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东，陕西人。1988年进入深圳市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从事股份制改革与中国资本市场创建工作，主笔起草了中国资本市场第一部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深圳市股份有限公司暂行规定》，作为法律专家组成员参与了与香港法律专家讨论谈判创建H股市场法律文件的工作，参与国务院关于H股、B股条例的起草工作。 1998年1月至1999年6月主持深圳证管办工作，2000年起任深圳证监局局长。在他倡导的“思想、责任、创新、强势”监管理念引导下，深圳证监局这支监管铁军取得了查办“三九集团”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案、创建客户保证金第三方独立存管方案、创建内幕信息知情人报备制度等一系列监管业绩。 2012年退休后，仍继续关注中国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和国家金融安全，笔耕不辍。）
我们这代人正可谓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从小深受为社会主义祖国、为人民而奉献的理想信念熏陶，属于理想主义者，渴望奋斗与奉献。然而我们毕竟生活在革命先烈先辈为我们创造的和平环境里，没有腥风血雨，没有枪林弹雨，似乎有点遗憾。可我骨子里还是有军人情结的，有战士的激情，正如我退休之际媒体为我送别的长篇报道标题一样《张云东 我是一个兵》。 其实，这种遗憾是幼稚的，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使命，都有有待攻克的艰难险阻，都有可以或轰轰烈烈或波澜不惊的报效祖国、报效人民的机会，只要你有家国情怀。在和平年代里，也大有这种机会。我们这代人有幸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大潮，有幸为社会主义祖国的更加美好参与了改革开放和早期资本市场的创建，我在这里也延续了自己在和平年代里的“兵之歌”。 自鸦片战争始，中国陷入了百年之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为了救亡图存，我们中华民族无数有识之士前赴后继，流血牺牲。但阴霾依旧，前路茫茫。直至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革命才出现了希望，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建立起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开始了中华民族独立、自主、逐步繁荣昌盛的新纪元。在建设前无古人的伟大社会主义事业过程中，尽管我们也犯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错误，但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巨大的。在短短30年的时间里，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基本解决了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建立起了一个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教育医疗体系初步形成。特别是在全社会建立起了一个具有社会主义新风尚的有知识有文化的劳动大军，其中包括科学技术队伍和具有工业从业经验的劳动人口。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我们深刻总结了新中国建立之后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解放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加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党中央决定开始伟大的改革开放。建立在前30年社会主义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宝贵的物质文化和经验教训基础之上的改革开放，极大地调动了全国人民的改革与建设热情，我们这一代人也有幸投入其中并成为中坚力量。 南下深圳 改革开放之初，我就积极关注、思考我们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在这期间，我的一篇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研讨论文在北京获奖。深圳经济特区当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为了能够在改革开放前沿亲身参与改革，我1988年由陕西家乡南下深圳，成为原国家体改委体改研究所副所长、曾经为我国价格双轨制等改革方案作出重要贡献的徐景安同志的部下，加入了他领导的深圳市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成为一名专职改革工作者，进入了改革最前沿。 徐景安同志具有很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受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训练，对我们的体制有清醒深刻的认识，对改革的方向、改革路径和改革方案的可行性敏锐深刻，思想系统、深邃、超前。时至今日我依然深感自己的理论修养与他相比相去甚远，自叹弗如，深深庆幸能做他的部下和学生。在徐景安同志领导下的这段改革工作经历令我终生难忘，弥足珍贵。在这里不仅能够亲历丰富的改革实践，有幸面临各种从未遇到过的问题挑战，使自己此前人生30多年的积累有了用武之地，自己憧憬向往的事业在此开始进入快速轨道。而且在徐景安的教导下个人事业价值观进一步得以明确：做智力型干部，不做权力型干部。这种价值观定位影响了我之后的整个事业历程，也影响了我后来领导的深圳证监局的年轻干部们。我不仅要求他们按照徐景安的教导做智力型干部，不做权力型干部，而且根据一些年轻干部专业精湛但缺乏工作方向感和价值判断能力的特点，补充要求他们在做智力型干部的前提下，做思想型干部，不做工匠型干部。 深圳体改委身处改革开放的经济特区，得地利与风气之先，在中共深圳市委、市政府特别是李灏书记等领导同志的信任支持下，徐景安领导下的深圳体改委方向明确，价值观正确，思想活跃，成为全国体改战线的排头兵，取得了诸如股份制改革、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等一系列首创性改革成果。 改革助推科技企业成长 我在深圳体改委的第一份工作是审核有限责任公司型的民间科技企业和私营企业。当时民间科技企业的设立申请是首先由深圳市科技局审核申请人拟生产的产品是否具有科技含量，市科技局通过之后再向市体改委申请，注册资本不低于1万元人民币。私营企业是直接向市体改委申请，注册资本不低于3万元人民币。我们深圳体改委的审核工作主要是根据有限责任公司规范对发起人的设立条件、股份构成、公司章程等进行审核，对公司治理规范给予指导，并代市政府办公厅拟定批复文件。 深圳市当年进行的民间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和私营有限责任公司改革试点在30年后的今天来看太“小儿科”了，但在当年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并深刻地影响着今天的深圳，华为正是1988年那批注册成立的企业中的卓越代表。 一是股份化的民间科技企业和其他私营企业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以国有为主的多种所有制企业形式的初探实践，也是对深圳特区最初的“三驾马车”即深圳国企、外资企业、内联企业（内地国企）的突破，激活了民间投资热情，推动了经济和增加了就业。 二是在特区初期“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低层次产业基础中注入了新型科技产业的种子。特区早期对民间科技企业的扶植和培育，反映了深圳市委市政府的远见卓识，也是深圳特区最大的成就。难能可贵的是对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视和支持是历届深圳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共识、传统、一以贯之、一脉相承。 1998年我亲历的一幕永远不能忘记。 1988年为推动“内联外引”，“一骑红尘妃子笑”的源头南国深圳举办了“荔枝节”，从此每年一届，成了深圳广招天下客的盛会。到了1998年，已经举办了十届。按惯例，1998年春季要开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第十一届“荔枝节”筹备工作。记得那天我们进了会议室之后，每位与会者的座位桌面前早已摆好了一套打印整齐的“荔枝节”筹备材料。刚坐定，时任市长李子彬同志走了进来，他坐下后的第一句话就说，我和高丽同志（时任市委书记张高丽）商量了，每年搞的这个“荔枝节”闹哄哄的，就是个热闹，没啥意思，不如搞个中国国际高新技术交易会，对推动高新技术产业还有些积极意义，你们同意不同意？我们都异口同声地回答同意。市长随即宣布散会。 于是就有了1999年10月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对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初具规模的高新技术企业通过“高交会”展示，赢得了更多客户的青睐，扩大了市场，进入了规模经济的快车道。初出茅庐的高技术企业在“高交会”上见了天光，不仅被许多潜在客户发现，有了订单。同样重要的是通过在“高交会”的亮相，被“高交会”吸引而来的“星探”投资者发现了这些小企业，使其得到了宝贵的融资支持。这也就是为什么深圳后来能够在私募基金市场领风气之先的一个重要原因。 “高交会”的举办对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包括深圳的产业金融发展的引领和推动都产生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深圳市委、市政府举办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这个高瞻远瞩的决策以及对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超前意识、持续专注和推动支持，奠定了深圳特区卓尔不群的产业基础。 2000年8月因沪深两大交易所分工而筹备创业板市场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停止了主板新股发行。后因全球科技股泡沫破裂，海外创业板市场纷纷失败或步入低谷，深交所创业板筹备受阻，但主板新股发行却难以恢复。之后长达3年零9个月的深圳资本市场因不再有新鲜血液输入而备受打击，投资者包括部分从业者纷纷弃深赴沪。 此时网上出现一篇《深圳，你被谁抛弃？》的文章被全国热议，一时间深圳风雨飘摇，似乎步入穷途末路。看到这种不明就里的议论，我不禁冷笑：杞人忧天！深圳早已步入良性循环发展的健康轨道，岂是他人能够抛弃得了的！我的自信和底气正是来自深圳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的高新技术企业。 多少年来，我一直在讲深圳真正的优势和财富不在金融，而在深圳有中国最大的一个优秀民族品牌企业群体，而且这个群体是动态的、持续壮大的。深圳的经济结构不同于上海，上海是“自己搭台，请人唱戏”，海纳百川，深圳是本土培育，注重原创，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形成了自己的高科技产业链和产业气候乃至广阔的发展空间。如今的深圳已被世界瞩目，不会再有人替深圳惋惜被抛弃了，这就是当年播下的种子在深圳生根、开花，结出的丰硕果实。 深圳的实践和成功也充分证明了一个地方乃至一个国家要想持续健康发展，必须老老实实、脚踏实地地把实体经济做好，并持之以恒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致力于符合时代发展方向的高新技术产业。不要玩虚的，不要急功近利，不要痴迷金融，不要饮鸩止渴，多想想中国制造。 参与股份制改革 除负责民间科技等企业的审核之外，我也参与了深圳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工作，随着改革的进展，股份制改革和资本市场筹组成了我的主业。再往后，在资本市场初具规模之后自己又成为这个市场的职业监管者，在和平年代里的金融战线哨位上为祖国站岗放哨。 早在1982年，深圳市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就发行了国内第一张股票。1988年4月，深圳发展银行的股票开始在1987年9月成立的全国第一家证券公司深圳特区证券公司柜台挂牌交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