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阐释,就是把1说成2,甚至大于2。
下个定义的话,过度阐释就是脱离本真的现实和逻辑关系而生搬硬套意义、无限借题发挥、漫无边际联想的阐释。指小为大是其初级阶段,无中生有是升级版,以黑当白就越走越远以至背道而驰了。
学术研究的结论,应力求客观公正。然而实情是,客观很难做到,公正常有偏离。究其原因,十分复杂。从某一特定立场出发的阐释容易“过”,所谓“屁股决定脑袋”,在认识真理、辨别是非之前,首先需要端正态度,站稳立场。即便没有先入为主的成见,即便没有科学研究以外的动机,达致公允也殊非易事。有时仅仅是表达习惯作祟,爱说过头话,多用全称判断,喜好肯定的语气,把似是而非、尚无论的东西说得十分肯定。可能正因为有着这种种旁逸斜出,学术之为事业才代代相继,探索不止。
我们读那些争鸣文章,论辩双方意见相左,势同水火,而细察其思维、策略,又往往惊人的一致,那就是都在一个向度上作过度阐释,“以致形成以偏纠偏,越来越激烈,越来越趋于极端”(《王元化集》第六卷, P155,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7)。五四的反传统是激进的,在那时,过度阐释表现为一种矫枉过正的策略。几位领军人物都留下过这方面的言论。为了能在黑屋子开扇窗,你偏说要掀屋顶,反倒奏效。鲁迅的这句名言大家都耳熟能详。陈独秀将政治激进之正义喻为“货物买卖,讨价十元,还价三元,最后结果是五元。讨价若是五元,最后的结果,不过是二元五角。社会上的惰性作用也是如此。”比之鲁、陈,胡适似乎温和得多,他也坦承,他曾为当时梁启超所谓的“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之愤词而感动。检点革命时期的言论,都有如许之痕迹。
读人物传记,作家出于对传主的仰慕,也会过度阐释。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是一部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经典,只有林语堂这样的大文人才能走进苏东坡的心灵世界,跨越时空展开对话。记得王尚文先生曾说过,他本想毕其一生来研究苏轼,读了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感到无法企及,更遑论超越了,于是转而去搞语文教学法了。就是这样的一部书,也有可指摘之处。苏东坡与王安石是政敌,两人相见时的风度却很好,胡兰成批评说,“林语堂文中帮苏东坡本人憎恨王安石,比当事人更甚。苏与王二人有互相敬重处,而林语堂把王安石写得那样无趣……”(胡兰成《中国文学史话》, P19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当把传主苏东坡当作“正面人物”来塑造时,其政敌王安石也就成了“反派角色”,也就“无趣”了,可“憎恨”了,思维定势使然,必致过度阐释,林语堂也不能免俗。
“做”学问,“做”文章,过度阐释常常出在这个“做”字上。为了把道理讲充分,为了把文章“做”成,用力过猛,阐释过度。
举一显例。生态危机催生生态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现代工业革命中的负面因素唯科技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所造成的自然环境与生态的破坏污染日益严重,已经直接威胁到数亿人民的安危和生存。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单一的经济发展模式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与资源代价。我国领导人曾说,资本主义国家200年中所发生的环境问题在我国近20年中集中发生了,问题的严重性已经达到触目惊心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生态与环境问题逐渐引起政府与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正应了恩格斯在1894年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所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 1972)这些年,生态研究成果以几何级数增长,我刊也发表过一些这方面的论文。学者们动辄追溯到先秦诸子,大肆鼓吹“轴心时代”的生态智慧。诚然,自从有了人,就有了生态问题,也有了生态思想,但生态之为迫切的、具有灾难性的问题,还是近代工业社会的产物,特别是近半个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为满足自己的贪欲对大自然无度攫取,才有了危机。老祖宗再有预见性,也不可能提出针对今天之现实的、可操作性的方案,他们的片言只语,都是大而化之的、原则性的,将之无限放大,于事无补。如果做个统计学的计量分析的话,“天人合一”这个术语的引用频次会高得惊人。想想看,不仅“天人合一”是我们的专利,“人定胜天”同样是我们的先人喊出来的,我在一篇随笔里曾谈到,直到30年前唐山大地震的时候,“人定胜天”的口号还喊得震天响。因为有“天人合一”的思想资源,我们的生态环境保持得很好,是这样的吗?恐怕不是吧。明乎此,我们才好解释,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突飞猛进,我们的生态环境才成了“问题”。你总不能说,过去千百年我们铭记并实践“天人合一”的理念,近一二十年才把它给丢了,所以生态破坏了。抓住片言只语大加发挥,这种学问是要不得的。研究历史,应该把三个东西结合起来,文献记载或曰学者的思想是一个方面,统治阶级的意志是一个方面,老百姓的实际生活是一个方面。以前者替代、遮蔽后两者,必然导致对历史的歪曲,也无从得到真传。
抱着“国粹”不放的人,常犯这样的错误。鲁迅先生当年就讽刺说:“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此类谬种至今不绝。讨论任何一个现代性的命题,他都能考证出古已有之,并言之凿凿地说,我们比洋人早了若许年,以彰显历史之悠久。根本不考虑有无可比性,语境不同,概念的内涵、外延殊异,就在那里信口雌黄,瞪着眼睛说瞎话。有时还振振有辞地征引洋人的言论,洋人中的权威人士说了,拯救21世纪的人类,要靠两千五百年前中国孔子的智慧。故作爱国状,却丧失了应有的理性,躺在先人的功劳薄上自慰。
一篇文章写讫,自审、自问:我过度阐释了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