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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管家吴连登讲述往事:毛主席和江青AA制,稿费上亿纯属造谣 
作者:[新法家] 来源:[网友推荐] 2019-07-30

网络上关于“毛泽东留有亿元遗产”的传闻曾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毛泽东的稿费数量也由100多万元炒至7582万元,甚至1.3121亿元。为毛泽东管理家政长达12年的吴连登说:“如果大家了解毛主席平时是怎么过日子的,这些谣言不攻自破!” “平板三轮带我入中南海”,如今回想,吴连登自己都觉得“像梦一般”。1958年,小学没毕业的他考入江苏省盐城地委招待所当服务员。“即便是打扫卫生、端茶送水,我也总比别人快。我一趟能拿10个暖水瓶,一手提4个,两个胳膊再各夹一个。招待所离打水的地方一趟500米,我每天5点起床,就这么来回跑,一个人负责整整一栋楼。”   1959年,北京人民大会堂建成,从全国各地挑选服务员。盐城只有一个名额,吴连登被选中了,分配到大会堂餐厅当服务员。1961年5月,中南海服务科科长来到人民大会堂,从近千名服务员中选拔两名进入中南海。吴连登永远忘不了那一天,“中南海派了一辆平板三轮车来接我们,周围挤满了来看热闹的同事。我俩把行李放在车上,跟在三轮车后面,一步步走进了中南海。”  吴连登在中南海颐年堂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有个习惯,开会他基本上是第一个到,他要和陆续进来的人有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平常业务熟练的吴连登,手抖得厉害,等走到毛主席面前,茶已经洒出了一半。“毛主席有个习惯,凡是第一次见到的人,他都会盯着你看,问你的情况。主席问我:‘你是新来的吧,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吴连登。主席问我的名字是谁起的,我说是一个和尚。主席笑着说:‘一听就不是父母给起的,这个名字好。’主席又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江苏盐城来的。他说:‘噢,咸城来的。’我说:‘不对,是盐城。’主席笑了:‘唉,那不就是咸城吗?’毛主席这么幽默,我就没那么紧张了。”1964年国庆节,22岁的吴连登正在天安门城楼上服务,毛主席身边的护士长找到他,“大登,主席叫你呢!”“主席说,‘你不就是那个咸城人吗?我可记得你呦。我要和你商量点儿事,因为我身边有许多事情,家里也有许多事情,都没有人做,我想请你,能不能给我帮帮忙?’当时我既紧张又感动,主席竟然这么客气请我帮忙。我激动地说‘好!’,就这样我进了毛主席的家。”  毛主席和江青AA制,吴连登最初的工作是负责杂务,搞卫生、整理库房、打水送饭。“主席的房子是一个大概200多平方米的四合院。家里还住着江青、李敏、李讷,以及江青的姐姐和她的女儿。” 1968年,吴连登被正式任命为管理员,毛泽东将自己的工资、家中的各项财政支出,都交给他全权管理。  吴连登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主席的工资总不够用。原本毛主席领取的是国家一级工资,总数是610元。三年自然灾害后,他带头将工资降到了三级404.80元。“一直到主席临终的时候,这个数目再也没变过。每月的固定开销:党费10元;主席的房屋包括家具全是租用的,一月费用84元;两个孩子的学费,原来每人15元,随着物价上涨,提高到每人30元;江青还有一个姐姐住在这里,每月生活费30元,也由主席支付;冬天还要取暖费30多元。大约固定花销为200元。”  吴连登算着毛主席的几大开支:“吃饭每月100元左右,哪怕是从中南海供应科拿回一棵菜,也要付钱。主席还有很多民主党派的朋友,请黄炎培、章士钊他们,也是主席自己掏钱。另一个开支是抽烟,每个月将近100元,还要有几十元的茶叶。”  毛主席还有一笔开支:湖南老家经常来人,有的是经济困难,有的是来看病,交通食宿和走时带的一点生活费,都由毛主席负担。“钱不够用时,我只能为难地去找毛主席。每一次我都拿着账本,先给他逐一汇报这个月的开销,主席一看我的架势,就会问‘钱又不够用了?’然后我要自己打报告,后面附上账单,主席签上字,我才能到中央特别会计室去领主席的稿费。”  “江青的工资是243元,工资领回来我就记到账上。他们各花各的钱,这是主席交代的,就是现在通常说的AA制。”吴连登说江青最大的支出,可能是购买摄影器材和冲洗胶卷。“江青经常让我去给她改一些衣服。没钱的时候,她也会把白色的衣服染成灰色,过段时间又染成黑色来穿。有人说江青拿牛奶洗澡,我负责采购,没有买过那么多牛奶。江青当年用过的比较奢侈的东西就是发胶,只有友谊商店可以买到。”江青常叫一些京剧界的朋友来开会。“但她每次都是中午11点散会,下午接着开,让他们回去吃饭,减少开支。后来,江青因为钱不够花,还曾欠过新华社8000元钱。” “主席的正餐一般是四菜一汤,一个荤菜,一个鱼,一个半荤半素,一个全素。每天的食谱、菜品采购,都由我来定。我的责任重大,如果主席因为吃不好而生病,我没法向全国人民交待。”让吴连登苦恼的是,毛主席从来不对饭菜发表任何意见,也从来不主动说想吃什么。所以除了四菜一汤,吴连登还要准备四个小碟。“一碟蒜泥,一碟辣椒。还有两碟是两道其他的菜,如果主席吃了,我明天就做给主席吃。”
有人说毛主席常吃红烧肉,吴连登纠正说:“其实主席绝不是天天吃、每周吃,我们安排一个月吃两三次。主席平时吃杂粮、青菜比较多,几乎每天要吃一个红薯,一个玉米。”  吴连登说,毛主席唯一在生活上有要求的,就是烟和茶。“茶叶,主席一直喝龙井。但抽烟,却让我们费尽了心思。”主席战争年代抽过旱烟,抽过从国民党缴获的纸烟和其他杂牌烟。解放后,还抽了几年的三五牌香烟。也抽过中华、熊猫。1969年,主席对雪茄产生了兴趣。“有一次,主席在游泳池召集领导开会,旁边坐着的李先念抽着雪茄烟。主席总是看他,眼巴巴地看着。一般开会没人给主席递烟,李先念那天给了主席一根。主席接了过来说,‘先念啊,你抽这么好的烟,也不告诉我。’”吴连登开始四处打听李先念抽的雪茄。“它是成都一个老师傅自己卷的。我们把他请到了北京,专门给主席卷烟。这个雪茄烟有个缺点,抽了容易引起咳嗽。为此,我们在里面加了一些止咳化痰的中草药。我们还考虑,主席毕竟年龄大了,又有烟不离手的习惯,为了保证安全,不引起火灾,这个烟加了一个特殊的工艺,在30秒之内不抽,它就会自动熄灭。”吴连登感慨地说:“如果非要说主席有什么特权,享受了什么生活,那么这个抽烟,就是主席唯一的一点喜好。主席去世后,我坦诚地讲,家里没有剩一分钱存款。”为了进一步核实毛泽东家庭财产的问题,吴连登特意去找了汪东兴同志,还专门拜访了当时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中南海财务处处长刘元祥、中央办公厅专职负责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特别财务的郑长秋等人。汪东兴,人称“中南海大管家”,在毛泽东身边担任中央警卫工作30余年,曾任公安部副部长、中央警卫局局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党中央副主席等职,为粉碎“四人帮”发挥过特殊作用,现离休在家。有报道称:“1967年3月,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选》、《毛泽东诗词》稿酬的计算标准建议:《毛泽东选集》(1—4卷)平装本、精装本每套稿酬1角;《毛主席文选》稿酬每本2分5厘;《毛泽东诗词》每本稿酬3分……”汪东兴说:“‘文革’期间出版过数以亿册的《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语录》、《毛泽东诗词》等,但是毛泽东没有拿过国内一分钱稿费。”  吴连登告诉汪老:“某杂志报道称,江青曾先后5次声称她有权继承毛泽东的遗产,并提出提取5000万元给女儿和亲属,但她的要求被拒绝了。李敏、李讷也申请过,也被婉拒了,其后由中办先后给她们二人拨下近200万元,购买住宅和留作家用。”
“5000万!”汪东兴听后笑了,“30多年前的5000万是什么概念?江青会提出如此惊人的数额?我不相信。我只记得毛主席跟我讲过的,他老人家说:‘江青以为我要死了,要办后事了,向我要15万元,我给了她3万。’”  1952年到1986年专职负责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特别财务的郑长秋说:“毛主席的稿费一直是我管的,到他老人家1976年9月逝世,共计为124万元人民币。到1983年底,毛主席的全部稿费为157万多元。原因是存款利息上调了。每次稿费的收入和支出都由汪东兴同志签发。”  郑长秋回忆,当年毛主席的稿费主要用于资助党外民主人士和特殊开支。“毛主席每年都给章士钊、王季范各2000元,分上、下半年两次。1972年,经毛主席批示,分别给贺子珍、江青、李敏、李讷各8000元,作为生活补贴之用。”吴连登也知道这件事情:“毛主席早有规矩,孩子们参加工作,拿到工资,他就不再补贴。最初是因为1972年李讷生下了儿子效芝后,几十元的工资,要维持家庭生活、要请保姆、要买奶粉,生活非常困难,才找到张耀祠同志求助。张耀祠写条子请毛主席批准。毛主席也动了情,说:‘不要批了,你说该给多少钱?’张耀祠说:‘这回李讷开销不小,给个几千块吧。’毛主席这才同意从稿费中支取8000块钱给她。之后,毛主席出于对亲属的一视同仁,又分别给贺子珍、江青、李敏各8000元,作为生活补贴之用。”采访进行了6个小时,吴连登丝毫没有倦意。每每提起主席,他总是情绪激动,“我尊敬主席,也崇拜主席。我是一个小小的管理员,不敢全面评价主席,但我希望能通过这些微小的侧面,让大家了解中国的伟大领袖!”
文章作者:《环球人物》记者刘畅,文章来源:摘自《环球人物》2008年7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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