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根柢在道家。用南师怀瑾先生的话说就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在《老子他说》一书中,这位发愿一生宣传中国文化,舍身求法的大学者解释道:“细读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会发现一个秘密。每一个朝代,在其鼎盛的时候,在政事的治理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秘诀,简言之,就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自汉、唐开始,接下来宋、元、明、清的创建时期,都是如此。内在真正实际的领导思想,是黄(黄帝)、老(老子)之学,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而在外面所标榜的,即在宣传教育上所表示的,则是孔孟的思想、儒家的文化。”[1] 中华道统,本自黄帝、老子之学。其内圣外王,横亘千载,一以贯之。间有尧、舜、周、孔,诸子迭出,至战国秦汉,黄老之学整合百家,蔚为大观。凡诸子百家,莫不宗之。故司马迁称申子、韩非之学皆“本于黄老”,慎到、田骈、接子、环渊之徒“学黄老道德之术”;而杂家《淮南子》、《吕氏春秋》亦以黄老为归依。 东汉初年,王充(公元27~95年)作《论衡》,仍坚持道统,如司马迁写《史记》一样,“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汉书·司马迁传》)王充更明确地指出,当儒家学说与黄老学说发生矛盾时,当遵从黄老之道,而非儒家之说。他写道:“说合于人事,不入于道意。从道不随事,虽违儒家之说,合黄老之义也。”(《论衡·自然篇》,文意:[谴告说]符合于人世间的事情,却不符合自然大道。服从自然大道,不迁就人世间的事情,虽然违反了儒家的学说,但它符合黄老的道理。 ) 在《论衡·自然篇》中,王充直接将黄帝、老子并列为圣贤中并纯正者,因为他们能恬淡无为,合于大道。同时将“不肖”释为“不似”,即不似天地、不类圣贤,是有为的。上面说:“道德至高、至纯的人,承受天的气最多,所以能效法天,能达到自然无为的境界。承受天的气薄而又少的人,不遵从道德,与天地不相似,所以叫不肖。不肖,就是不相似。与天地不相似,与圣贤不相同,所以就有意的行动。天地像熔炉,自然的变化像工匠,承受天的气不一样,怎么能人人都是圣贤呢?圣贤中最纯的人,是黄、老。黄,是指黄帝;老,是指老子。黄帝、老子的操行,身心清静无所妄求,端庄严肃而阴阳之气自然调和,无心于有意的行动而万物自然变化,无意于万物的产生而万物自己生成。”(原文:至德纯渥之人,禀天气多,故能则天,自然无为。禀气薄少,不遵道德,不似天地,故曰不肖。不肖者,不似也。不似天地,不类圣贤,故有为也。天地为炉,造化为工,禀气不一,安能皆贤?贤之纯者,黄、老是也。黄者,黄帝也;老者,老子也。黄、老之操,身中恬淡,其治无为,正身共[同“恭”——笔者注]己而阴阳自和,无心于为而物自化,无意于生而物自成。) 这种恬淡无为的德行反映在治国领域,就是任贤使能,循名责实,进而实现无为而治。其典范就是黄帝、尧、舜,此一至治境界也是周公、孔子所向往的。 王充接着写道:“易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垂衣裳者,垂拱无为也。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又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周公曰:‘上帝引佚。’上帝,谓舜、禹也。舜、禹承安继治,任贤使能,恭己无为而天下治。舜、禹承尧之安,尧则天而行,不作功邀名,无为之化自成,故曰‘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年五十者击壤于涂,不能知尧之德,盖自然之化也。”(文意:《周易》说:“黄帝、尧、舜不必有所作为,就达到天下大治。”所谓垂衣裳,就是垂衣拱手无为而治的意思。孔子说:“真伟大啊,尧这样的君王!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能够效法它。”孔子又说:“多么崇高啊!舜和禹享天下而他们却觉得好像与自己不相干似的。”周公说:“上帝制止游乐。”上帝,指的是舜和禹。舜和禹继承了安治天下的办法,任用贤能之人,恭敬自持顺应自然而天下大治。舜和禹承继了尧的安治之法,尧遵循天道自然无为的原则行事,不有意去创立功业,不存心去追求名誉,无为而治的教化却自然获得成功,所以说,“尧治理天下自然无为,没有一个人能说得出他的功德”。五十多岁的老人在道路上作击壤游戏,而没有意识到尧的德政,这是听其自然的教化的结果。) 这里,我们能够勾勒出中华五千年无为而治道统的基本脉络,它与后世儒家起于尧舜,终于程朱的道统具有本质的区别,图示如下: 黄帝——帝尧——帝舜——帝禹——周公——老子——孔子 注释: [1]南怀瑾:《老子他说》,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页。 (本文摘自翟玉忠《斯文在兹:中华文化的源与流》,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