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翟玉忠先生和杨鹏先生的讨论，我想谈点看法。

首先谈权贵资本主义。我认为中国现在的确是权贵资本主义，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的确也是特权市场经济。特权市场经济的特点就是市场规则没有法治化（这是我杜撰的）。这并不是说由官僚制定出来的市场规则不理性，而是指这种制度难以有效控制人的意志对市场规则的干预。如果不能有效控制个人意志对市场规则的干预，则潜规则必然横行。

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又如何呢？我并不赞同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同样不能有效控制个人意志对市场的操纵。我认为市场规则应该法治化——规则法律化、并且有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来执行这些法律。只有以相对稳定的法律作为市场行为的标准，市场经济才有可能有“合理配置资源”的功能。

“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类的思想为什么在实行上会走样？因为这些思想在观念上不能整合。三民主义其实是在儒家的传统上嫁接“民主”“自由”之类的概念，和现在那些新儒家们一样，是把“民主”“自由”之类的概念当成了新的先验的、不证自明的常识来供奉。由于儒家意识形态向来都是道德至上，儒家们的关怀和努力都是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但是，如果一个社会中的成员普遍都具有高的道德水准，跟本就不会要求社会在制度上必然实现“民主”“自由”。即使是奴隶制度，只要社会上个个都道德高尚，根本就不会有任何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显然，从道德至上的价值观推不出在制度上实行“民主”“自由”的必然性，儒家思想在逻辑上不会有“民主”“自由”的要求。只有持性恶论或人情论的意识形态，在制度上才有“民主”“自由”的要求。因此，在儒家传统上嫁接的东西，在实行上会走向其反面。

儒家向来都重视义利之辨，对“君子们”而言，“义”才是正义的，“利”即使不是邪恶的，也不是正义的。君子以公开追求私利为耻。既然在意识形态上个人追求私利是不正当的，那么制度上也不会给私产以神圣的地位。因此，儒家社会不会有坚固的私有产权保护制度。既然在法律上没有“坚定地”维护私产的要求，那么儒家社会也就没有司法独立的要求。由于中国没有司法独立和坚固的私产保障制度，市场规则法治化就不可能，市场规则根本不能有效控制个人意志的干预，市场没有一个理性的秩序，故中国在宋明虽然商业发达，却没有产生资本主义。

再说两种法家的区别。古典法家的法治思想，是建立在趋利避害的人性上的。法治、“法律至上”之能实现，有赖君主的趋利避害。也就是说，法家对君权的限制、对“法律至上”的保障，来自君主的趋利避害。因此，在多国剧烈竞争的时代，君权是受限制的，君主不论主观上对“亡国”的恐惧，还是客观上物质条件，都限制了君主的个人意志。这种时期的君主的确是不得不“抱法处势”。但在一统天下之后，限制君权的条件消失了，就会出现专制、并由专制而出现壅蔽。秦的快速灭亡，就是专制而壅蔽而亡的。

以上是浅见，望请各位网友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