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巨著的开篇就亮明身份：“经济学被称为社会科学之王――是最古老的艺术、最新颖的科学。”的确，经济学自魁奈、斯密以来的二、三百年间东征西讨、拓土开疆，其辖域已扩大到人文、社科领域的大部分重要学科，大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之势。但在其“囊括四海，并吞八荒”的轻、重武库中有一件极具“溢出效应”的、跨学科威力的理论武器却不大为人所看重，那就是“合成推理谬误”，简称“合成谬误”或称“局（部）整（体）悖论”。它的大意是说：有些个别、局部现象如果被不加约束地线性外推，最终会走向自己的反面。经济学家举的例子是：部分农户大丰收是好事，但如果整体都丰收，“谷贱伤农”，反倒成了坏事；再有，部分企业外贸盈余是好事，但如果大部分企业都顺差，就会引起本币升值，抑制出口，中国目前就在吃这个苦头。这一现象在经济学以外的领域也普遍存在，生物学领域的旅鼠（Lemmings）和加拿大山猫，它们数量少时会大量繁殖，增到一定程度就开始缩量，直到濒于灭绝，（R。道金斯，１５５），以及很多地方为遏止一种生物的危害而引入它的“天敌”，这本是件好事，但一段时间后，这“天敌”的扩张反倒成灾了。前段时间市场上最畅销的一本《狼图腾》通篇阐述的道理之一就是借蒙族老人毕利格之口说出的：“我也打狼，可不能多打，要是把狼打绝了，草原就活不成了，草原死了，人畜还能活吗？”因为，没有狼的制约，黄羊、旱獭、草原鼠很快就会把草原祸害光。伦理学领域也一样：朋友告诉我，他们村少数人得艾滋病时备受歧视，到大家都因卖血染上艾滋病时，就没有歧视了。同样，个人的自利被认为是恶德，节俭则是美德，但如果扩大到整体就不同了，亚当。斯密和凯恩斯令人印象最深的论述之一就是充分论证了人类整体的利己和奢侈，甚至像“蜜蜂的寓言”里那样的挥霍倒是使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好事。在理论界是如此，现实生活中也一样，以“南街村”和以色列的“基布兹”公社为例，在农村、低水平和小泛围内推行“一大二公”和非商品化还可以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里形成几个繁荣的“自觉力量的小岛”（科斯），但如果把她线性外推到整个社会，则会使物产丰富的海洋变成贫瘠荒芜的大陆，后果不必多说。政治经济学家们曾经认为社会化大生产的企业内部可以是有计划按比例地生产和分配，把这种有计划的生产方式外推或扩展到整个社会，不就可以克服市场经济的所有弊端和无计划波动带来的巨大损失了吗？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经是“智者”们的理性选择，直到科斯揭示出“企业的性质”和与市场的本质区别后，经济学家才看清了问题的复杂性。

其实，合成谬误并不是什么高深、新颖的道理，它不过是中国古代儒家所说的“物极必反”、“剥穷上反下”、“遁极反壮”、“进极至伤”，或道家所说的“反者道之动”、“正言若反”一类辩证思想的现代版，只不过这种思想很难纳入主流的、静态的、二值的、机械的形式逻辑范式之内，并被科学主义思维过滤掉，使他们很难理解在整体上“逻辑曲线”内卷和内卷或“背离”后产生的现象。

经济学帝国中虽然有这样不常展示的锐利武器，但仍不能保证她包打天下，因为经济领域中有很多问题“简单到欺骗程度”（凯恩斯《通论》，２７５），使经济学家们屡遭戏弄。如：市场上的一般均衡问题被上至富商巨贾、下至贩夫走卒在日常交易中“日用而不知”地实践了数千年，这种看似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经济行为直到一百年前才被出身于经济学世家的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以水晶般明澈的思路”给出证明（熊彼特，79），但即使这样，经济学界也迟迟不予承认，数十年后，当他被主流经济学界接纳时，他的联立方程的局限性也显露出来，于是，50多年前，一些超一流的经济学家又用拓扑的凸集理论或更精深的数学工具来修正他的结果，至今这问题也没被彻底解决，就别说更复杂点儿的经济现象了（裴小革。2000，361-364）。

一般认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一概念是1992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贝克尔于1976年最先提出的（张五常），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又被高小勇等中国经济学家们炒热，但远在这之前，经济学帝国对世界的征服就已三分天下有其一了，只是流派有别，学科无异，且处境同样尴尬。

那时的经济学家曾极力追求“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但他们却不知道物价在低水平上的稳定同市场繁荣恰是两个背道而驰的目标；不知道对物价的管制会使物价脱离供求均衡下的“影子价格”，形成巨大的“制度价差”，造成实际的市场紧缺和隐性通涨，使人们在他们的指导下生活在贫困和匮乏之中；他们还曾追求“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而不知道现代经济本质上是“负债经济”（黄仁宇2005，257）或“信用经济”；他们甚至曾追求对整个经济实行计划管理，而不知道人类理性和计算的边界在哪里，后来，布莱曼发现人类对数据处理的极限是10⁹³比特，超过这一界限就被认为是“超计算问题”（trans. computation problem），而“布莱曼极限”（Bremermann’s limit）对于复杂经济现象和人类社会的多样化需求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大的空间，要充分满足一个生产队人口的全部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的计算就已远远超出了这一极限（见组合数学的“旅行售货员问题”或“货郎但问题”，当n≥40时即大于此极限。齐磊磊、张华夏，21）。所以，计划经济学家们实际上面临着两种选择：或者放弃对整个经济的计划企图；或者是把人们的需求压缩到尽可能简单的泛围内：戏最好不超过八个，衣食住行也尽可能简单划一。更可悲的是经济学家们不知道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市场正常的自我调节过程，更不知道这种周期性波动是宇宙存在的基本方式，不知道中国儒家的“阖辟消息观”、道家的“天地之间，其犹橐龠（风箱）”和《内经》的“升降出入，无器不有”等中国古代的大智慧和与其相通的现代系统性复杂性科学所揭示的无穷嵌套中随机涨落的宇宙大道理。他们眼中看到的只是经济周期中把牛奶倒到海里、把小麦烧掉的特定时段的可怖场景，所以，他们一直想通过理性计划和管控顽强地作着消灭经济周期（危机）、拉平经济心电图的工作。结果是一方面控制住了，另一方面振荡却更大；经济领域控制住了，政治领域摆幅却更大，真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最后只好含悲放弃。

搞计划经济的是如此，搞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是否更高明点儿呢？情况也不尽然，曾经掀起经济学革命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虽然没有消灭经济周期的雄心，却想通过他的宏观调控和需求管理尽量“熨平”经济周期。他形成这套理论，实现其思想突破和范式转换实在是煞费苦心，“是个长时期的挣扎”过程（凯恩斯《通论》原序）。为了避免他的颠覆性学说受到当时主流经济界的炮轰或冷遇，他也保护性地拉来一批跟他有近似见解的被打压、被停课、甚至著作被查禁的边缘经济学家来壮大自己的声势，可惜他不知道他这套想法和经济对策的雏型早在两千年前中国汉代的盐铁之争和“平准法”中对局部的特定商品和一千年前宋代范仲淹（范家骧、厉以宁等，1989，150）及三、五百年前晋商的反危机对策中早已实行了，区别在于“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老子），他当时如果知道这些案例，一定会大为振奋，对自己这套尚未被主流接受的颠覆性理论倍增信心。

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性人物认为景气循环周期问题是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而凯恩斯革命的“反周期”效果显然是被夸大了。凯恩斯这套方法的财政政策对于经济走出低谷显然有效，他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于调控3年左右的短周期——基钦周期也有一定的效果，但对于像20年左右的库兹涅茨—贝纳周期，30-34年左右的司马迁—艾略特周期，即亚洲金融危机和中国目前正在运行及“赶顶”的长周期，或更长的，被搞“世界体系”的学者和革命家普列汉诺夫极为看重的55年左右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来说，凯恩斯这套宏观调控方法几乎毫无用处。所以，从长期来看，用凯恩斯这套宏观调控方法要想操控、约束经济运行，无异于小人国里綑绑在格列弗身上的绳索，像蛛丝一样绵软无力。认识到凯恩斯主义的局限和边界后，经济理性才主张放弃“宏观调控”、“相机抉择”的“追涨杀跌”，回归到“任自然”、“为无为”的“不变的货币数量增长率”和“单一规则”上来（弗里德曼），这不能不说是经济思想上的一大进步。

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为经济学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解决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影响深远的经济学家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反复点名批判的马尔萨斯。马尔萨斯对粮食问题的担忧是形成他的著名人口论的关键因素，但他的核心创意的来源却是中国先秦思想家韩非子，而韩非子和马尔萨斯的核心思想又直接影响了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形成，并直接影响了20世纪70年代推出震惊世界的《增长的极限》一书的罗马俱乐部派，以至于他们在该书第一章、第一句就直接引用韩非子《五蠹》里的那段名言，并直接激荡和推进了后几十年波澜壮阔的全球化生态运动。但他们的五大模型预测现在来看，除了人口增长的预测还略靠谱，其它资源、环境的预测都相差甚远，尤其是他们没能充分估计科技进步和制度变革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和中国改革开放，迅速崛起及加入WTO以后经济高速发展给世界增长模型带来的影响，可见，经济资源和前景的预测是充满风险的。如果2500年前的韩非子、200年前的马尔萨斯对粮食资源的担忧和40年前罗马俱乐部对地球资源、环境的警告都已成杞人之忧，那么，面对着加速发展的全球经济对地球有限资源的高速吞噬，人类末日的时钟应该拨到几点呢？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悲观主义的敌托邦（dystopia）一派有无数理由认为人类将面临稀缺资源枯竭的灭顶之灾。而乐观主义的乌托邦一派则有同样多的理由认为人类前景仍然光明，如：核聚变可以最终解决能源问题，并通过耗能的海水淡化解决水源问题；循环经济和“宇宙飞船经济”可解决资源有效利用问题；知识经济和意义经济可以使建基于比特之上的资源无限递增；荒漠（荒原）空间、地下空间、海洋空间和几乎是无限的天空以及无限的虚拟空间可以解决人类的生存空间问题，而远不必为了“生存空间”的争夺诉诸核武器。。。。。。

所以，我们对未来的历史可以不那么悲观，但对未来历史的预测却很悲观，因为：（1）由于人类知识（信息）的不确定、不充分，受到“粗粒化（coarse graining）”的限制（盖尔曼，1994）；(2)由于只能事后才知道的推理前提（或理论）错误或不完备（马后炮之类）；（3）由于有合成谬误和逻辑曲线内卷；（4）由于系统性突现（涌现）的不可预测；（5）由于“自组织临界”突变时的分叉；（6）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的意外（依定义即为意料、预测之外，如行星撞地球之类）或突发事件的出现；（7）一次性不可逆事件（如具体的历史、人生、命运等）的不可知性；。。。。。。使对未来的具体预测几乎不可能。

以上对立两派对未来的预测都是理性预测，但未来发展的开放性和复杂性已超出了理性认识的边界，刻意模仿自然科学之王——物理学的现代经济学的边界自然要更小于理性的边界，而理性的边界要远小于语言的边界，维特根斯坦划定语言的边界就是思想的边界，但波兰尼的“默会知识”已大大突破了语言的边界，而和中国先秦哲学家庄子的“以无厚入有间”及魏晋思想家“言不尽意”的深刻命题遥相呼应。由此观之，经济学帝国的疆域相对来说就显得相当侷促了。

哈耶克曾引用沃齐默尔和格鲁伯的观点一再证明达尔文的思想在1838年来源于对亚当。斯密《国富论》的阅读（哈耶克，23、167、221），这显然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达尔文主义的规则和自由主义的市场规则是深层同构的。但哈耶克似乎不知道亚当。斯密的核心思想同当时被称为“西方孔子”的重农派经济学家魁奈思想的渊源，他更不知道后来被一些经济学家揭示出的魁奈思想同中国老子思想的内在联系，老子思想明确地影响了魁奈的“自然秩序”思想（盛洪，1993），而魁奈的“自然秩序”和哈耶克的“自发秩序”虽一字之差，就其核心思想和价值取向而言，又是何其相似啊。杨小凯认为哈耶克堪称“西方经济学的孔子”，但就哈耶克晚年的思想而言，他倒更接近于中国的老子，他在《致命的自负》的补论中干脆直接论述和老子的核心概念相同的“自然”与“人为”，他如果更多地研究老庄的话，本可以使他后期的论述更明快，而不是显得那么沉重。和哈耶克类似，老子力倡“自然”（自发），反对“人为”（理性建构），并认为倡“人为”必有“大伪”，必须警惕“智者”的蛊惑。中国古代认为：“取百虫入瓮中，经年开之，必有一虫尽食诸虫，即此名为蛊”。思想界或经济界之“蛊”流行成“惑”，本不过像其它时尚一样，很快即会“随风而逝”，危害并不大，但它一旦和权力结合并付诸实践，就可能贻害社会，这也就是为什么老子对“智者”和“贞人集团”深恶痛绝的原因。

当我们指出西方现代思想同中国古代思想有某些相关性时，我们并不会愚蠢到认为西方的现代成果都是直接来自于中国的古代思想，我们甚至不会轻易接受证据不足的“西学中源说”或“中学西源说”，我们所想作的：一是揭示基本事实；二是说明人类文明发展的整体性和思想之间交互影响的微妙的复杂性。真正深刻的思想都不是凭空产生的，从表层观之，“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从深层观之，太阳低下也的确没什么新东西。哈耶克晚年最强调的思想之一，也是新制度经济学最重要的成就和后现代思想家最有价值的思想之一就是重新认识传统的价值和对传统资源的尊重，这一点和“现代性”一度追求的彻底批判、否定传统，“和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大相径庭。很多人对传统的看法至今还囿于“现代性”狭隘的流行偏见之中，他们的作为就像树叶要和树根决裂一样，不但可笑，而且危险。

同样，我们在充分肯定和惊叹经济学和人类理性的强大威力及取得的辉煌成就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它们的局限性和边界约束，这样才可以克制“改天换地”的狂妄，避免“致命的自负”。与无限深邃的“天”比起来，人的那点儿算计再精明，也终归“不如天算”，按中国先哲的智慧：微观可以重“人为”，宏观只能“任自然”，人要非和宏观造化较劲儿，哪怕是“社科之王”，“天”也要在一旁发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