焉柔，正直焉刚。六刚无柔，是谓大阳，此天之义也……六柔无刚，此地之义。天地相衔，气味相取，阴阳流刑，刚柔成章。”这段话大意是说，整部《周易》的全部义理可经归结为阴柔与阳刚，阴阳六画组成一个完整的六十四卦的系统。弯曲而又断开的符号代表阴柔，规规矩矩画上一横代表阳刚。六爻都是阳刚而没有阴柔的卦，就叫做大阳卦，这是代表天的意义……六爻都是阴柔没有阳刚的卦，就叫做大阴卦，这是代表地的意义。天与地阴阳互补，阳刚之气与阴柔之气相互聚合，阴气与阳气大化流行，刚爻与柔爻交互组合成卦图。

另据《帛书周易·要》，易的阴阳之象取自与历法紧密相关的天文。上面说：“故《易》又（通“有”——笔者注）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通行本《周易·系辞上》也说：“阴阳之义配日月。”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阴阳之象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通行本《易经· 系辞上》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这里的“一”本身就是对动态的描述，是讲对立面的互相依存和互相转化。所以《帛书周易·缪和》进一步说：“凡天之道，一阴一阳，一短一长，一晦一明。”《易经· 系辞上》也说：“日月运行，一寒一暑。”

阴阳大象也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相生相克，二者间具有多维复杂的动态关系。1972年发掘出土的《银雀山汉墓竹简·曹氏阴阳》上说：“夫阴之中有阳，阳之中亦有（阴）（括号内字为整理者据文义补——笔者注）”，“阳中有阳，阴中有阴”，“纯阴不生，纯阳不长”。

事实上八卦作为一阴一阳更为繁复的符号化表达，一个卦与另一卦完全对立的情况只占八分之一。张延生教授进一步指出：“事物间的完全‘对立’的现象与规律，按‘易理’与‘易卦’规律认为，它们只是占‘对应’现象与规律中的八分之一（64卦中，完全对称、互补的卦，只有8种‘无反有对’的卦）。也就是说，用‘对立’的概念与现象来认识宇宙，即使达到了完全‘对立统一’的结果，其最多也只能认识到宇宙中八分之一事物的规律。这也是当今科学方法完全以绝对对称、绝对互补的事物作为认识世界一切事物的基础与出发点的缺憾。因为绝对对称、绝对互补的事物基本用线性方法就可以得以表述，而那些非绝对对称、非绝对互补的事物间的复杂性现象及本质规律，是完全靠线性的表述功能所无法予以充分正确及准确地表述的。”[3]

难怪中国先哲称二元对立思维为“两末之议”，并从根本上加以否定。因为宇宙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在甜与苦、黑与白、善与恶、美与丑这类二元对立的概念中间，有太多复杂的因素存在，比如除了黑与白，别忘了世间万物本是五颜六色的。所以《韩非子·难势第四十》评论说：“驾车，不用王良，就一定要让奴仆们把事办糟；治理国家，不用尧、舜，就一定要让桀、纣把国家搞乱。这就好比品味，不是蜜糖，就一定是苦菜。这就是堆砌言辞，违背常理，而趋于极端化的理论！”（原文：且御，非使王良也，则必使臧获败之；治，非使尧、舜也，则必使桀、纣乱之。此味非饴蜜也，必苦莱、亭历也。此则积辩累辞，离理失术，两未之议也。）

诚如张延生先生所说，因为西方人文学术习惯于用二元对立概念描述经济、政治这类复杂的现象，才使其理论在形式上越来越完美的同时，离现实却越来越远，直至与现实完全脱节，特别是在经济学领域。2000年7月，法国爆发了著名的“经济学革新运动”，法国经济系学生认为在经济学课程表中居支配地位的新古典理论及其方法是基于狭隘的视野而没有能力与其他人交流，只是做离群索居自我封闭的思索，只能集中于自身的智力游戏之中，并把数学本身当成追求的目标。他们呼吁：经济学脱离虚构的世界，寻求一种适于分析对象复杂性的多元化方法，更多的关注具体的经济现实。

中国文化中用于描述复杂现象的阴阳观念起源极早，流源极远。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黄帝四经·称》中，作者用阴阳大象概括了天道人伦的诸多事物，并指出了二类事物的行事原则，其对中国文化影响力所及，甚大甚深。上面说：“凡论，必以阴阳囗（“囗”为出土时缺失字，下同——笔者注）大义。天阳地阴。春阳秋阴，夏阳冬阴。昼阳夜阴。大国阳，小国阴。重国阳，轻国阴。有事阳，而无事阴。信（通“伸”——笔者注）者阳，而屈者阴。主阳，臣阴。上阳，下阴。男阳，〔女阴〕（〔〕中字据文义补入，下同——笔者注）。〔父〕阳，〔子〕阴。兄阳，弟阴。长阳，少〔阴〕。贵〔阳〕，贱阴。达阳，穷阴。取（同“娶”——笔者注）妇姓（同“生”——笔者注）子阳，有丧阴。制人者阳，制于人者阴。客阳，主人阴。师阳，役阴。言阳，黑（通“默”——笔者注）阴。予阳，受阴，诸阳者法天。天贵正，过正曰诡囗囗囗囗祭乃反。诸阴者法地，地〔之〕德，安徐正静，柔节先定，贵予不争。”

从中华文化的某些层面，我们还能看到阴阳观念的最初形态。

比如与中原文化有深厚渊源的彝族，他们就习惯于用更形象的“公母”来表达原始阴阳观念。王天玺、李国文两位先生曾经注意到：“彝语支各民族，如纳西、拉祜、哈尼、傈僳、白、基诺等，在她们的原始语言里保存着一个共同现象，即把人类及其万物的存在划分为同一而又对立的两半——一公一母。”[4]刘尧汉教授在其《彝族文化研究丛书》（总序）中更为具体的指出：“彝语支母系制摩梭人和父系氏族制彝族，都保留了原始的万物雌雄观；除禽兽和人，雌是雌、雄是雄之外；对于自然现象如：星星、云朵、山、石、岩穴、溪流、树木，及人造物如：房屋、罐、碗、盆、锅、槽、斧，等等，均按其形体相对大小，凡大者为雌，小者为雄。云南哀牢山彝族的一个祖灵葫芦里包容一雌一雄（即祖母和祖父、曾祖母和曾祖父）。在时间上，一年十个月，双月为雌，单月为雄。”[5]

以雌雄代阴阳，这在西汉时仍十分流行。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黄帝四经·经》中有“雌雄节”一篇，认为治国修身要谦下守雌，此乃吉凶祸福之本。“节”原意是古人作为凭信的符节，其上有榫口，可以相合为证。其中榫头为雄，为右为上；榫眼为雌，为左为下。文中说，“皇后屯磿（历），吉凶之常，以辩（辨）雌雄之节，乃分祸福之乡（向）。宪敖（傲）骄居（倨），是胃（谓）雄节，□□共（恭）验（俭），是胃（谓）雌节。夫雄节者，浧之徒也。雌节者，兼之徒也。夫雄节以得，乃不为福，雌节以亡，必得将有赏。夫雄节而数得，是胃（谓）积央（殃）。凶忧重至，几于死亡。雌节而数之，是胃（谓）积德。慎戒毋法，大禄将极。”这段话大意是说，黄帝能够洞彻吉凶的先兆、辨析雌节与雄节这两种基本处世规则，能够分清导致福祸的原因所在。举凡自我炫耀、自以为是、自我夸耀，倨慢不逊，都称之为“雄节”；举凡宛顺、温和、谦恭、卑让的，都称之为“雌节”。所谓“雄节”，大抵属于自满的范畴；所谓“雌节”，大抵属于谦逊的范畴。依仗“雄节”，假使偶有所得的话，并不意味着即是福吉；立足于“雌节”，如果一时有所损失的话，最终也必然会有善报。如果依仗“雄节”屡有收获，也只能视为积累祸因，最终是忧虑凶险并濒临死亡。如果立足“雌节”而常有所失，这正是积累福德的过程；谨慎地戒备自己而不背离“雌节”，大福就必然会到来。

另外，《老子》、《淮南子》等古籍中皆有以雌雄代阴阳的文例。《银雀山汉墓竹简》有“雄牝（雌性的鸟或兽——笔者注）城”一篇，兵书的作者将易守难攻处称为雄城，将易攻难守处定为牝城。难怪《诗纬·推度灾》中曾明确指出：“阳本为雄，阴本为雌。”（《太平御览》卷一所引《诗纬》佚文。）似乎汉人当时仍然知晓阴阳观念的早期源头？！

《周易》中还有“以大小代称阴阳”的情况，这是台湾中央大学中文所教授胡自逢先生经仔细考证《周易》经文后发现的。他进而指出：“今四川、重庆（古巴子国）民间欲呼日为‘大太阳’，月为二太阳，仍有大小之别。川北仪龙县，将军山上有寨门二座，其大者曰‘男寨门‘，小者曰‘女寨门’，男女，亦阴阳之代称。古语本雅言而保存于方言之中至多。此其一例，后人以十翼昌言阴阳，经文则无，竟谓阴阳之思想晚出（在战国以后），不知古不名阴阳，直呼为大小耳，其思想远古固已有之，英国史学家汤因比，谓中国阴阳文化之根较世界其他文化早熟两万多年，确有所见。”[6]

尽管从形式上讲，阴阳爻卦画在4500至6400年前在大汶口文化中就已经出现（如图1），但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易经》阴阳观念的符号形态阴阳爻演化自新石器时代数卜法产生的筮数，经夏商周，在汉代逐步定型为今天的形式——这能从考古资料中得到坚实的支持。当然，易理中的阴阳观念早已经产生，并以数字的奇、偶表达。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周山研究员在谈到殷商数字卦中三并入一（类）中，二、四并入六（类）中的现象时总结说：“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先人对于数字卦中的各个数字所代表的具体数目，并不在意，但是对它们是奇数还是偶数却十分重视。由此可见，奇、偶和阴、阳观念，这时候已经在先人们的思维实践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7]

通过对西南少数民族残存的诸多数卜法的考察，我们能更清晰地理解从原始的数卜奇偶数向数字卦再向阴阳爻转化的漫长历史进程。汪宁生在《考古》杂志1976年第4期发表的《八卦起源》中，介绍了彝族巫师名“雷夫孜”的数卜法，其具体过程如下：彝族巫师取细竹或草杆一束，握于左手，右手随意分去一部分，看左手所余之数是奇是偶。如此运筹三次，即可得出三个数字。有时不用细竹或草杆，而用一根木片，以小刀在木片上随意刻划许多痕迹，再将木片分作三个相等的部分，看每部分刻痕的多少，也可得出三个数字。然后，巫师根据这三个数是奇是偶及其先后次序，来判断械斗、婚丧，出行等事的胜败吉凶。 “雷夫孜”数卜法将数分为奇偶两种，而卜必三次，其排列组合只会有八种可能，即：①奇奇奇；②偶偶偶；③奇偶偶；④偶奇奇；⑤奇偶奇；⑥偶奇偶；⑦奇奇偶；⑧偶偶奇。这显然就是八卦的基本数理形态。汪宁生先生由是得出结论是：“阴阳两爻是古代巫师举行筮法时用来表示奇数和偶数的符号，八卦则是三个奇偶数的排列组合。”[8]

从河图、洛书及数卜中的奇偶数到阴阳爻卦画，阴阳观念符号化标志着中国阴阳观念的成熟。从兵学到中国古典经济学轻重之术，阴阳大象成为描述经济、军事这类复杂系统的基础。此一学术路线比西方建立在二元对立抽象概念之上的相关学术更为精确，更具有实用性。笔者在研究轻重之术时深切地感到了这一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拙著《国富策：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及其三十六计》。[9]

至于后来有“天下第一图”之称的阴阳鱼太极图，实际上只是阴阳观念更为艺术化的表达，并不比北宋周敦颐传出的太极图富有哲学意义（如图2）。

第一张“阴阳鱼”太极图至南宋始出现在张行成的《翼玄》中，明代以后学者才开始关注此“无用之物”。[10]不过在今天，“阴阳鱼”太极图早已“否极泰来”，成为无数江湖术士和学术骗子的最爱了！

注释：

[1]翟玉忠：《道法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147页。

[2]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29页。 

[3]张延生：《易理数理》[一]，团结出版社，2009年，第446页。

[4]王天玺 、李国文：《先民的智慧——彝族古代哲学》，云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2页。

[5]卢央：《彝族星占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总序”第25页。

[6]胡自逢：《周易经文研究》，收入刘大钧主编《大易集述》，巴蜀书社，1998年10月。

[7]周山：《周易文化论》，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8页。

[8]汪宁生：《民族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50页。

[9]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1月出版。

[10]张其成：《易图探秘》，中国书店，2005年，175~201页。

（本文摘自翟玉忠《斯文在兹：中华文化的源与流》，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