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最近，有客自远方来京，就一些重大理论问题采访了翟玉忠先生，以下是经翟先生审定的采访内容。

远客：翟老师，现在大众对传统文化的了解，一般都认为主要是诗词歌赋，还有占卜这些。我们怎么样避免这个误解？

翟玉忠：中国传统文化是围绕治国理政展开的，就像西汉学者刘安在《淮南子》中所说的：“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至于你说的诗词歌赋，只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很小部分，且不是核心部分。汉代它被归入诗赋略，后被归入集部，地位都低于经部、史部和子部，位居四部之末。

今天我们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观念，受西方学科分类的影响很大。西方学术源自古希腊的私人学术传统，不同哲学家的思想可能是相反的；中国不是这样，我们的学术系统来自周朝及夏商时期政府各个部门的经验累积。你想一想，政府各个部门从根本上说不可能互相冲突、互相对立，它们一定是相互协调的有机整体。

包括诸子百家在内的中国文化都来自这样的官方学术系统——王官学，所以诸子百家必然是相辅相成、内在统一的，同时也是服务于中央政府治理国家的。经学也是一样，它直接来自三代王官学。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经学也是服务于政教的，它是中国模式、中国特色的文化基因，是诸子百家的源头活水。

远客：那么，我们如何提炼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呢？换言之，应该用一种什么观念、什么标准来衡量优秀传统文化？

翟玉忠：关键是，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予批判性地总结。这也是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观点。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他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个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具体地说，就是看它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按“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标准，那些直接违背大一统治道的“小政府”政策主张，“半日静坐”之类生活方式，对普通民众并无益处，或者说那不是普通民众能够践行的。这些东西可以作为古籍保存，也可以供少数人根据自己的条件和兴趣研习，但不宜作为优秀传统文化发扬。

再比如一些很怪异的东西，甚至古人都是反对的，我们自然要予以批判。孔子说过：“索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礼记·中庸》）你看《尚书》，尽管是4000年前、3000年前的记录，但里边不像西方宗教经典中一样，有那么多神怪的内容。翻遍整部《尚书》，神怪内容大概只能找到一两条。所以我们在审视传统文化时也要学习先贤，注意识别、剔除怪诞不务实的部分。

远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智慧。那您觉得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您说到大一统思想，它为什么那么重要？

翟玉忠：从学术到经济，从政治到外事，“大一统”观念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孔子一生都致力于恢复西周大一统的天下秩序。为此他周游六国，差点儿丢了性命。所以晚年的时候，孔子作了《春秋》，希望将大一统的观念传下去。特别是后世的《春秋公羊传》，对汉朝，甚至近代都有相当大的影响。《汉书》中有句话：“《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春秋》这部书讲的大一统，就是要“六合同风”，这里的“风”，是教化的意思。进而言之，就是通过经学、经典（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学习，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共同普遍的价值观念、共同普遍的社会认同、共同普遍的意识形态。

“九州共贯”，就是政令要畅通。横向上，全国一盘棋，这样才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纵向上，中央政令直接下达到基层，实现对基层的有效治理。古人推崇的井田制，就是基层治理的典范、模型。

远客：有人说，大一统就是国家在各个方面都控制人民，是威权专制，大一统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翟玉忠：大一统不是对个人自由的控制，它是在多样性之上建立起共有的精神家园。中国古代政治中称为“和”，而不是“同”。所谓的“和”是指多元共存的和谐状态，而“同”是单一性的叠加，那样会导致系统的衰亡。这就是《国语·郑语》中，周太史史伯反对周王专制时讲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比如你到中国各地去旅行，会发现有各种各样的宗教，不仅是基督教、佛教这些世界性大宗教，还有许多特别小的信仰，一个村子都可能有自己的地方庙宇和信仰。中国人这种信仰的自由，历史上许多族群是难以想象的。但在这个宗教信仰自由之上，先贤建立了基于人类社会基本分层（三纲、六位）的统一人文教化体系。它不是简单地主张不同宗教间的宽容，任何宗教都不能违背三纲、六位等基本人伦和社会秩序，这是宗教的底线和红线，践踏底线，突破红线，会造成思想混乱和社会冲突。当今西方社会价值的混乱就与只讲宽容不讲认同有关——这里边有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

注意，中国的社会教化不同于西方的国教。西方国家确立了国教，你就必须信国教。中世纪不信国教的人可能在火刑架上被烧死。中国没有过火刑架，你可以信这个神，也可以信那个神，只要你不违背普遍的社会公德，共同的伦理，即《礼记·中庸》中讲的“行同伦”。

你看整个中国历史，就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中国老百姓常常会埋怨政府没有管他，没有把公共服务做好。即使在19世纪，在西方观察家的眼里中国仍然十分民主，人民的权利并没有被忽视。美国商人亨特（William C.Hunter）1825年以后在广州一带居住几十年，他在1885年出版的《旧中国杂记》中，甚至称中国统治的特色是“最严格意义上的民主”，只不过人民的权利和特权早已植根于社会传统之中。亨特还讲述了自己在广州街头亲历的一件事，说明官员并不敢轻视民众，滥用权力。有个小贩在街头卖鱼，一个官员的轿子走过时轿夫不小心弄翻了鱼桶，官员命令轿夫继续赶路。这下惹了众怒，官员被从轿子上硬拖了下来，他只有落荒而逃，其轿夫则挨了一顿臭揍。

当代中国，人民保护自己权利的形式更是多种多样，从遍布全国的各级市民投诉平台，到基层党群组织。实际上，基层官员整体上都十分认真地看待这些投诉，有时甚至很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