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货币和银行业的历史

中国货币的历史始于最遥远的古代。据说庖牺氏（2402～2288 B.K. 或2952～2839 B.C.）已经使用货币。在禹夏时代，货币是用三种金属做的：黄金作为标准为上币，其次是银，铜是货币等级中最低的。按照《尚书·禹贡》，扬、荆两州都向中央政府进贡这三种金属。可以说中国人提供了最古老的金本位范例。

周初，太公建九府管理货币。金币一寸见方，重一斤。铜钱外圆，中间有一方孔。重量以铢为单位。金币的名称为斤，铜币的名称为钱。按照贾逵的说法，禹、夏、殷、周四代的钱币制度是一样的。他们都用金、银、铜作为三种钱币。因此，楚国有储藏三种钱的宝库。

我们不知道古代三种货币的比率，但知道汉代的比率。在王莽时期（ 561 A.K. 或10 A.D.），最小的铜钱重一铢，是一个单位；最大的重十一铢，与50个最小的钱等值。银币，重八两，是一个单位，与1000个最小的铜钱等值。金币重一斤，与10000个最小的铜钱等值。这是三种货币在汉代的比率。按照这些比率，一两银可换一斤又十两多一点铜，一两金可换八斤又二两多一点铜。事实上，一两金仅等于五两银。按照胡渭（他的著作出版于孔子纪元2252年，或公元1701年）的说法，在古代，所有商品的价值都用铜钱来衡量，铜钱的价值则用金银币衡量。当付款数额较大时，用金银币代替铜币；当没有足够的金银币时，就用铜钱，虽然本该用金银币。这使得三种货币相互补充。

秦代只有两种钱。金为上币，重一镒，二十两，名为镒。铜作为下币，上刻“半两”二字，重如其文。汉高帝改变了铜钱的重量，使之稍轻。他也改变了金币的重量，为一斤。因此，秦和汉初的币制相似。

既然自禹朝以降中国就用黄金作为货币的标准，那么为何在晋以后又不用了呢？首先，因为黄金在数量上变少了。周朝和汉朝官民都用金，汉和北魏允许以金赎罪。但北魏时，因为黄金稀缺，容许以十匹丝代替一两黄金。到了唐代，赎金用铜钱替代黄金。因此，黄金的减少始于南北朝。其原因有四，一是消耗巨大，佛寺是主要的消费者，朝廷第二。二是黄金被出口到国外。三是有人秘密囤积。四是少有金矿开发。没有大规模生产。这些原因使黄金稀缺，使得中国无法持续地使用黄金。

第二，金币的使用受格雷欣法则的支配。除了汉武帝和王莽时期以外，汉朝只有两种货币，二者同等合法，所以铜币驱逐金币。尽管二者有上下币之分，

但在流通中遭遇不一样，下币成了主要的。而且，由于古代商业没有高度发展，小额支付自然用下币。因此，铜币占据了较显著的地位。主要的麻烦是，由于小值钱币在数量上没有限制，人们不仅用于小额支付，也用于大额支付。至于黄金，人们或将其囤积起来，或用作它途。于是，黄金逐步成为纯粹的商品，而不是货币。因此，晋以后黄金不再是货币。

秦以前，银作为货币的一种，位列于黄金和铜之间。但从秦至金，银没有用作货币。只是在汉武帝和王莽时期银才作为货币，持续时间很短。在梁武帝时（孔子纪元1053～1100年）中国南方用金银作货币；在北周时期（孔子纪元1110～1131年）中国西北部也用金银作货币。历经唐宋，南方仍用银子作为货币。但这些货币都局限于某些地区。在金代（1748 A.K.或1197 A.D.），开始铸银币，通用全国，直到今天。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主要货币是铜。关于铜钱，我们可以大概说一下。从秦至隋，最好的钱币是“五铢”，首先由汉武帝（424 A.K.或118 B.C.）铸造。“这种钱，”H.B.Morse说，“今天也能轻易得到。它铸造精美，直径0.95寸，重46至51黍。”由唐至今，标准的钱币类型是开元通宝，最早由唐高祖（1172 A.K.或621 A.D.）铸造，直径0.95寸，大概是现代两（570至580黍）的十分之一。

纸币是中国人的发明。《周礼》中谈到“里布”【1】，注者郑众（卒于孔子纪元634后，或83 A.D.）说：“布，参（叁）印书，广二寸，长二尺，以为币贸易物。”【2】元初何继先（原文是“Ho Yi-sun”，恐为元初名相何荣祖，他字继先——译者注）说它像当代的纸币。同一书中还说到“书契”【3】，它由一木片做成，被分为两半，边上刻着字。这样的契用于买卖双方的收付款，由质人负责检查。它象现代的支票。因此，纸币这种形式发源于周代，尽管用的材料不是纸——因为当时还没有纸。

由政府发行纸币是唐代的发明。唐朝中期，钱很少，因此，有些地方钱不让带出当地。唐宪宗时（孔子纪元1357～1371年），商人到京城，他们将钱存在诸道驻京的机构（进奏院——译者注），换成证券放在身边。这样，无论到哪儿，他们都很容易凭证券提款。这被称为“飞钱”。然而这一做法为中央政府所禁，因为政府认为这些机构将使钱币退出流通，令商品价格降低。但禁用飞钱的结果更糟。因此，在孔子纪元1363年（812 A.D.），中央政府自己开办了作飞钱生意的衙门，即由政府向存款人发放证券，存款人可以在不同省份的大城市将证券换成现金。这是政府首次发行纸币。这一制度盛行于宋朝早期（1511～1573 A.K.）。

在宋代，一方面飞钱有如一种交易汇票，同时张咏在四川引入了真正的纸币，这也是一种自发行为的结果。由于铁钱过重不方便，约孔子纪元1556年（1005 A.D.），为了交易方便四川人私自发行了称为“交子”的钞票，它由十六家富户管理。后来。这些富户破产了，无法还债，引起许多诉讼。因此，约孔子纪元1572年，政府在该省建立银行以管理交子。孔子纪元1574年后，这种纸币通行全国。整个宋朝，前后有过多种纸币。

以后历经金、元、明各朝，中国货币主要是纸币，特别是在元代。唯一的不同是：金以前纸币仅代表铜，金以后，它既代表铜也代表银。如果要讲述中国纸币的全部历史，那将占据太大的篇幅。不过上述事实已足以说明它的起源。

我们不准备讨论私人银行系统【4】，将只介绍一下政府银行发展的大致情况。据《周礼》所载，那时已经有称为“泉府”的政府银行。它储存各种来源的货币，买卖特种商品，发放无息或有息贷款。【5】这是中国的第一家政府银行。

周以后就没有政府银行了。即使在唐代飞钱流通时，也没有专门的银行，虽然有存提款系统的存在。真正的政府银行建立于宋初（1521 A.K.或970 A.D.），那是为了飞钱经营体系的运作，它被称为“便钱务”。后来，为了管理“交子”和“会子”，就有了许多银行。在金代，孔子纪元1749年（1198A.D.）又建立了“流泉务”（应为公元1188——译者注）。元代，孔子纪元1814年（1263 A.D.），

建立“平准库”，并在各省开设分支机构。所有这些银行都发行和回收纸币。【6】

（二）货币的原则

A、一般原则

孔子没有提出许多货币原则，但我们可以列出一些。首先，货币是人们的经济生活所必须的，它的重要性仅次于食物。因此，按照《尚书·洪范》，第一是食物，第二是商品，其中钱币是主要的。其次，货币是商品，它是财富的一部分，但不是财富的唯一形式。所以《洪范》将之置于商品之中。没有人会误解而认为货币等同于各种财富。第三，货币是交换的媒介。《诗经》上说：“抱布贸丝。”【7】第四，按照《尚书·禹贡》，有三种货币：金、银、铜。虽然这像一个三金属本位制，但理论上是金本位的，因为金是上币，银和铜是中币和下币。用现代术语来说，我们可以说金是主币，银和铜是辅币。这些是孔子本人的原则。

儒生们有许多货币原则。管子虽不是儒生，但他的理论源于古代帝王，与儒家的相同。因此，我们引用他的理论。按照管子的观点，货币本身必须有很高的价值，因为它不容易得到，所以能用以衡量其他东西的价值。因此，他将珠玉作为上币，金为中币，铜为下币。他说：

“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调也。”【8】 

这一理论为儒家所采纳。的确，货币的主要功能是作为价值的标准。

B、数量理论

最重要的是数量理论，它是儒家的学说，但在孔子以前就已经存在了。按照《周礼》，如果出现饥荒和瘟疫，政府就不再征收商品税，而是铸币。按照《国语》，孔子纪元28年（524 B.C.）单穆公说：

“古者，天灾降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振救民。民患轻，则为作重币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9】

这一理论需要解释。首先我们必须理解为什么在自然灾害期间需要铸币。在古代，不仅有金属货币，谷物也用作货币。然而，谷物不是价值标准，只是交换媒介。一旦有自然灾害，就如同现代的危机，因为谷物很贵，没有足够的谷物可以用作货币。所以，政府供给金属币以代替谷物，让它退出流通，目的是养活人民。这是货币在此时铸造的原因。

按照数量理论，货币越多，价格越高。年景不好时，谷物已经很贵，为什么还要铸币，令谷价更高？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了解古人的处境。当时的人大多是农民，他们自有谷物作为粮食，但除了用谷物交换就不能得到其他必须品。这样，他们的谷物将不够用。因此，政府供应货币，目的是让他们用以交换其他物品。这只是为了提高购买力，而不是专门为了提高谷价。即使农民没有足够的食物，也可以用钱买，否则，他们根本没有交换媒介。因此，即使增加货币量会稍稍提高食物价格，对他们来说也比根本没有钱要好。但农民如何得到货币呢？在坏的年景政府将借贷或分发给他们。简而言之，古代政府铸币的目的有如现代政府发行钞票以缓解经济危机。确实存在着对货币的巨大需求，但没有供给过量。

而且，在饥荒和瘟疫时，除了谷物，商品一般都便宜。社会的购买力降低，商品的需求下降。商人破产或失去信心，整个社会变得停滞。在这个时候，铜也十分便宜。因此，政府用便宜的铜铸成货币，然后向市场发行货币以提高商品价格，帮助商人。如果商人卖不出商品，政府就用钱买下，这样商人们就能用这笔钱在任何地方作生意，整个社会就活跃起来。这就是为何政府在坏年景铸币的原因。的确，它与数量理论不矛盾，而是相合的。

 第二，让我们讨论数量理论本身。按单穆公的说法，铸币应根据其既有数量和价值来决定。当货币供给过量时，它的价值低，商品的价格高。因此，政府应减少轻币的数量，发行重币。重币价值高，被称为“母”，轻币被称为“子”。母钱应作为标准，子钱作为辅币。比如，一件物品的价格是八十钱，五十钱将用母钱支付，其他三十钱用子钱支付。这是单一的标准，这叫做母权子而行。这意味着减少其数量，增加其价值。于是价格降了下来。另一方面，如果货币供给不足，它的价值偏高，价格偏低。因此，政府应发行轻钱，但不废除重钱。于是人民能够用轻钱进行一般交易，而重钱只用于大宗交易。是子钱，而不是母钱成为标准。这称之为子权母而行。这意味着数量的增加，价值的降低。于是价格升高。这是单金属本位制，政府控制着二者的数量以调节其价值和各种价格。尽管有两种货币，但在一定时期只有一个标准，只是随着货币数量的变化而在两者之间进行交替。这就是数量理论。

数量理论为所有政治家和学者所认同，因此，除了贾谊的论述，我们不再引用其他权威观点。他说：“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钱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10】按照这一理论，货币的价值低是因为它的数量过多，于是收回货币。它的价值高是因为它的数量不足，于是发行货币。政府就是如此通过控制货币的数量，来调节价格水平。这是儒家的共同理论。

C、铸币

有史以来，货币总是由政府铸造。只有在汉文帝时（377 A.K.或175 B.C.）允许人民私自铸钱。贾谊上书反对这一法律，他的理由如下：（1）它会诱使人们从一小块非法合金中获取巨大利益，惩罚也阻止不了他们。（2）它将破坏普遍标准，导致市场混乱。（3）它将鼓励人民离开田地而去铸造非法钱币，这些都是巨大的灾难。相反，如果政府全权控制货币铸造，将有“七福”。（1）民众将免于犯罪；（2）人民的信心将建立起来；（3）矿工和铸币者会返回农田；（4）政府可以控制货币数量，均平物价；（5）政府能控制社会秩序；（6）政府能控制商品的供需；（7）通过金融控制能与匈奴竞争。汉文帝没有采纳贾谊的建议。孔子纪元408年（144 B.C.），景帝才废除了这一法律，用死刑惩办铸币者的法律生效。从此，贾谊所言成为经典理论。

为了防止非法铸币，货币应有标准的质量和重量。孔子纪元1033年（482 A.D.），大臣孔觊说严刑不能禁止非法铸币的原因是政府铸恶钱。假定货币除了作为交换媒介以外没有其他用处，政府让钱变得越来越贱，越来越多，它的目的只是为了节约金属和劳工的开支，但结果十分糟糕。宋代大儒吕祖谦（孔子纪元1688～1732，或1137～1181 A.D.）将这一理论作为铸币的基本原则，他说，国家铸币的理由是为了建立价值标准，不是为了获利。那些不明白经济原则的人只将那么一笔铸币税看作是获利，但那只是小利，而国家的控制权才是大利。如果政府不节约开支，铸币将没有利润。如果没有利润，非法铸币将不会发生。如果没有非法铸币，国家就全部控制了货币的发行和回收权。政府牢牢掌握着铸币的权力，这就是大利。如果只看小利，货币的质量和重量会降低。然后所有坏人都能铸币，那么国家就失去控制力。这是因小利而失大利。因此，优良的货币可以防止非法铸币，因为铸币无利可图。

据史书记载，自由铸币制度在孔子纪元1046年（495 A.D.）得到发展。北魏孝文帝时，政府开放了造币厂，招收了铸币者。如果人们想铸币，他们可以去那里铸造。所用的铜要求不带任何杂质，符合质量标准。这一法令可能是鼓励使用货币以及使造币厂得到铜的供应。孝文帝是北魏第一个下令要人们使用货币并建立了造币厂的人。如果我们将他的法令用今天的话来说 ，就是自由铸币。

D、纸币

为了规范纸币的价值，一些回收制度是必须的，这一理论为沈该所倡导，宋高宗（1678～1713 A.K.）所认同。他们认为政府应随时持有钱币一百万贯。如果交子的价格降低，政府应立即用钱买纸币，这样纸币将没有灾难性后果。马端临也提出了关于纸币的很好的理论，他说：“昔也以钱重而制楮（楮，这里指纸币，因其多用楮皮纸制成——译者注），楮实为便；今也钱乏而制楮，楮实为病。”【11】按照他们的观点，纸币可以代表货币，但不是货币本身。换言之，如果存在硬币支付的话，就能用纸币；如果不存在硬币支付，就不能用纸币。

叶子奇提出了一个十分具有结论性的理论，他说：

“（元之钞法）宋之交会，金之交钞。当其盛时。皆用钞以权钱。及当衰叔，财货不足，止广造楮币以为费。楮币不足以权变。百货遂澁而不行。职此之由也。必也欲立钞法。须使钱货为之本。如盐之有引，茶之有引。引至则茶盐立得。使钞法如此。乌有不行之患哉。当今变法。宜于府县各立钱库。贮钱若干。置钞准钱引之制。如张咏四川行交子之比。使富室主之。引至钱出。引出钱入。以钱为母。以引为子。子母相权。以制天下百货。出之于货轻之时。收之于货重之日。权衡轻重。与时宜之。未有不可行之理也。譬之池水所入之沟。与所出之沟相等。则一池之水。动荡流通。而血脉常活也。借使所入之沟虽通。所出之沟既塞。则水死而不动。惟有涨满浸淫。”【12】

按照他的理论，控制纸币的最好政策就是回收，也就是使其退出流通。但如何回收呢？用硬币作准备金，这就是“母”。这是纸币的基本原则。还有，它也应符合数量理论，即：就算有硬币作准备金，纸币的发行量也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但我们如何知道应发行纸币的准确数量呢？应按所有商品的价格来判断。的确，价格是钱币数量的指标，无论是纸币还是硬币。这就是叶子奇的理论。

E、格雷欣法则

第四，因为纸币用于宋代，所以出现了与格雷欣法则相似的理论。叶适说：

“人不究其本原，但以钱为少，只当用楮，楮行而钱益少，故不惟物不可

得而见，而钱亦将不可得而见。”【13】

他的论述综合了数量理论和格雷欣法则。关于前者，他指出：国家的财富取决于商品的增长，而不是货币的增长。当商品丰富时，价格就便宜，货币的价值会高。如果商品不足，它们使货币的价值降低。因此，他说物不可得而见，因为他将货币的数量与商品的数量相比。关于后者，他指出：在同一市场上流通时，纸币驱逐硬币。如果用了纸币，硬币就会被排斥于流通之外。因此，他说钱亦将不可得而见。这类似格雷欣法则。因此，我们可以说是叶适发现了格雷欣法则，因为他看到了纸币驱逐硬币的事实。

袁燮将格雷欣法则论述得更明白。孔子纪元1774年（1223 A.D.），他说：

“今议者急于丰财，欲用铁钱与铜钱并。当不足之时，倏易有余，宁不可喜？而其实有不然者。往时楮币多，故铜钱少，而又益之以铁钱，不愈少乎。往时楮币多，故物价贵，今又益以铁钱，不愈贵乎？……臣窃观当今州郡，大抵兼行楮币，所在填委，而钱常不足。间有纯用铜钱不杂他币者，而钱每有余。以是知楮惟能害铜，非能济铜之所不及也。”【14】

按照袁燮之说，复位币制的坏处是十分明显的。如果铁钱与铜钱一并使用，它只会使铜钱更少，因为铁比铜贱，恶币总是驱逐良币。当纸币与铜币同时使用时，情况也是这样，铜币会被驱逐出去。如果只用铜币，铜币就会保持充足。因此，币制应选择单一标准。在所有情况下都是这样，不仅在铜币与铁币之间，在银和金之间也是这样。事实上，这就是格雷欣法则。

注释：

【1】参阅《周礼·地官司徒第二·载师》。

【2】即使其注释不正确，很明显，他有纸币的概念。

【3】参阅《周礼·地官司徒第二·质人》。

【4】中国有一种十分有益的机构，被称为“标会”。每个成员定期贡献一定数量的金钱，在秘密竞标中通过出最高利息或在需用钱时通过抽签无息地可以得到一大笔钱。这一会社像合作银行，人民银行或储蓄银行。传说该制度是由约生活于后汉末期的（771 A.K.或220 A.D.）一名叫庞公的隐士发明的；现存最大的银行是山西人在一个世纪前建立的，它们在全国都有分支机构。

【5】参阅《周礼·地官司徒第二·泉府》。

【6】目前，货币和银行体系还没有完整地建立起来。但在孔子纪元2456年（1905 A.D.）。

【7】《诗经·卫风·氓》。

【8】《通典卷·食货八》。

【9】《国语·周语下》，意为：古时候，天灾降临，于是才统计财货，权衡钱币的轻重，以便赈济百姓。若百姓嫌钱轻物重，就铸造大钱来行用，于是有大钱辅佐小钱流通，百姓都有得益。若百姓嫌钱重物轻，就多铸小钱来行用，同时也不废止大钱，于是有小钱铺佐大钱流通。这样，无论是小钱、大钱，百姓都不感到吃亏。

【10】《汉书·食货志》。

【11】《文献通考·钱币考二》。

【12】《草木子·卷三下·杂制篇》。

【13】《文献通考·卷九·钱币考二》。

【14】《历代名臣奏议》卷273《便民疏》。

（节选自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翟玉忠译，陆寿筠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