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本無“道統”一詞，自南北朝佛教西來，乃自稱其道統，而佛教化之道教亦云之，然後唐儒以道統稱中國聖人之傳承。

有者，不宜有也。若無外來觀念，則中國自生之諸子百家，雖有觀點之別，而於天地本原，先王及人倫，本無差別，無需一統繫之觀念。唯西學外來，乃有道統之自命，及道統之分辨與維持。

道者，行所由也。統者，總繫之辭。則道統者，謂一國人行為模式之本原也。四方之民異性，則其行事亦殊，其各自聖人之治術亦別。

中國之別於四方者，在自古大一統，非歐洲封建之謂，乃聖王能正理一分殊，以為民極之謂。四方自古至今，皆貴族統治，今亦不過以工業化、金融化技術，假民主之名義，行其專制而已。等而下之，則種族主義、種姓制度、奴隸制度，仍在歐美及其衛星國存其孓遺。而中國自古四民為主，選賢與能。古中國除天子諸侯外，無世襲貴族，無世代為奴。明朝奴婢贖身仍可考取功名。中國亦從無西人所謂slaves，只有servi，中國古代生產力基礎是四民，也即西人所謂freeman，以自由民為絕對主體，故中國以無自由之觀念與追求，人對默認具有的東西都是不屑一顧的。

古中國對萬物有分類，無等級體系，亦無佛教“眾生平等”之觀念。蓋以為萬物皆本元氣，各成其性，是本無差異，本無高下之別。與佛教因果之下，及西方創世之下然後言之的平等，有根本區別。觀念上講，中國是“本元平等”，先天眾生平等，外國人觀念上只是後天平等而已。一切文明，都是先天先於後天的。所以外國的所謂平等，並不能解決其骨子裡的歧視。而中國相反，並不會因人的社會地位而產生對人自身的貴賤觀念，因為先天他們是一樣的，唯一的差別，是性命，也就是德行。

更重要的，由於中國是四民主體，先天平等，所以在中國人看來，工作亦無高下之分，我們更看重工作的必要性，及工作中體現的德行，而不是這個工作被後天賦予的地位，這在漢儒更加純粹。

所以，對中國人而言，形而上的思維和形而下的制器、治事，並無高下之別，只有從事者德行之分。所以我們自古並不待見所謂的哲學、智慧、覺悟，我們更注重的是，如果這些是好東西，那就要機械化，讓匹夫匹婦可以能行焉。如果不能，那就是你有所未知，有所不能，你的道是經不起考驗，不足以徵驗的。中國的道，是必須可計算的，必須擬合歷史，並能推算未來的。

所以一些哲學性東西，在中國本無名相，只有制度。比如平等之類，我們沒有哲學的討論，只有選賢與能的制度。制度，就可以不斷積累經驗，且經受實踐的檢驗。所以我們有大比-察舉-中正-科舉的歷史發展。我們也沒有社會的觀念，或社會的主義，但我們有門內之治恩掩義的觀念，界定了法律和家族的場域。家族之外，就是社會，中國自古只有統一的法律，和理一分殊的習俗，以至於無需產生一套話語。我們也要保護四民之恆產，於是有井田制，為此還要有轅土易居的制度，以及均人、土均的官職，以及歷代名田、均田、度田、屯田的支撐。平等也不是空話，要實現身份、職業、教育的公平，以及階級流轉的機制。於是就要有遍及鄉野的學校，直到明朝的社學。同樣，尊老愛幼不是空話，就要有媒氏促進婚姻生育，要有各級養老禮體現人倫的倡導。

以上，共同構成中國的道統。

在多元化世界，重新會其有極，歸於有極就是經學的責任。

今天的不幸，是由於神州陸沉後道統的崩潰，所以近當代秩序，主要是吸納歐美道統建立起來的。今天的幸運，是新中國是選擇了歐美文明的頂峰，最接近中國傳統的社會z義建立起來的，所以很多東西還可以維護。

但今天的不幸，又在於社會z義本身岌岌可危，其教育體系已被奪舍，維護道統舉步維艱。但今天的幸運，又在於資本z義行將就木，其弊端已難以掩飾，相對而言，給了中國人認知自我的窗口期。且民間進步人士正在打破歐美的精神控制、話語壟斷，正在重構世界景觀和中國自己的解釋體係。