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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讲述李可染画笔背后辛酸 
作者:[路琰 任愚颖] 来源:[环球人物杂志2010年12月20日] 2014-06-03


  12月3日凌晨3点多,北京的冬夜滴水成冰,90岁的邹佩珠已经起床,她把能回忆起来的事都写在一张白纸上,年岁大了,再好的记性也不如笔头好使。7点多,她又躺了一会儿,然后正式起床梳洗。10点钟,当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来到她家时,老太太已特意换了件枣红色的中式对襟衫,衬着满头银发,煞是好看。

  记者提起11月22日李可染的水墨巨制《长征》拍到1.075亿元,她淡淡地说,那画早不归李家所有,她有的,只是三里河这间旧房子。早晨的阳光照进屋里,映在相框中李可染温暖的笑容上,邹佩珠说,自丈夫去世,她看着这笑容已过了21年,那是她的“画牛郎”(李可染以画牛著称)。

  往日一幕幕从她眼前掠过,老人家把自己与记者都带到了往昔岁月,一谈就是6个小时,连饭都忘了吃。讲起祖国家园,她慷慨激昂;谈到丈夫,她深情款款。

  战乱中与“画牛郎”的奇缘

  以前,人们问我和可染是如何相识的,我就开始讲故事。我的生日是农历“七夕”,民间说生在这天的都是织女一样的巧人。我没遇见我的“放牛郎”,但是遇见了可染这个“画牛郎”。这是天意吧?我们之间真的有许多说不清的缘分。

  可染是徐州人,22岁时到杭州国立西湖艺术院学绘画,而我家就在杭州,彼此同在一座城市多年,却不相识。本来我们之间没多少交集,“七七事变”后,战火顿起,烽烟把我们连在了一起。

  1937年,日本人打杭州的前一天,我们一家人逃难,从上海到江西,再到长沙。一路上飞机追着我们的火车扫射,不断有人从我身边掉下去。那时可染带着妹妹李畹(音同“晚”)从徐州开始逃难,也到了长沙。他们家住在岳麓山下,而我家住在山上。后来长沙也守不住了,我们在一个早晨逃了出来,可染也是同一天离开的。这是日后我认识他才知道的。

  离开长沙后不久,我母亲在漂满死尸的河里洗衣服时,把手弄破了,结果染上了病毒,第二天就死了。我辗转到了重庆姐姐家,在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雕塑系上学。巧的是,那时可染也从贵州逃到了重庆。重庆并不安全,眼见一架架飞机像麻雀一样飞来,密密麻麻的炸弹扔下,大家就一窝蜂地往防空洞里跑。有人跑得慢,被炸死了,肠子就挂在树上。可染经常到一个大隧道里躲着,有一天,他的朋友硬拉他出去,那是他唯一一次没在隧道里躲炸弹。就在那天,几万人因为缺氧死在隧道里,他躲过了一劫。

  那时,我与同宿舍一个女孩很投缘,就是可染的妹妹李畹。我们经常一起聊天,她跟我念叨自己有个哥哥,叫李可染,曾是西湖艺术院的学生,校长林风眠特别喜欢他。渐渐地,我听熟了这个名字。

  1943年春末的一天,阳光格外好,我突然心血来潮,要出去画水彩,就在离学校不远的路边选了个景,画了起来。一个又高又瘦的年轻人摇摇晃晃走了过来,看起来病恹恹的。他打听艺专怎么走,我就给他指了路。他顺口问我一句,有个叫李畹的学生认不认得,我心想,你可问对了,她就住我下铺。后来才知道,这个人就是李可染。

  不久,他到我们学校教绘画,住在教员宿舍,也就是一间茅屋,能摆个床,放个画画的小板子。可染多才多艺,除了绘画,还会拉胡琴,精通京剧,正好我也曾跟着家里的唱片学过京剧,他拉胡琴时,我就在旁边唱戏。

  可染住的地方旁边是竹林,有一天,他屋里地上冒出了竹笋,我就帮他天天浇水,竹子一直长到天花板上去了,他唤作陪竹,正好是我名字的谐音。又想到晋人“不可一日无此君”,他就给这茅屋起了斋名“有君堂”。这对我也有很大触动。一些日子相处下来,我们越来越珍惜对方,要知道,我们都是死了几次没死成的人,感情非常不一样。

  1944年我们结婚了。可染出身贫农,我的家境好一些,但是战乱时,连身上的衣服都丢光了,也是一穷二白,算得上与他门当户对了。

  结婚时,我们借了学校的单人床、一块画板和两把高腿条凳。又借用老乡堆草的一间屋,还向老乡借了一张桌面有裂缝、四腿都摇晃的方桌,一把窄的条凳。房子是土打的,地面墙面都凹凸不平。为表示是新房,我和李畹买了扫把和石灰,把墙刷了一下。不刷还好,一刷更花了,但是意思到了。

  那年可染37岁,我24岁,可染的前妻苏娥去世后给他留下了3子1女。丧妻之痛和抚养孩子的艰辛让他经常失眠。我们刚遇见时,他全身长红点,瘦得只有一层皮,肋骨看得清清楚楚。我心痛难忍,决心今后一定要在事业上扶助他,并把他的身体调理好。结婚后,我养了几只羊,还喂了几只鸡,用鸡蛋给可染补身体。

  1944年年底,我们的长子李小可出生。有一次,可染出去办事,一连3天没回来。我很着急,等他回来我才知道他去听戏了,因为戏好,就一连听了3天。我大发雷霆,竟把床都坐塌了,我问他:“李可染,你要是这样只迷戏,你的画还能成吗?”他知道自己理亏,没有说话,以后再也没有犯过这样的错。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对他发火。

  抗战胜利后,可染到北平教书,直到新中国成立。

  生活辛苦却成绩斐然

  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一股潮流认为国画是封建文人画,画些花花草草,只讲求格调,没有烟火气,像什么样。那时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们都不屑上国画课,李苦禅先生因此无课可上,可染本来是教国画的,也只能去教水彩,但是他的心里始终不以为然。他学过西画,也画过抗战宣传画,他认为国画可以展现当代的现实,就决心改革国画。

  那时,他经常出去写生,但我最怕的也是他去写生。写生时跋山涉水,鞋子很重要。可染的脚和常人不同,有畸形,脚底下有块突出来的地方,走路会痛。我就在他鞋底挖一个洞,刚好合他的脚形,然后再加一层鞋底。这辈子我做了多少双这样的鞋真记不清了。鞋坏了之后的路程对可染来说异常痛苦,但他还是会坚持走完。

  1954年,他和张仃、罗铭想去江南写生,却都没有钱。一家杂志社的主编预支了100元稿费,他们这才出去,一路住马车店,吃路边摊, 100元花了几个月。可染的衣服破了,鞋也漏了,鞋底垫着个纸片,就这样到了南京我大姐家。大姐帮他缝补鞋袜,还替他买了回程车票。等到他回来时,就跟叫花子一般。

  可染每次出去写生,不管多长时间,都对家里很放心,因为他知道有我在。那个时候我们住在北京大雅宝胡同,为了使可染完全投入到创作中,我放弃了雕塑,承担起家庭的担子。我们有5个孩子,还有老母亲要赡养,可染的哥哥、姐妹家中有困难都需要我们帮助,老家亲戚钱不够,也要寄去。每到月中,我俩的工资就都花光了,总要向别人借。后来学校决定给我们每月补助20块钱,但可染是要强的人,领了一次就谢绝了。这样我就只好去北京市第十一中学兼职当美术老师,每天光批改作业就要到半夜,第二天还要上班,我少睡觉的功夫就是从那个时候练出来的。

  不过这些辛苦都有回报,可染成绩斐然。他把写生路上的所见,甚至连上海的汽车、洋房都收入画中,用国画的笔墨画现代生活,非常协调。当有人说,中国的传统走到穷途末路了,可染只回了四个字:东方既白。今天,大家都说可染的画意境非凡,对国画开拓有功,却不知道他画笔背后的辛酸。

  从没埋怨过谁

  可染一生中,对他最大的打击,是“文革”期间心中的艺术理想被打破。那时可染被迫停笔,上台挨批斗,要戴高帽子。他头发很多,戴不上,红卫兵就把一盆糨糊倒在他头上,他有多委屈啊。1969年起,他被下放到湖北丹江口。

  政治高压下,可染得了失语症,大部分时间不能画画,他不想浪费光阴,就开始练字,像小学生一样,将毛边纸折叠出格子,抄录毛泽东诗词,工工整整地写一种厚重的字体,被他戏称为“酱当体”,就是以前当铺、酱菜店大门上写的招牌字。可染很珍惜纸,每张纸写满后,又在上面练习横平竖直的线条。我害怕他把难过憋在心里,就总守在他身边,给他洗头,讲开心的事。听说要抄家,我整夜不眠,把家里所有的书都拿出来一页一页检查,生怕被人发现什么对可染不利的东西。

  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前,总理嘱咐要布置一些宾馆,叫可染回来画些画,当地不放。第一次拿了北京市的介绍信,不行,又换了国务院的介绍信,才把可染接回来。

  别人看我们家,总觉得我最苦,其实可染最苦,无法照顾好儿女一直是他心上的枷锁。我们的长子小可从部队复员回来,去了内燃机厂,打了10年铁。三子李庚到内蒙古放了十几年马,后来他去日本,我们唯一能给的就是可染的一件旧棉袄,坏了很多地方,临走前我补了一夜。我们的女儿,当初怀她的时候,可染和我商量一定要送人,因为感觉实在没办法养她了,结果生下来可染抱着眼泪流了一夜,最终还是没有舍得。“文革”中女儿到六盘山插队,恶劣的环境让她得了脉管炎,差一点儿就把腿给锯了。回北京时,她穿的是自己纳的布鞋,肩上挑着一担豆子,20多岁的人头发都白了,我们一家人看到后就哭了。

  可染是个温厚的人,无论受什么委屈,都没怨过谁。都说文人相轻,但大家都对可染好。他自己说过:我不一定是好人,但确实没有时间去做坏事。一个有理想的人,哪有时间去骂别人。和可染生活那么多年,我自己也深受他影响。2007年是可染百年纪念,我想把他的作品都捐出来,给可染百岁送个礼。当时中国画价格暴涨,可染的作品更是翻了十几倍,孩子们一度想把画卖掉。在我看来,要是卖掉,我们的确成了富翁,可东西没了,无法集中表现国家那一段时期的成就。再多的钱财,再供我们享受,又能如何?我们这一代人是从死亡线过来的,希望国家富强,好,然后更好!这也是我与可染的共同心愿。

  现在可染的画卖到上亿,对我们也不会有任何影响。钱不是安身立命的东西。我腰椎间盘突出,在这套房子住了30多年,每天要爬4楼。孩子想给我换房子,我说你爸爸死在这里,我还是在这里吧。住再大的房子,没有好思想,无用!人如此,一个民族也同样,有好思想才能自强不息啊。现在中国传统艺术有了市场,真让人高兴,但别把这些艺术都物质化了,忘却了背后承载的民族魂魄。那才是中华民族的立国之本,是用钱换不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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