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明清时期是否长期“闭关锁国”，在专业人士眼中或许已不再成为问题，但误解仍在流行，甚至仍是很多人的“常识”，因此有必要“赘述”。显然，从“海禁”“一口通商”和其他限制性政策这三个方面看，即使是明清官方的政策也不是长期“闭关锁国”，从相关政策执行中实际的微观行为和宏观效果上看，同样不是如此。 认定中国清代前期实行了“闭关自守”或“闭关锁国”政策的观点，源于当时试图向中国推销其商品（特别是鸦片）的英国商人。马克思在1853年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接受了这一观点[1]。因此，这一观点于20世纪50年代纳入了当时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并被“学者”们推至明代，写入了教科书。于是，在大多数大陆中国人头脑中形成了一个“常识”：明清时代“闭关锁国”，“闭关锁国”是造成中国历史上由先进转为落后，以至近代长期挨打的重要原因。就是有学者不同意这一观点也无从说起，就是说了也立即被主流意识形态淹没。①改革开放思想解放以来，很多学者著文提出不同看法，并在少数相关专业人士中形成了与前述“常识”对立的共识[2]。由此，这个老问题似乎已不再成为问题。但是，一种长期流行甚至被认作“常识”的误解是不易校正的，而且教科书至今尚未修正，持续地产生着拥有“常识”者，包括一些学者也因“常识”无需深究，而成了“误解”的传播者。因此，不避赘述地将这个老问题重新翻出，并努力加以更充分的论述就有了必要。 一、海禁 “闭关锁国”体现为对海外贸易的各种限制性政策，其中最严重的是“海禁”，其次为“一口通关”，再次为其他限制性政策。本文先分述明清时期的相关政策，然后分析其执行的效果。 很多文章将“海禁”直接等同于“闭关锁国”。但“海禁”的定义并不是简单明了的。从各种文献看，判断海禁之有无的标准大不相同。有人以有无明文禁令为标准，有人据市舶司或海关的开闭来判断。而且海禁有全面与部分之分，部分海禁又包括对特定港口、海域、航线（如东洋、南洋）或国家（如日本），及只针对部分特定主体（如本国商民、“红毛夷”、“倭人”）和客体（如某些商品、船只）的禁令。应该指出的是，只针对未经政府允许的走私贸易禁令不应算做海禁（在如此宽泛的定义下，几乎所有现代国家都在实行海禁）。另外，禁令不一定能够有效实施，不同时期禁令实施的力度和效果有所不同，禁令的有无更不等于是否“闭关锁国”。总体上说，明清两代只在明前期、嘉靖倭乱时期和清初近乎全面海禁，时间跨度远短于开海或部分开海时期。 1.明代的海禁令 从官方的明文诏令看，海禁是有明一代的基本国策，似乎只有隆庆年间有开放漳州月港的明令。但如果以“不禁止即为开放”的标准看，又似乎只有洪武、永乐和嘉靖年间等个别时期有不断重申的海禁令。 在现存历史文献记录中，最早的海禁诏令是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四年（1371年）十二月颁布的：“……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②其中“仍”字说明，此前已实行海禁。洪武年间其他常为人们引用的海禁诏令是：洪武十四年（1381年），“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③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因两广、浙江、福建军民“往往交通外番，私易货物”，又诏令户部申严交通外番之禁。④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缘海之人往往私下诸番贸易香货……命礼部严禁绝之”。并规定，“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见有者限以三月销尽。民间祷祀，止用松、柏、枫、桃诸香，违者罪之”。⑤洪武三十年（1397年），“申禁人民，无得擅自出海与外国互市”。⑥明成祖朱棣永乐元年（1403年）诏令：“缘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今后不许，所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⑦永乐二年（1404年）诏令“禁民下海”，“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⑧永乐五年在安南也实行“海禁”政策：“亦不许军民人等私通外境，私自下海贩鬻番货”。⑨此后，宣德八年（1433年）七月初八（郑和第七次下西洋船队回归的次日）“命行在都察院严私通番国之禁。上谕右都御史顾佐等曰：私通外夷已有禁例，近岁官员、军民不知遵守，往往私造海舟，假朝廷干办为名，擅自下番，扰害外夷或诱引为寇。……尔宜申明前禁，榜于沿海军民”。⑩ 自宣德年始，事实上已经是有禁不行。“天顺以后，市舶权重，市者私行，虽公法荡然，而海上偃然百年，此乃通商明验”。“若其私相商贩，又自来不绝，守臣不敢问，戍哨不能阻，盖因浩荡之区，势难力抑。一向蒙蔽公法，相沿数十百年。然人情安于睹记之便，内外传袭，以为生理之常”。（11）官方也开始征税，海上贸易已合法化。到嘉靖二年（1523年）因“宁波争贡事件”“罢市舶”时，也并未如一些人所说立即严行海禁。事实上，此后二三十年东南沿海基本没有海禁，几乎是处于自由放任状态。（12）嘉靖二十七年（1548）朱纨开始“剿倭”，两年后朱纨被革职并自杀，此后数年“无人敢言禁海事”。也就是说，嘉靖年间的海禁真正执行只有十余年，而且仍允许葡萄牙人经澳门贸易。到隆庆元年（1567年），正式开放的漳州月港，而且仍禁止前往日本，但其他港口的海禁也很快松弛，不但偏僻港口根本无禁，设关港口私下出入者也很多，浙江甚至比公开放禁的月港更宽松。此后其他口岸也很快相继开放，而且间接贸易根本无法可禁，对日直接贸易也相当活跃，实际上已经是全面开海。此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因丰臣秀吉出兵朝鲜有禁海并罢市舶令，万历末年又曾发过海禁诏令，此时东南沿海武装海商集团已成势，朝廷诏令已无法执行。 上述各诏令大都明确宣示：所禁的是“民”，而且是“私出海”、“私通海外”、“私易货物”、“私相交易”之“民”，并不禁“官”及经批准的“民”出海贸易，不可简单地认作是“片板不许下海”，更非绝对意义上的“闭关锁国”。陈仁锡（1579-1634年）辑《皇明世法录》卷七五“禁令”条也说明，这种禁令是有限禁令，“有号票文引”者是“许令出洋外”的。胡忠宪（或郑若曾）在《筹海图编》中说：“所谓寸板不许下海者，乃下大洋入倭境也，非绝民采捕于内海，贩籴于邻省也”[3]。可见，即使严厉“禁海”如“倭乱”时期，也仍然允许沿海贸易。“片板不得下海”的说法，类似于今天的一些宣传口号，目的是让人们更为重视而已，不能完全从字面上去理解。 明代（1368-1644年）276年。洪武、建文、永乐三个皇帝在位计57年（1368-1424年）较为认真地实行了针对商民的禁海令，但官方航海和贸易活动活跃，同时也存在一些经许可的民间海外贸易。洪熙至嘉靖倭乱大暴发时约130年，虽未取消禁令，实则相当松弛。嘉靖“倭乱”涉及的浙闽地区有十余年认真执行禁海。隆庆元年（1567年）至明灭77年，虽然明令开海的只是月港，并仍禁对日贸易，但实际已近乎全面开海。万历年间约有六年虽有禁令但并未认真执行。粗略地说，明代开海时期约占75%，禁海时期约占25%。 2.清代的海禁令 顺治三年（1646年）编制的《大清律》保留了《大明律》中有关“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的条文。顺治四年（1647年）因广东平定颁发的“恩诏”中说：“广东近海，凡系漂洋私船，照旧严禁”。（13）顺治十年的一份户部题本说：“自我朝鼎革以来，沿海一带，俱有严禁”[4]。不过，当时的海禁政策并未认真执行，很多人甚至根本不知有此禁令。甚至康熙十五年（1676年）时任江苏巡抚的慕天颜在《请开海禁疏》也说：“记顺治六七年间，彼时禁令未设”[5]。 一般认为，清廷正式全面海禁始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该年六月，闽浙总督屯泰请于沿海省份立严禁，“无许片帆入海”，“海船除给有执照，许令出洋外，若官民人等擅造两桅以上大船，将违禁货物出洋贩往番国，并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或造成大船，图利卖与番国，或将大船赁与出洋之人，分取番人货物者，皆交刑部分别治罪”。（14）顺治十三年（1656年）六月，正式下达海禁敕谕，命令从直隶至广东沿海各地“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并“不许片帆入口”。（15）由于海禁令未达到预期效果，顺治十八年（1661年）实行“迁海”。康熙初多次重申海禁与迁海令。康熙亲政后，海禁与迁海令在一些地方已有所松动，逐渐“开边展界”，人民回乡复业。康熙七年（1668年），郑氏已退居台湾，广东先行弛海禁。到康熙十五年（1676年）时，前引慕天颜《请开海禁疏》中说：“今则盛京、直隶、山东之海船固听其行矣，海洲云台之弃地亦许复业矣，香山、澳门之陆路再准贸贩矣”[5]，可知北方沿海省份和江苏、广东部分地区已弛禁。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平定台湾后，正式“展界”，允许“迁海”时被迫迁离者复归故土。康熙二十三年（1684）正式开海，准许人民出海贸易：“今海内一统，环宇宁谧，满汉人民相同一体，令出洋贸易，以彰富庶之治，得旨开海贸易”。（16）随后设闽、粤、江、浙四海关并收关税。此次开海基本上是全方位开放，包括“东西两洋”和赴日贸易。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凡商船，照旧东洋贸易外，其南洋吕宋、噶罗吧（巴达维亚，即今印尼雅加达）等处不许商船前往贸易，于南澳等地方截住”，“内地商船，东洋行走犹可。……至于外国商船，听其自来”。（17）此即所谓“南洋禁海令”。此令为部分禁海，禁的是中国商民前往已被西洋人占据的噶罗吧、吕宋等南洋地区。此令于十年后即雍正五年（1727年）废除，重又允许中国商民赴南洋贸易。此外，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起直至1840年，对西方商人实行广州“一口通商”，但中国商民不受此令限制。 清代鸦片战争前（1644-1840年）196年，清初有计28年（1656-1684年）时间近乎全面禁海。与明代相比，清初海禁时间虽然不长却更为严厉，清代官方海外贸易也不多。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至雍正五年（1727年）年十年间禁大陆人民赴南洋。1757-1840年“一口通商”。如将部分禁海视为开海，粗略地说，在鸦片战争前的清代，禁海时期约占15%，开海时期约占85%。 二、“一口通商” 虽然明嘉靖年间曾罢泉州、宁波二司止存广州一个市舶司，清初西洋人也曾一度只能在澳门通商。但更多文献所说，并被认作是清代“闭关锁国”重要体现或标志的是从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持续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止的“一口通商”。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学历史教科书给人们的“常识”是：乾隆于二十二年（1757年）下令关闭了江、浙、闽海关，只留下粤海关，而粤海关只有广州一口。也有学者指出，这一“常识”是误判[6][7][8]。 1.乾隆不曾下令关闭江、浙、闽三海关 王宏斌“经过仔细查阅上谕档和《清高宗实录》”认定：“大家所说的下令关闭江、浙、闽三个海关，只留下粤海关负责对外贸易，似乎是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1757年12月20日）的一则上谕”。（18） 其因由如下：按清廷的规定，各海关有分工，江、浙、闽三关面向东洋各国，粤海关对应西洋、南洋各国，西洋人应在广东“收泊交易”，但“向来由浙赴粤之货，今就浙置买，税饷脚费俱轻。而外洋进口之货，分发苏、杭亦易，获利加多”，因此西洋人纷纷改入浙江口岸。（19）清廷认为，“粤省地窄人稠，沿海居民大半借洋船谋生，不独洋行之二十六家而已。且虎门、黄埔设有官兵，较之宁波之可以扬帆直至者形势亦异，自以仍令赴粤贸易为正”。也就是说，洋商在广东贸易，更有利于广东民生，有利于海防，当然也有利于朝廷“集中养鱼”，捞取税收和官吏的私人收入（尽管皇帝不止一次地强调，“原非为增添税额起见”）。（20）当时两广总督杨应琚与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会奏，“请将浙海关征收外洋正税，照粤海关则例酌议加征。……不准减免”。经户部议准，皇帝准奏，提高了浙海关的税率，使之“视粤稍重，则洋商无所利而不来”。（21）“自必仍归广东贸易。此不禁自除之道”。（22） 但这种经济手段并未达到预期效果，还发生了“洪任辉事件”。（23）于是，此时已调任闽浙总督的杨应琚又上奏，请将经济手段改为行政手段。乾隆认为其“所见甚是”，便有了那道上谕，谕令“本年来船虽已照上年则例办理，而明岁赴浙之船，必当严行禁绝。……此地向非洋船聚集之所，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豫令粤关，传谕该商等知悉。……令行文该国番商，遍谕番商。嗣后口岸定于广东，不得再赴浙省”。（24） 显然，这一上谕只是让“外洋红毛等国番船”、“番商”只在广东通商，不得再赴浙江等地，而不是关闭江、浙、闽三海关，更不是“广州一口通商”。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还有谕旨：“朝鲜、安南、琉球、日本、南洋及东洋、西洋诸国，凡沿边沿海等省份夷商贸易之事皆所常有，各该将军督抚等并当体朕此意，实心筹办。遇有交涉词讼之事，断不可徇民人以抑外夷”。（25）而且此后江、浙、闽三个海关也一直正常执行征收关税等海关职能，此后清政府还曾多次修订这几个海关的税则和“关余”定额。（26） 2.谕令针对的只是西洋各国，特别是英国人与荷兰人 中国商人不在前述限制之列，由四海关出海赴东洋日本、朝鲜、琉球以及前往南洋各国贸易，都是允许的。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后，有关中国商船从沿海各省出海贸易的史料相当丰富。例如，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准“浙、闽各商携带土丝及二蚕湖丝往柔佛诸国贸易”。（27）道光九年（1829年），到新加坡贸易的中国商船共9艘，其中从广州去的1艘，潮州去的2艘，上海去的2艘，厦门去的4艘。道光十年（1830年）从广东潮州、海康、惠州、徐闻、江门，海南，福建厦门、青城，浙江宁波，江苏，上海、苏州等地驶往日本、菲律宾群岛、苏禄群岛、西里伯群岛、马六甲群岛、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新加坡、马来亚半岛、暹罗、安南、柬埔寨等地贸易的中国船只达到222艘[9]。华商赴日贸易多在浙江，与琉球的贸易集中在福建，与南洋各国的贸易多在广东。 同时，也没有严格限定南洋各国商民，包括当时在南洋的一些西方殖民者。他们同样不是必须赴广东通商，而是仍允许其到闽、浙、江海关贸易，特别是闽海关。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上谕：“如系向来到厦番船，自可照例准其贸易”。（28）实际上也仍有大量东南亚地区各国商船，不断到福建厦门等地贸易，正所谓“南洋互市”。例如，据史料载，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四十八年（1783年）、五十一年（1786年），嘉庆十二年（1807年）、十四年（1809年），均有西班牙商人从吕宋到厦门贸易[10]。其中，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被称作“郎吗叮”的吕宋商船，驶往广州途中因遇大风，泊于厦门，恳请就近贸易。而闽海关查验该船并无损伤，怀疑其“有意趋避”。署福建巡抚杨魁奏道：“请嗣后该国商民来闽船只，并无损坏者，一概不准发卖货物”。乾隆则在上谕中说：“杨魁此奏所见转小。吕宋商民遭遇风暴飘至厦门，幸未伤损，亦情理所有，若竟遣回，转非体恤远人之意。如因闽海关输税定例，与粤海关多寡不一，该国商民，意图就轻避重，何不咨查粤海关条例，令其按照输纳，该商民等趋避之弊，不杜自绝。嗣后该国商船，有来闽者，俱著照此办理”。（29） 当时日本人赴华贸易是受限制的，但施加限制者是日本政府而非清廷。当时日本实行“锁国”政策，不许本国人出国，但允许华商赴长崎贸易，因此有所谓“东洋往市”，日本主动对华贸易主要是通过琉球进行的。 3.“海关”不等于港口 以省命名的海关（清为“海关”，明为“市舶司”）并不等于一个港口（或关口、口岸、卡口）。清代江、浙、闽、粤四大海关如现代省级海关一样，总领全省所有海关关口，通常下辖十几至几十个“口”。而在有关明清市舶司和海关的大多数文献中，甚至一些专论文章中，只是简单谈论某个或某些市舶司和海关，将“关”、“口”并称，并不涉及其下辖关口，从而给非专业读者造成了相当普遍的误解，如认定江海关就是太仓、云台山或松江，浙海关就是宁波，闽海关就是泉州、漳州、厦门或福州，粤海关就是广州或澳门港。实际上这些城市或以城市命名的港口不过是省级总关所在地而已。只有少数相关文献对此做了说明，如黄启臣认为清代江海关有20口，浙海关15口，闽海关20余口，广东有5大总口和64处小口[6]。黄国盛《鸦片战争前的东南四省海关》一书载：江海关所辖各口初设24所，后归并给淮榷6所，余18所。浙海关原来下辖15处，鸦片战争前后，浙海关统辖全省海关7大口，11小口，15旁口及1厅。闽海关在雍正七年正式征税关口20处称“钱粮口岸”或“红单口”，此外还设有“清单口岸”或“验放”口岸及稽查口岸。乾隆八年署福州将军兼管闽海关事务策楞奏称：“闽省海关税口并巡查小口共六十余处。”而据道光九年《福建通志》等方志，闽海关口岸有40余处。粤海关在雍正十年据粤海关监督祖秉圭奏称，全省有“海关口岸四十八处”。《粤海关志》载，道光年间包括“大关”在内有76处，分为三类，正税之口32处，挂号之口也称小口24处，稽查之口19处[11]。 还应该指出的是，在四大海关之外，北方还有登州、天津、锦州、牛庄等港口；还有“山海关”等“海关”，尽管山海关主要是从事国内贸易，但也存在少量与朝鲜之间及华商赴日海上对外贸易。而山海关下辖有二三十个水旱口。另外，在陆地，还有根据1827年中俄《恰克图界约》规定的恰克图中俄陆路口岸，其他陆路边境贸易也并未封闭。更不用说，还有大量走私口岸以及海岛、船上交易。可想而知，当时对外贸易口岸之多。“一口通商”，并非乾隆及其后继皇帝所想，即使他们想，也绝无可能。 （作者系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来源：《财经问题研究》2012年第11期） 注释： ①日本学界认定，清初至鸦片战争的同时期，日本实行了“锁国”政策。但一些日本学者认为，这种“锁国”政策起到的是推动日本经济发展的作用。 ②《明太祖实录》卷七十，洪武四年十二月丙戌。 ③《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九，洪武十四年十月己巳。 ④《明太祖实录》卷二○五，洪武二十三年十月乙酉。 ⑤《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一，洪武二十七年正月甲寅。 ⑥《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二，洪武三十年四月乙酉。 ⑦《明太宗实录》卷十，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壬午。 ⑧《明太宗实录》卷二十七，永乐二年正月辛酉。 ⑨《明太宗实录》卷六十八，永乐五年六月癸未。 ⑩《明宣宗实录》卷一○三，宣德八年七月乙未。 （11）唐枢（1497-1574年），《御倭杂著》卷一，复胡梅林论处王直，载《明经世文编》卷二七○。 （12）当时的“罢市舶”并没有相应的有效禁海措施相伴。就连日本的朝贡也并未立即终止，此后仍有数次日本使团来华，中日交流史中赫赫有名的策彦周良以遣明使身份两次来明，就分别是在嘉靖十八年（1539年）和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 （13）《清世祖实录》卷三十三，顺治四年七月甲子。 （14）《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六二九，兵部。 （15）《清世祖实录》卷一○二，顺治十三年六月癸巳。 （16）《清圣祖实录》卷一一六，康熙二十三年九月甲子。 （17）《康熙起居注》，康熙五十五年十月。 （18）该上谕是关于此问题极为重要的依据，内容丰富、明确。载《清高宗实录》第550卷，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戊戌，中华书局1986年版。王宏斌在“乾隆皇帝从未下令关闭江、浙、闽三海关”（《史学月刊》2011年第6期）一文中曾全文引述。不过，“上谕”不如“圣旨”正式，谕中还有“此等贸易细故，无烦重以纶音”句，说明乾隆并不认为此事特别重大。 （19）《清高宗实录》卷五三三，乾隆二十二年二月甲申。 （20）《清高宗实录》卷五五○，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戊戌。 （21）《清高宗实录》卷五三三，乾隆二十二年二月甲申。 （22）《清高宗实录》卷五三○，乾隆二十二年正月庚子。 （23）洪任辉（又写作洪任、洪仁辉，英文名James Flint）精通中文，英国东印度公司翻译。1755年（乾隆二十年）受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率领船队到宁波贸易。曾到天津说服当地官员代递呈文，请求在浙江通商，结果受请官员降三级处分，洪氏1759年回广州后被判监禁三年。有关乾隆因第二次南巡时，看到或听到江浙一带外国船太多，回北京就下令闭关的说法，更是“据说”基础上的联想。 （24）《清高宗实录》卷五五○，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戊戌。 （25）《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一，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甲午。 （26）《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九○，户部，关税，第28-30页。 （27）《皇朝政典类纂》卷一一七。 （28）《清高宗实录》卷五五三，第六页。 （29）《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四一，乾隆四十六年九月丙寅。
参考文献： [1]马克思.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陈尚胜.“闭关”或“开放”类型分析的局限性——近20年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研究述评[J].文史哲，2002，（6）. [3][明]郑若曾.筹海图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7. [4]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87.142. [5][清]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2. [6]黄启臣.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J].历史研究，1986，（4）. [7]叶显恩.世界商业扩张时代的广州贸易[J].广东社会科学，2005，（2）. [8]王宏斌.乾隆皇帝从未下令关闭江、浙、闽三海关[J].史学月刊，2011，（6）. [9]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资料（第I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2.68. [10][清]周凯撰辑.道光厦门志[M].厦门：鹭江出版社，1996. [11]黄国盛.鸦片战争前的东南四省海关[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