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处机真人像

    王重阳创立的全真道，兴起于金大定年间的山东半岛。在王重阳尤其是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与孙不二等“全真七子”的不懈弘扬下，全真道逐渐由山东走向陕西、河南、河北等地，成为金末元初中国北方影响最大的道教宗派。十三世纪二十年代初，作为全真七子之一的丘处机，审时度势，在南宋、金与蒙元之间做出明智选择，不顾七十三岁高龄，长途跋涉几万里，历时四年多，面见一代枭雄成吉思汗于雪山之阳，并凭借其高深的道行与真诚的态度，取得成吉思汗的信重，从而使全真道走向全国，成为与正一并立的中国两大道教宗派之一。虽然全真道的创始人是王重阳，但使全真道真正兴旺发达的却是丘处机。可以这样说，没有王重阳就不会有全真道，但若没有丘处机，也就不会有全真道的兴旺发达。

一、生平事迹

丘处机（1148——1227），号长春子，山东栖霞县滨都里（今山东省栖霞市）人。生于金熙宗皇统八年（1148）正月十九日，祖辈业农，世称善门。“母孙氏早亡，父娶继室怙恃之。”[1]由于家境贫寒，未尝读书，但天资聪颖，气宇不凡。十九岁时，丘处机“悟世空华，知身梦幻，拟学神仙脱轮回之苦趣，复常乐之妙源，遂抛家产，割爱情，循居昆嵛山石门峪，依道者以修真。”[2]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九月，听闻王重阳在山东宁海，他便自昆嵛山来到宁海全真庵，拜王重阳为师。王重阳为其训名处机，号长春子。当时其虽不通文墨，但为了邀励他学习，王重阳仍令其执掌文翰。此后，丘处机便跟随王重阳在山东各地传教。

金大定九年（1169）九月，丘处机与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一起跟随王重阳奔赴陕西传教，路经开封，王重阳病重。大定十年（1170）正月初四日，王重阳仙逝于汴京王氏旅邸。在临终前，他让马钰负责管领丘处机。按照王重阳的遗愿，丘处机与三位师兄扶王重阳灵柩归葬终南刘蒋村，并为师守丧三年。守丧期间，丘处机在马钰的指导下，苦修苦学，打下了较好的文化基础与内丹功底。大定十四年（1174）秋，丘、刘、谭、马为师守丧期满，于陕西鄠县秦渡镇真武庙各言其志，分路行化，丘处机西入磻溪隐修。

在磻溪的六年中，丘处机生活艰苦、学习刻苦、求道专一。[3]其穴居岩卧，“烟火俱无，箪瓢不置，日用何曾积。饥餐渴饮，逐时村巷求觅。选甚冷热残馀，填肠塞肚，不假珍羞力，好弱将来糊口过，免得庖厨劳役。”[4]且“穴居，日乞一食，行则一蓑，虽箪瓢不置也，人谓之‘蓑衣先生’。昼夜不寐者六年。”[5]大定二十年（1180），丘处机由磻溪迁往陇州龙门山继续苦修。由于“龙门去人境极远，宗师遂罢乞饭，于岩洞间自立厨爨，日止一食，门人供送者，唯许米面，虽茶果饼饵，辄被诃责。岩有悬泉，日滴盈瓿，可备师食，馀众汲取于缺，以供须用。”[6]经过“二番死魔，一番净身，自险死一番，飞石打折三根肋肢，又险死。在后屡曾病魔，扑折三番臂膊，恁般魔障不动心，越生苦志。”[7]丘处机终于在龙门成道。道成之后，他于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应京兆统军夹谷龙虎之请，由陇州龙门山迁往终南刘蒋祖庵。

大定二十八年（1188）二月，金世宗召丘处机赴阙。至京师后，金世宗令其主万春节醮事，且赐巾冠衫系，又敕修官庵为其居修之所。同年五年，金世宗召见丘处机于寿安宫长松岛，问以延生之理，丘处机对以“惜精全神，修身之要；恭己无为，治天下之本。富贵骄淫，人情所常，当兢兢业业以自防耳。诚能久而行之，去仙道不远。诞诡幻怪，非所闻也。”[8]丘处机以其平实的回答深得金世宗的赏识，同年八月得旨还山之时，金世宗对其赏赐丰厚，皆辞还受。在由京师回终南祖庵的路上，丘处机趁金世宗召见之机，大阐教化，一路不断建造宫观，像苏门之资福、修武之清真、孟州之岳云、洛阳之云溪等观，都是在此时所兴建。但好景不长，就在丘处机还未到达终南之时，金世宗于大定二十九年（1189）春病逝，继位的金章宗反对道教，并于明昌初禁绝全真道，使全真道的发展再次陷入低谷。丘处机遂于明昌二年（1191）东归山东栖霞，以故居为基，兴建滨都观。其后，但以滨都观为基地，在山东各地积极弘道，兴建了多所宫观，收授了大批弟子，为全真道的兴起积蓄了力量。 
 
在山东传道期间，丘处机曾分别于金泰和五年（1205）与大安元年（1209）两次游崂山，把全真道传入崂山，为以后崂山全真道的兴起做出了重大贡献。金贞佑二年（1214），蒙古军占领山东、河北，金都南迁，山东发生叛乱，应仆散安贞之请，丘处机出面抚谕，所至皆投戈拜命，登州与宁海州遂避免一场战争之苦，减少了不少杀戮。贞佑三年（1215）到兴定元年（1217）之间，山东发生灾荒，饿殍盈野，丘处机令全真道众辛勤耕耘，分粮济馁。又作《愍物》诗二首，其一云：“天苍苍兮临下土，胡为不救万灵苦。万灵日夜相凌迟，饮气吞声死无语。仰天大叫天不应，一物细琐徒劳形。安得大千复混沌，免教造物生精灵。”其二云：“呜呼天地广开辟，化出众生千百亿。暴恶相侵不暂停，循环受苦知何极。皇天后土皆有神，见死不救是何因。下土悲心却无福，徒劳日夜含酸辛。”[9]这两首诗充分表现了他作为一个宗教家所具有的悲悯情怀。

金泰和三年（1203）二月，刘处玄仙逝于莱州灵虚观，丘处机嗣任全真掌教。金崇庆元年（1212）与金兴定元年（1217），郝大通与王处一也先后升霞，全真七子中仅存丘处机，他独自承担起了弘扬全真道的重任。随着全真道的发展壮大，其影响力不断增强，引起了各方统治者的重视。南宋与金不断派人召请丘处机，但都被他婉言谢绝。元太祖十四年（1219）冬，丘处机在莱州昊天观，刘仲禄持成吉思汗诏书来召请丘处机。丘处机欣然答应，并于第二年春走上了西行觐见的道路。自元太祖十五年（1220）春至元太祖十七年（1222）三月，历时共两年多，丘处机终于到达当时成吉思汗所居止的行宫。在给成吉思汗讲道的过程中，“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久视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太祖深契其言。”[10]经过三次讲道与两次劝谏，丘处机以其平实的语言与实事求是的态度，深得成吉思汗信重，在其东归之时，成吉思汗赋予他多项特权。

丘处机西行归来，留驻燕京大天长观，充分运用成吉思汗赋予他的各项特权，大力弘扬全真道。早在东归途中，行至盖里泊，丘处机就曾对弟子们言：“今大兵之后，人民涂炭，居无室，行无食者，皆是也。立观度人，时不可失。此修行之先务，人人当铭诸心。”[11]回到燕京之后，丘处机广开教门，李志常述《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言：“自师之复来，诸方道侣云集，邪说日寝。京人翕然归慕，若户晓家谕，教门四辟，百倍往昔，乃建八会于天长，曰平等，曰长春，曰灵宝，曰长生，曰明真，曰平安，曰消灾，曰万莲。”[12]金亡之后，大批亡金朝士，流寓于京师，丘处机运用成吉思汗的所赋予的特权，让弟子加以招揽，因此而得活命者不计其数。元太祖二十二年（1227）六月，丘处机因疾不出。七月四日，他对弟子们言：“昔丹阳尝授记于余云：‘吾殁之后，教门当大兴，四方往往化为道乡，公正当其时也，道院皆敕赐名额，又当主持大宫观，仍有使者佩符乘传，勾当教门事，此时乃公功成名遂归休之时也。’丹阳之言，一一皆验，若今符契。况教门中勾当人，内外悉具，吾归无遗恨矣。”七月九日，留颂而逝。颂云：“生死朝昏事一般，幻泡出没水长闲。微光见处跳乌兔，玄量开时纳海山。挥斥八紘如咫尺，吹嘘万有似机关。狂辞落笔成尘垢，寄在时人妄听间。”[13]丘处机著作有《磻溪集》、《鸣道集》、《大丹直指》、《玄风庆会录》等。 

 
二、道教思想

虽然全真道为“道教中之改革派”[14]，但它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源渊于唐末五代产生的钟吕丹道派。钟吕丹道派的创立者是钟离权与吕洞宾，他们一改传统道教以符箓与外丹为主的宗教形式，创立了内丹学派。内丹学虽然借用了外丹的一些术语，但却表达了与外丹完全不同的涵义。内丹学主张以人自身具有的元精、元气、元神三宝为药物，以丹田为鼎炉，通过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炼虚合道的过程，达到灵魂出壳、长生成仙的超越目标。它与外丹依赖外在丹药来获取肉体长生不同，而是通过对人自身内在先天精、气、神的修炼来达到灵魂的超越，从而避免了传统道教的诸多弊端。钟吕丹道派的内丹思想，被宋神宗时期的张伯端所继承，创立了内丹南宗。后来，王重阳在陕西接受了钟吕丹道派的内丹思想，创立以内丹修炼为主的全真道，后来被称之为内丹北宗。[15]

王重阳的内丹心法源于甘河与醴泉的两次遇仙，他自己曾言：“终南一遇，醴邑相逢，两次凡心蒙涤。便话修持，重谈调摄，莫使暗魔偷适。养气全神寂，禀逍遥自在，闲闲游历。”[16]虽然他没有明确地说他在甘河和醴泉遇到的两位仙人就是吕洞宾，但他却曾明确地把吕洞宾作为自己的老师，他有词云：“正阳的祖，又纯阳师父，修持深奥。更有真尊唯是叔，海蟾同居三岛。弟子重阳，侍尊玄妙，手内擎芝草。”[17]又云：“汉正阳兮为的祖，唐纯阳兮做师父。燕国海蟾兮是叔主，终南重阳兮弟子聚。”[18]通过这两首词可以看出，王重阳明确把钟离权视为师祖，把吕洞宾视为师父，而把刘海蟾视为师叔。不仅王重阳这样认为，而且全真七子也明确地把王玄甫、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与王重阳奉为全真五祖，为了与内丹南宗的南五祖相区别，后来称之为“北五祖”。马钰言：“纯阳的祖，又重阳、师父通明玄奥。更有真仙和师叔，同共居蓬莱岛。”[19]王处一亦言：“我师弘道立全真，始遇纯阳得秘文。”[20] 虽然现在没有确切的史料来证明王重阳的内丹心法得自吕洞宾的亲传，但至少可以肯定其源于钟吕丹道派。

虽然王重阳继承了钟吕的丹道思想，但全真道的内丹思想不仅与同样是源于钟吕丹道派的内丹南宗不同，而且就是与《钟吕传道集》与《灵宝毕法》中所反映出来的钟吕内丹思想，也有很大的差别。同样，全真七子虽然都是王重阳的弟子，但他们各自的思想并不完全相同，正因如此，后来全真七子才各自立派。[21]但在全真七子中，对全真道内丹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最大的还是丘处机。丘处机几乎对成仙理念、性命理论、三教关系与内功外行等全真道思想的各个方面都有创造性的发展，其所创立的全真道龙门派，后来也成为七真所创各派中影响最大的一支。 

 
（一）成仙理念

虽然王重阳奉吕洞宾为师，但在成仙理念上，王重阳与钟吕还是有差异的。与钟吕仍然强调肉体成仙不同，王重阳在立教之初就提出了“全真而仙”的成仙理念。“全真”这一术语并不是王重阳首创，早在《庄子》一书中就已出现，《庄子·盗跖篇》言：“子之道狂狂汲汲，诈巧虚伪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论哉！”虽然早就有了“全真”这个术语，但是第一次用“全真”称谓自己所创立的道派，而且把“全真”作为理论宗旨的是王重阳。在王重阳的早期诗词中，曾经多次提到“全真”这一术语，这说明王重阳在创立全真道之前，就已经开始使用这个术语。但直到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七月，他在遇到马钰之后，才第一次以“全真”为号。

对于“全真”意思，《晋真人语录》中言：“夫全真者，合天心之道也。神不走，炁不散，精不漏，三者俱备，五行都聚，四象安和，为之全真也。”[22]全真弟子李道纯亦言：“所谓全真者，全其本真也。全精、全气、全神，方谓之全真。”[23]在全真道看来，所谓“全真”，就是全精、全气、全神，即达到精、气、神的合一。但是，与传统道教强调肉体成仙不同，全真道这里所谓的精、气、神，并不是与人的肉体相关的精、气、神。在全真道思想中，精、气、神有先天与后天之分，先天的精、气、神即元精、元气、元神，后天的精、气、神即交感之精、呼吸之气与思虑之神。后天精、气、神与人的肉体紧密相关，随肉体生灭而生灭，但元精、元气、元神，源于太虚一点灵明，具有超越性。尤其是元神，为人之真性所在，只要通过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炼虚合道的修炼过程，就可以使元神脱离肉体，上升天界而得永驻。因此，王重阳所主张的“全真而仙”，实际上是一种精神的超越方式。

立足于“全真而仙”的成仙理念，王重阳对传统道教所主张的肉体成仙的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说：“今之人欲永不死而离凡世者，大愚不达道理也。”[24]在王重阳看来，想凭借肉体而获得超升，这简直是太愚蠢了。人是一个既有限而又无限的存在个体，其中有限性来源于肉体的存在，而无限性则来源于精神所具有的超越性。人的肉体就如现实世界中的万物一样，有生必有死，无论人们如何修炼，都不可能获得肉体的永存，能够万古长存的，只能是精神。所谓超越凡世并不是一种肉体的飞升，而是一种心灵的超越。现实生活中的人之所以有生有死，堕入生死轮回之苦海，都由肉体的有限性所造成，因此，要想获得精神的永存，就必须抛弃肉体的束缚。王重阳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把人的精神与肉体对立了起来，他认为“性为真，身是假”[25]，“惟一灵是真，肉身四大是假。”[26]“全真而仙”就是要通过全精、全气、全神的过程，使真性不乱，而“真性不乱，万缘不挂，不去不来，此是长生不死也。”[27] 

 
王重阳“全真而仙”的成仙理念，后来被全真七子所继承，马钰就曾言：“天有时而崩，地有时而陷，山有时而摧，海有时而竭。凡有相者，终劫于坏。惟学道者，到神与道合处，则永劫无坏，兼功及九祖升上清矣。”[28]凡有形有相者，都有生有灭，无形无相者，则无生无灭。对于人来说，肉体是有形有相的，而真性却是无形无相。因此，肉体是不能永存的，只有真性才可以永劫不坏。在此基础上，马钰进一步主张“身假性真”，他说：“身四假尚为馀，景繁华事可疏。有个中真个物，令牢落达冲虚。”[29]“身四假”就是指人的四假幻躯，也就是指人的肉体，而“个中真物”则是指人的真性。在马钰看来，有形有相、有生有灭的肉体是虚幻的，只有人的元神、真性才是人之为人的本质，也是人能获得长生永存的内在根据。但由于一般人认假为真，不识真性，难免堕入生死轮回，只有“识破四假身，修炼个真身”[30]，才能够“全真而仙”，永脱轮回之苦。

对于王重阳、马钰所提倡的这种“全真而仙”的成仙理念，谭处端、刘处玄、王处一、郝大通等人都有所继承，但在全真七子中，最能把这种理念发挥得淋漓尽致的还是丘处机。全真道的创始人王重阳，只活了五十八岁，在全真七子中，马钰活了六十一岁，谭处端活了六十三岁，而孙不二活了六十四岁，刘处玄活了五十七岁，都不能说是长寿，更不用说是长生了。面对这种状况，全真道必须有一种能够自圆其说的解释，否则很难令人信敬。这个问题引起了丘处机的注意，他在继承王重阳、马钰“全真而仙”的成仙理念的基础上，充分发展了全真道注重精神超越的特质，试图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难题。

对于形与神之间的差别，丘处机有与马钰类似的说法，他言：“道涵天地，神统百形。生灭者，形也；无生灭者，神也，性也。有形皆坏，天地亦属幻躯，元会尽而示终，只有一点阳光，超乎劫数之外，在人身中为性海，即元神也。”[31]在这一段话中，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意思： 

首先，在形与神之间的关系上，丘处机主张“道涵天地，神统百形”。正如老子在《道德经》第十四章中所言，道是“视之不可见”、“听之不可闻”、“搏之不可得”的“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这个无状无象的道，显然是无形无相的。而与道相比，天地则为有形有相的存在物，因此，虽然道生天地，但道与天地的关系却是无与有的关系，道为无，天地为有。由道与天地的关系进一步推扩开来，就可以得出形与神的关系，神是无形无限的，而百形、百物却都是有形有相有限的具体存在物。有限则不能统率无限，但无限却可以统率有限，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丘处机主张“神统百形”。显然，在他看来，在神与形之间，以神为主，以形为副，形从属于神。

其次，有形的东西一定有生有灭，无形的东西则无生无灭。有生灭的东西，不管它能存在多久，终有一天它会消失；无生灭的东西，既然没有生，也就没有灭，就可以永存长驻。从理论上讲，正如《老子》第四十章所说的那样，“天下万物生于有，而有生于无”，有形有相的东西一定产生于无形无相的东西，有形不能从有形中产生出来，因为有形的东西都是有限的，或者说都是有一定规定性的东西，它在获得某种规定性的同时，也丧失了成为其它存在物的可能。因此，万物中的任何一个物，都不可能成为万物的本源，只有超出于万物之外的道或无，因为是毫无任何具体规定性的东西，才可以成就任何东西。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老子才说“有生于无”。道生万物，但却无物生道，道是自本自根的，它自古以固存，这就是说它不是他物所生的，而是永恒存在的，所以道是无生的，既然无生，那么必然无灭。万物就不同了，万物都由道所生，有生则有灭，正因其为被生，所以最终必然归于消亡。

最后，对于人来说，人的肉体是有形有相的，而人的真性或元神却是无形无相的，根据有生必有灭的自然法则，肉体是一定会消亡的，而人的真性或元神却可以永存不灭。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丘处机坚决反对想凭借肉体以获长生的行为，他与王重阳一样，也认为有这种行为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