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寓言十九”，涉及许多人物，而孔子是众多人物形象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一个。而全书中孔子的言行表现出了多面性，差异万千。考虑到一般认为《庄子·内篇》是庄子亲作，下面就以内篇中的孔子形象，来阐释孔子这一形象的隐喻。

　　孔子第一次登台，是《人间世》中颜回在去卫国前跟他辞行。孔子问过颜回去卫国的目的后，原本主张“治国去之，乱国就之，医门多疾”的他竟对颜回说：“嘻！若殆往而刑耳！”并解释道：“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所存于己者未定，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 孔子认为“入世的难，几乎比出世修道还要难，所以自己要注重自修”，因此阻止了他。篇末孔子到楚国去，楚狂接舆在孔子门前唱道：“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圣人成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现在的世道，连圣人都只求免刑了，哪里还能“临人以德”啊。孔子正是对接舆的话深有同感才会“欲与之言”，而《论语》中也多次提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甚至还因为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就“以其兄之子妻之”。可以说，庄子实际上是借孔子的口道出了自己对入世如何保全自己的方法。但这并不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而是一种对孔子处世思想的继承和发挥。因此，虽然庄子是从道的角度去思考并实践这种所谓消极的处世思想，但从来源上讲，不仅传承了老子的道法自然的思想，更是对孔子入世思想的发展。

　　《德充符》中的寓言都涉及肢体残缺之人。如果将孔子出场的三个寓言的顺序调换一下，便可以看到其中孔子思想的变化。首先是叔山无趾“踵见仲尼”，“仲尼曰：‘子不谨，前既犯患若是矣。虽今来，何及矣！’” 无趾因此说：“吾唯不知务而轻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来也，犹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务全之也。夫天无不覆，地无不载，吾以夫子为天地，安知夫子之犹若是也！”这时的孔子注重的是形体上的全。后来常季问孔子鲁国的兀者王骀为何“立不教，坐不议”而他的弟子却能“虚而往，实而归”，孔子说：“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虽天地覆坠，亦将不与之遗。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孔子的思想终于升华，不再注重形体，而是从思想上看待一个人。最后，鲁哀公问孔子为什么哀骀它相貌非常丑陋，却能有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孔子提出了“才全而德不形”，孔子的思想也再次升华，提出“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离也。”

　　《大宗师》中的孔子形象与前两篇中的孔子形象是一脉相承的。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人是好友，子桑户死后，孔子让子贡前去帮忙料理丧事，却看到孟子反与子琴张在奏曲唱歌，子贡告诉了孔子，孔子说：“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也。”这一句指明了孔子“克己复礼”的根本原因并非他不明白事理，而是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丘，天之戮民也”，他这么做是“命”所注定的，所以《人间世》中叔山五趾对老聃说：“天刑之，安可解！” 后面的两个寓言都与颜回有关。第一个是颜回问孔子“孟孙才其母死，哭泣无涕，中心不戚，居丧不哀”，不合礼，却“以善处丧蓋鲁国”，不是很奇怪吗？这与上一个寓言喻义一致，只不过更进了一步，因为丧葬的换成了至亲，而说教的对象也变成了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回。这两个寓言中，孔子突破了礼的束缚，突破了俗世的界限，突破了死生的疑惑，是一个“游方之内”却对方之外有着深彻体悟的人。这正是因为他善于应用“心斋”的方法，虽然受制于天（或命），不能逍遥，不能游方之外，却仍能理解并追求那些得道之人，所以颜回说自己能“坐忘”之时，孔子“请从而后也”。

　　《庄子·内篇》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孔子的形象贯穿于其中。庄子着力描写孔子，并不是以论敌或者讽刺的对象进行刻画，而是以一位先贤的形象来表述自己所思所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庄子继承并发挥了孔子的形象。所以，庄子与孟子同时，却从未在各自的著作中攻击甚至提及对方，个中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庄子·内篇》虽然更多的是体现了孔子思想中出世的那一部分，并加以利用和引申，却并未完全舍弃他入世的思想，并以此为其出世思想作了铺垫。这不仅肯定了孔子，更超越了他作为儒家代言人的身份和思想，也可以作为先秦时期儒道合一的佐证。

　　参考文献：
　　[1]陈鼓应.庄子今译[M].中华书局.1983
　　[2]王先谦.庄子集解[M].上海书店.1987
　　[3]郭庆藩.庄子集释[M].中华书局.1961
　　[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中华书局.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