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摘自2006年第6期《高校理论战线》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社会上各种思潮蜂起，其中之一便是“儒学热”。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有丰富的内容，值得我们花大力气去研究、继承和发扬。“儒学热”的兴起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事物的发展总是复杂的，在“儒学热”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有些人借着“儒学热”提出了一套“儒化中国”的主张。

一

“儒化中国”论者把儒学说成是人类的最高智慧，是指导人类未来发展的“圣道”，也是解决中国各种问题的唯一良药。他们提出，中国“当前的现实是有效率的，但又是不公正的，而且缺乏合法性”，出路只有一个，便是“儒化中国”，把中国建成“儒教国”。
在思想文化上，他们贬斥儒学之外的一切其他文化。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和一切西方文化统统斥为“小人文化”，认为只有中国传统文化是“君子文化”。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他们实际上又只承认儒学一家。他们宣称：“从中国未来的发展来看，儒家文化就是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统一思想”。他们力图把儒学宗教化，鼓吹建立“儒教”，并主张定“儒教”为“国教”，使之成为中国的“文化权力中心”。
“儒化”论者不仅主张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唯儒独尊”，使儒教成为中国的“文化权力中心”，还进一步主张在社会上、政治上实行“唯儒独尊”，使儒教成为中国的政治权力中心，“成为指导国家政治生活的主导力量”，把整个中国变成“儒教国”。他们明确宣布：“新蓝图的灵魂还是我们中国的儒家思想，而不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或自由民主主义”。因此，他们把这种关于未来的通盘构想称为“儒教国”，而建立儒教国的过程就是“儒化”。
“儒化”论者不仅提出了建立儒教国的目标，还设计了一套把中国变为“儒教国”的具体方案。他们提出，总的原则是“和平演变”，具体策略是“上行路线”与“下行路线”“双管齐下”。所谓“上行路线”，就是“儒化共产党”，把共产党变为“儒士共同体”。所谓“下行路线”，就是把儒教确立为国教，“儒化社会”。
“上行路线”的主要内容是：“恢复儒教古代‘王官学’的地位，重建新的科举制与经典教官制度等”。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党校还要保留，但教学内容要改变，把四书五经列为必修课，每升一次官就要考一次，合格的才能上任。公务员考试要加试儒学。要有意识地在儒家学统与政统之间建立制度化的联系，而且是垄断性的联系。有一天，儒学取代了马列主义，共产党变成了儒士共同体，仁政也就实现了”。他们还说，“在这方面，国民党做得比共产党好”
在他们看来，“上行路线”是“和平演变”的主要路线，“下行路线”则是在“上行路线”实现之前的“变通路线”。其主要内容是：“短期来看，最关键的是把儒学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小学到大学都要设立国学课。……国学课传授的是一种价值、一种信念、一种文化的灵魂。”“长期来看，最关键的是把儒教确立为国教。……只有当儒教复活了的时候，我们才能说社会的儒化成功了”。为此他们明确提出要着手“在民间社会中建立儒教社团法人”，成立“中国儒教协会”，来“完成中国儒教的全面复兴”。
他们还为“儒教国”制订了一套具体的政治方案，主张用“儒家议会三院制”来取代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方案规定，政府从“儒家议会”产生，对“儒家议会”负责。所谓“三院”，指“庶民院”、“通儒院”、“国体院”。“庶民院”代表“民意”，其议员按一人一票的原则由民众普选产生。“通儒院”代表儒家圣贤理想和“天道价值”，其议员根据德才兼备的标准，通过考试、举荐和到民间察访等方式产生。“国体院”代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其议员按血缘关系，从历代圣贤、历代帝王和历代历史文化名人的后裔（如孔子的后裔）中挑选，通过继承和任命产生。按照这个方案，现代的“通儒”和古代儒家的后裔将在“三院”中占有两院，在“儒家议会”中稳居多数。再加上他们在“儒化共产党”的计划中提出的各级政府官员必须通过四书五经的考试，“合格的才能上任”的规定，“儒教国”的议会和政府自然都将牢牢地掌握在他们这些“当代儒家”手中。中国现行的人民民主制度将从根本上被废除，而代之以“儒教”独掌政权的制度。
“儒化中国”论者的思想、主张显然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儒学热”的范围，已经不是从思想文化上研究、弘扬儒家文化，所提出的也不是弘扬儒家文化的学术研究计划，而是要把“儒学热”从思想文化研究活动、从学术活动引向政治活动，实现其改变现行政治制度、独掌国家大权的政治主张和活动计划。

二

“儒化中国”的主张，无论在理论层面上，还是在历史与现实的实践层面上，都是行不通的。
首先，“儒化中国”论者所提出的定儒教为国教的观点，是历史的倒退。“儒化”论者认为，只要用儒家思想取代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的指导思想，中国的一切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了。这是无视中国历史发展情况的臆说。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大多数王朝一直都是以儒家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儒家学说，从汉武帝开始一直到清王朝灭亡，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汉武帝时就已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学以外的百家学说一律排斥于官学之外，对儒生则倍加优礼。国家上层基本上实现了“儒化”。但这并没有使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得到解决。土地兼并、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汉武帝生前就常有农民起义发生，汉武帝死后仅数十年，西汉就灭亡了。在理论层面上，以汉儒经学为内容的儒学，越来越固守先儒成说，也就越来越不能满足封建统治的需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北宋时期，所谓“自汉儒至庆历间，谈经者守故训而不凿”，就是指的这种情况。从北宋开始，以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司马光等所谓的“六先生”为代表，顺应统治者的需要，对儒学进行创新，从而使“以义理之学取代汉唐以来的笺注经学”成为从宋代开始的“一般趋势”。到南宋时期，程朱理学这一“新儒学”完成了对旧儒学的理论改造，成为统治者的官方哲学，并日益突出其对社会控制的实践层面的功能。程朱理学在明朝中后期虽然遭到陆王心学的冲击，但这都是儒家学说内部不同学派的斗争。明亡之后，程朱理学重新确立了官方哲学的“崇高”地位。在中国最后两个封建王朝——明朝、清朝，儒学的独尊地位比汉武帝时更为突出，不仅官学，就连民间的私学也全都以儒学为主课，各级科举考试全都以儒学为主要内容，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科举考试、官私学教学的权威教材。在“儒化”方面，明、清帝王所做的绝不比“儒化中国”论者所计划的差，但这并不能防止明、清王朝的腐败、衰亡，也未能阻挡西方列强的入侵和西方文化的传入。因此，到晚清时期，由于无法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作为官方哲学、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先后受到维新派和革命派的批判。他们批判儒家学说的武器，主要是从西方引进的民权、自由、平等思想，批判程朱理学用以控制社会的“三纲五常”和维护旧的政治体制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意识形态控制，为此，维新派提出了“冲决网罗”的主张。康有为等人虽然打着尊崇孔子的旗号，但其“托古改制”，实质上是在今文经学的外衣之下，部分地引进西方的政治制度以改革当时中国陈腐、落后的政治体制。这与张之洞等人打着看似开明的“中体西用”的旗号，实质上是顽固维护“儒教”的统治地位，顽固维护儒家纲常，是大不相同的。1898年3月，张之洞针对维新派的主张抛出著名的《劝学篇》时，就明确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议。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但是，顽固维护儒学意识形态的人，毕竟无法解决近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也无法阻挡清王朝灭亡的命运，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也推翻了儒学在中国二千年的思想统治。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在教育总长蔡元培领导下，1912年1月，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学校废止读经，不准祀孔，这标志着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不复存在。当时，全国许多地方，如四川、湖南、广东、江苏等地的学校，纷纷遵照这一命令，废除了尊孔读经，把孔庙改为学校或习艺所，停止祀孔典礼。不过，随着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以袁世凯和康有为为首，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为帝制复辟服务。当然，袁世凯和康有为相互利用，目的却不一样。袁世凯利用康有为掀起“尊孔复古”的逆流，是要为自己登上皇帝的宝座服务。而康有为则是想拥立清帝复辟。在这股“尊孔复古”逆流中，1913年6月，袁世凯发布《通令尊崇孔圣文》，鼓吹“天生孔子为万世师表”，宣称儒学是“放之四海而准者”，只有用“礼义廉耻之防”，才能“遏横流”“正人心”，并恢复了祀孔典礼。康有为为了推翻共和、复辟帝制，曾别出心裁地提出要创立什么“孔教”，1916年他甚至上书北洋政府，要求把孔教定为国教，并“编入宪法，复祀孔子之拜跪明令”。但康有为的主张应者寥寥，连他过去的主要门徒梁启超等人对他这一主张也都不予理睬。而批驳康有为者，则屡屡见诸报端。连曾经主张“用国粹激动种姓”的章太炎也发表了《驳建立孔教议》，认为：“今人猥见耶苏、路德之法，渐入域中，乃欲建树孔教，以相抗衡，是犹素无创痍，无故灼以成瘢，乃徒师其鄙劣”。1917年初，李大钊也发表《孔子与宪法》一文，批驳康有为等人提出的定孔教为国教，并载入宪法的主张，批判北洋政府竟在宪法草案中写入“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行径。他指出，“宪法与孔子发生关系，为最背于其性质之事实”，这样的宪法“为陈腐死人之宪法，非我辈生人之宪法也；荒陵古墓中之宪法，非光天化日中之宪法也；护持偶像权威之宪法，非保障生民利益之宪法也。”陈独秀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康先生电请政府拜孔尊教，南北报纸，无一赞同者；国会主张删除宪法中尊孔条文，内务部取消拜跪礼节，南北报纸，无一反对者。而原书一则日‘当道措施，殊有令国人骇愕者’。再则曰‘国务有司所先行，在禁拜圣令，天下骇怪笑骂！’吾知夫骇愕笑骂者，康先生外宁有几人？乌可代表国人，厚诬天下？”不久，康有为就因参与反动军阀张勋导演的扶持溥仪复辟的丑剧而声名狼藉，黯然退出历史舞台。随后，北洋军阀政府也被国民革命所推翻。
“儒化”论者将民国时期就已经被先进的中国人所唾弃的定“儒教”为国教之说搬出来，这并非历史的进步，而是历史的大倒退。
其次，儒学思想并不能解决近代中国的问题，更不可能解决现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
“儒化中国”论者认为，只要以儒家思想作为执政思想，那么中国存在的一切问题将会迎刃而解。按照这一逻辑，近代中国如果坚持以儒教为指导，就不会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有人还说，太平天国革命之所以失败，曾国藩的湘军之所以胜利，就在于湘军是以儒家思想、程朱理学为指导，而太平军是以洪秀全引进西方基督教而建立的“拜上帝教”为指导的，即所谓“有本者昌，无本者竭”。所以，曾国藩的湘军打败了洪秀全的太平军，孔夫子战胜了耶稣基督。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知道，清代从康熙朝正式确定程朱理学为官方哲学，直到清朝灭亡，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儒学，就一直是封建统治者的执政思想，并贯穿于属于中国近代史范畴的整个清晚期。既然儒学是“儒化”论者称道的“极好”的指导思想，为什么没有像他们所宣称的那样，解决近代中国的问题？起码人们会提出一个基本问题：为什么儒学不能确保中国在对外战争中获得胜利呢？为什么它不能使中国避免沦为半殖民地呢？近代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屡战屡败，灾难深重。而就在有人所宣扬的儒教的湘军战胜基督教的太平军期间，在信仰基督教的西方列强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以儒学为执政思想的清王朝遭到了可耻的失败，清咸丰皇帝逃到了热河，首都北京被英法联军占领，圆明园被烧毁。“儒学优胜论”显然不攻自破。近代中国的沉沦，虽然有多种因素起作用，但历史已经证明，以儒学为指导的封建统治的腐朽是根本原因。历史证明，儒学是不可能解决近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的。
使中国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的历史任务，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民主革命完成的。因此，我们提出的问题是，究竟是儒学灵还是马克思主义灵？
以儒学为官方哲学的清王朝和北洋军阀政权，使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命运，而“儒化”论者所谓儒化“做得比共产党好”的国民党政权，仍然没有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的命运。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并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把中国由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变为一个独立。民主、自由、统一和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使中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综上所述，从中国近代以来，占据独尊地位的儒学解决不了国内外的严重危机，一些人被迫另寻出路，向强大的对手——西方学习，经过几十年的多方努力，仍然解决不了问题，这才有人转而学习马列主义。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又经过了几十年的艰苦努力，中国逐渐发生了惊人的变化，由备受列强欺凌的国家变成受到各国普遍重视的国家。尽管中国现在仍存在许多现实问题，但与儒家独尊的时代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了。“儒化中国”论者把中国的各种现实问题归咎于马列主义取代了儒家的地位，断言只要“恢复”“儒教”的指导地位，一切问题便可迎刃而解，这不是有意歪曲历史，便是对历史全然无知。

三

“儒化”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向传统文化“复归”的“儒化”过程，与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已没有多少关系了。在他们看来，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是“儒化”的产物。其实，这种观点是经不起辩驳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起来”。其直接动力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需要，其出发点是中国现实的国情，即中国的实际。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第一次向全党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任务时就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的具体环境中，“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并经过在实践中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不懈的追求。而中国的现实国情、“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只有了解中国的历史，才能真正认识中国的现实。因此“中国的实际”，既包括中国的现实实际，也包括中国的历史实际。这就要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注重研究和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要与中国历史发展状况相结合，必然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所以，毛泽东强调指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特有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形成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并通过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表现出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民族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就是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内容，运用中国化的民族语言，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语言和中国民众习用的语言，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阐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使之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易于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普遍接受，并化作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准则。而善于从传统文化、现实生活和人民群众中发掘理论语言的内涵，正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特点和优势。当年，毛泽东在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时，使用了中国古代文化中“实事求是”这个概念，并对这一概念作了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赋予了新的含义，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标志。它说明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不是抛弃马克思恩格斯创造的理论和话语系统，而是以之为基础，通过“翻译”成中国民族语言的过程，实现向中国化的迈进，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具有极端重要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容的中国化和表现形式的中国化是密不可分、相互交融的。只有这样，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也只有这样，才能在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总结和运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新经验来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发展马克思主义。
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毛泽东思想使用了一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语言，包括儒家文化的语言，就断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实际上就是“儒化”的产物。这里的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相结合，从中国实际出发，而不是教条主义化，它要求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灵活运用；还在于我们一定要明确“中国化”不是去马克思主义化，而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基础和指导，来批判吸收传统文化。毛泽东说过：“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然而我们中国有些人却崇拜旧的过时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人不仅不适用而且有害。这样的东西必须抛弃……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针对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他还进一步强调说：“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认识和对待传统文化，他们始终保持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态度，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的结合，看作中国革命和建设走向深入的标志，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就明确指出过：“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
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核心内容，产生、发展、成熟于中国古代社会，是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产物，作为封建社会的官方哲学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其自身虽有值得继承的有价值的精华，但也不乏诸如封建纲常名教之类应当摈弃的陈腐的糟粕。对此，我们不能像“儒化”论者那样，先验地认为儒家文化都是中国的优秀文化，要以儒学为指导思想来分析一切，甚至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以儒学为指导，全盘地“儒化”。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不仅是与传统文化相融合的过程，也是同传统文化中各种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发展进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我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巨大成果。但是，几千年的封建主义传统根深蒂固，加之未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一度放松了对封建主义遗毒的警惕和批判，导致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曲折和顿挫。因此，在马克恩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过程中，必须警惕中国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的渗入，只有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决不等于“儒化”。我们今天提倡加强对儒学的学术研究工作，目的是更好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服务，是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而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应当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落实科学发展观，立足于中国的现实，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出发，继承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吸收外国文化的有益成果，纠正过去在认识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上存在的教条主义、僵化、简单的偏向，但不能因为倒脏水连孩子一起泼掉，更不能借中国国情特殊论，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的重要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对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指导意义。因此，我们更需要做的，就是认真地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什么别的主义，更不是“儒教”，从国内外的实际出发，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